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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祺:娱乐化助长了反智主义 
作者:[魏祺]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6年7月26日] 2016-07-29

  摘要:一位90后高中历史老师在接受一家媒体访谈时,“告诫学生不要滑向反智主义”,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位90后教师名叫魏祺,目前是北京中医学院附中一名历史老师。近日,记者对这位年轻教师进行了专访,针对高中历史教学、学生培养等问题,他谈了自己作为一名90后老师的看法。

  娱乐化助长了反智主义

  北青报: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你对于“反智主义”的言论,引发了热议。你怎么理解“反智主义”?

  魏祺:我提到的反智主义主要是读书无用论,因为我的学生中存在这个问题。而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北大毕业的卖猪肉,人大毕业的给初中毕业的打工,我身边也有这种例子:我一个大学老师的孩子是打英雄联盟的世界级选手,基础教育阶段就在玩游戏,现在年收入可能近千万,比一个名牌高校毕业生挣的多得多,再加上面对高考的高中生觉得读书和考试真是太痛苦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也许我不去读书,也许我剑走偏锋,我也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得不错。所以,我警告学生不要滑向反智主义的深渊。

  北青报:你觉得娱乐化是否助长了反智主义?

  魏祺:是,当下的娱乐化确实是助长了反智主义。当然,我并不是说娱乐本身有错,但要分场合,而且一定不要过度娱乐化

  碎片化阅读要比不读强

  北青报:你一般会给学生推荐哪些历史书籍呢?

  魏祺:我鼓励学生看严肃的学术著作。让学生读前言,因为是每本书观点的提炼。另外我让学生去看目录,看一下脉络,再去寻找知识体系。我觉得当下的学生对古文阅读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像《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我一般都不太推荐,我一般推荐一些比较通俗的读物。例如通史类的书籍,我会推荐学生看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和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而且我还会推荐他们看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微信上的史学公众号上的比较好的文章。

  北青报:你觉得媒体和公众号上的文章,会不会造成学生碎片化阅读的情况?

  魏祺:一些老师也和我提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碎片化阅读要比不读强吧?当下的问题不是担心碎片化的问题,咱们先要担心学生是否阅读的问题。有些学生回家只玩电脑打游戏。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他们去阅读书籍。所以,我还会再推荐一些纪录片,因为接受影像比接受文字更容易,同时也是一种减压。

  北青报:学生从媒体和公号上获得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你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魏祺:我给学生提供多方面的资料。我对学生说,对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国家,我们要平视它。不能遇到什么东西都是外边的绝对好,里边的绝对坏。我们在引导学生平视历史、平视其他国家的时候,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国有苦痛,有成就,这叫“功劳要说够,问题要说透”。现在学生关注国家的命运,南海问题、转基因问题等学生都关注。这源于学生对于社会的观察。现在,真的能给学生一个好视角,不要拘泥于书本、拘泥于课堂。这能避免他们盲目排外。

  比如最近的英国脱欧公投,英国脱欧给了中学生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打开他们的世界视野。我的一个学生家长就打算在暑假期间带孩子去英国走走看看。看看英国公投对英国社会有什么影响。我在给这位家长建议的时候就主张,他要带孩子去接触英国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群,看看这些人对英国脱欧有什么看法。比如年轻人怎么看,据我所知,英国的一些年轻人一方面是被一些思潮裹挟,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欧盟,他们把投票当成一种娱乐了。

  北青报:据我们了解,你经常带你的学生去博物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魏祺:在史学中有一种理论,就是二重证据法。它要求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以论证历史。所以,我经常带我的学生去博物馆参观。因为实物展览会给学生最直观的历史感悟。我举个例子,在教科书中对军机处的定义是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顶峰。后来,我就带着学生去了一趟军机处,学生从外边一看就说就这么一排小破房,进去以后又说这里味道真难闻。后来等我又和学生讲到军机处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还记得军机处吗?学生就说记得,就是那排又小又破又味儿的房子。我接着问那你们还记得军机处的意义吗?他们一下就回忆起了,军机处是专制皇权的顶峰。而且不光是博物馆,我还要带他们去接触自然,我带我的学生去泰山,其中在天街那有一块微微隆起的石头,看着不起眼但是明显和泰山灰色的岩石不一样。泰山有过三次隆起,这块石头是第一次隆起时的最高点。学生一听就马上去触摸那块石头,我觉得这种触摸会有一种历史感悟,这种感悟超出了对文字的感觉,这是对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的感悟

  让中学生批判社会不现实

  北青报:你如何看待当前的高中教育?

  魏祺:我觉得高中教育要符合孩子这个年龄的认知。你不能让他过于超前,可以让他有新颖的方面,不要过度接触成年人的社会。我主张学生的批判精神,但我主张的是学生对于我的批判,因为他们能接触我,我讲错,他们能发现。但他们对于社会,我更主张他们对于社会的观察,而没有主张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如果我主张学生对于社会大张旗鼓地批判的话,我觉得我也会对学生进行一种误导。他们没进入社会,让他们批判社会不现实。

  北青报: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接受媒体的采访?

  魏祺:之前采访时就说过,特别感谢媒体开始关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一直是社会上的人去关注,家长去关注,学校老师在关注。媒体每年投入多少笔墨吗?媒体关注的可能就是每年高考。但这些就是教育的全貌了吗?它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但不是全貌。为什么接受这些媒体的采访呢?一个是高中老师的平台不像大学学者那么广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中老师发声的很少。我觉得媒体能给一个高中老师发声的平台,这个平台说实话掌握住了,你会促进社会的思考。一个理念如果被传播出去,它能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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