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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上) 
作者:[水木然] 来源:[新浪博客2016-07-10] 2016-07-20

 

【前言】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努力实现崛起。但不是每一个大国都能顺利走上全球的巅峰,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如德日,如今世界再次遇到百年之变,中国正努力向上,大国崛起的成败规律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的!

【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一、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
    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2、未能充分解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
    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
    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
    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
    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
    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二、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
    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
    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
    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
    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
    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
    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
    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三、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
    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的稳定。
    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
    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四、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
    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
    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
    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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