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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生平 
作者:[新法家] 来源:[] 2006-03-15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由于对南越采取了不和好的政策,致使南越王赵佗一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役属闽越、西域,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茸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再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修好和善,于是赵伉去帝称号,归附汉王朝。文帝初年,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提出批评。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即位初,于前一七九年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前一六七年,又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着减轻。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近二十四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一七八年和前一六八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一六七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稳定政局的严重问题。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抑了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对诸侯王开刀。刘长死后,他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对汉廷有“怨望”而多年“称疾不朝”,早露反意的吴王刘濞,也赐其几杖,允许他可以不来朝请。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时,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口谕,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侯人邓通因阿谄媚上,得到文帝赏识,一句话就把严道铜矿的开采权赏予了他。致使他可以私铸钱币,形成“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严重扰乱了货币制度。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汉文帝(前202-前156)刘桓,高祖中子,母薄姬。前一九六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一八○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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