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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思辨天国与现实大地的隐秘谱系 
作者:[张一兵]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04期] 2016-05-27

  黑格尔哲学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可是,将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进行一种深层联结,这只是本世纪40年代后的新视域。而这个以经济学为支援背景的黑格尔哲学,也是我们过去在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条被遮蔽的逻辑线索。这一点,对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们集中说明一下早期青年黑格尔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经济学线索,以及这一线索后来在他哲学体系中的逻辑踪迹。

  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主张,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逻辑必须做认真的重新透析。这种认识不是在传统研究构架中那种细部化的“新论”,而必须有新的投射视角。以我之见,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是爱利亚学派的绝对本质(“一”)与柏拉图的相(理念)论的延续,也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德国思辨中的一次理论撰写。在这里,神秘的宗教话语被思辨然而可知的理性话语所替代。这是一种极重要的逻辑指认。作为最高存在的上帝(人类的绝对本质),实际上内化为最抽象的客观精神。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发生学中,个体意识所面对的变动不居的感性存在(“多”)背后被指认出一个本真的彼岸世界,不过这一次创世主(绝对的“一”)被叫作绝对观念(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感性幻影破碎的序幕之后,奥德赛神喻式的出走与返回,康德的理性矛盾与浮士德屈从物欲的悲剧,以弯路的必然性和深刻的非直线性,再一次以历史的宽阔场境重演了。这一轮的造物是通过空灵的精神上帝幻化在自然背后开始的,这是所谓精神异化(从费希特始)的第一步(也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总体上的第二时段,即《自然哲学》)。由此,观念本质是通过对象化为物质存在实现的,虽然精神“沉沦”于自然物质,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因此异化等于对象化。物化的扬弃实现为科学理性的逐步布展。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人的现实“激情”成了造物主的工具《精神哲学》中的“理性的狡计”),因而异化的后继过程是客观精神对象化和外化为社会机构和社会活动之结果,以及人的意识对象化为他劳动的产品。在这一更高的历史层面上,以人的主体物化于财产(第二自然)的生产与所有表征了新一轮异化的出现。

  面对这一博大精深的哲学构架,我们过去较多地是从黑格尔表述自己体系的成熟论著中提炼出那宏大的思辨逻辑,可是,没有注意的恰恰是这一话语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即青年黑格尔早期十分深厚的文化历史研究(图宾根到耶拿时期)。特别是黑格尔面对当时欧洲历史与生活的现实确证,这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通俗地说,就是马背上的拿破仑与绝对精神、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的狡计”的内在关联。其中与本文论说主题最关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联结点,就是作为工业进程理论映照的古典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

  本世纪20-30年代,黑格尔大量早期文献得以问世,这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关注(注:《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图宾根,1907年版;《黑格尔政治和法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923年版;《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莱比锡,1931年版等。)。据我们读到的文本来看,卢卡奇是最早明确指认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的人之一。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以下简称《青年黑格尔》)一书中,他第一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对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反映。按照他的观点,黑格尔是“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也是唯一严肃认真分析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节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页。)。如果说,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论结构是建立在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实的基础之上,而在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开始直接基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将他的研究直接延伸到英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本身,而到了耶拿时期,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黑格尔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问题”。我以为,卢卡奇这一论见是十分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注:我注意到贺麟先生否定卢卡奇这一看法的意见。他认为不能肯定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显然,贺麟先生担心如此过高评价黑格尔会贬低了马克思。这种忧虑实属多余。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40页。)。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黑格尔早期著作和手稿的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微观理论渊源的追问,成为黑格尔哲学研究新的热点。其中,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一重要的讨论观点(注:夏姆莱:《斯图亚特和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巴黎,1963年版。)。我注意到,个别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注: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论部分。)。这为我们此处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从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确立正好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完成的;而在西方思想史的视角中,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则恰好形成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最繁荣的年代。资料显示,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之后,当时几乎整个欧洲学术界(包括政界)都沉浸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痴迷之中。作为一名有着敏锐眼光的思想家,黑格尔自然也很关注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这一全新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与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历史现实)的接触,使黑格尔真正从神学(观念化)的理想天国开始回落到现实历史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上。从而使他的理性逻辑的进一步发生得以建立在欧洲历史现实发展的最高之点上。也因此,一些学者评论道:“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注:参见《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9期。)。

  黑格尔最早对经济学感兴趣,是在1798年在法兰克福写下的《沃特兰德致贝克的有关以往国家法律关系的宫庭通信录》一文中反映出来的。1799年初,也是在黑格尔对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他首先认真分析的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99年2月19日到5月16日,黑格尔阅读了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德译本,并写有评论。这一文献后来遗失。)。以英国学者普兰特的观点,黑格尔从斯图亚特的一书中起码获得了这样三种看法:一是以历史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架;二是在历史的视域中肯定现代“交换经济”(市民社会)现实地增进了人的自由和自我发展;第三是在近代商业社会这样一个新角度上确立国家对现象生活的自觉作用(注: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经济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第274-275页。)。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对经济学研究从来不是一种简单地理论获得,更多的是逻辑建构的现实历史确证。实际上,历史主义和社会发展的目的论都是德国理性主义(赫尔德到谢林)的应有之义,对于黑格尔来说绝不是外在的新东西。

  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是在19世纪最初几年的耶拿大学时期。大约在1800年左右,他认真研讨过斯密等人的论著。1803-1804年,他在自己的讲座中经常提到斯密的经济学思想,而此时劳动问题成为他思考的主要对象。相关问题还有人的活动本质、分工与市民社会等问题。在同时期写下的《耶拿时期实在哲学》一书的第一卷中,他直接引述过斯密《国富论》中那个著名的制钉工厂的劳动分工的例子。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黑格尔有可能“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时候。

  对政治经济学作完整的评述,出现在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一书里。在此书中,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在现代世纪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可以见到思想2(见斯密、萨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的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的理智”(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在黑格尔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市民社会中的必然性,他确信商业社会中“这种表面上分散的和浑混的局面是靠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必然性来维系的”,而政治经济学正是为“一大堆偶然性找到了规律”。他十分清楚,面对现代经济运动,各种经济关系(“一切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阻碍,形成一奇特的“交织的现象”,特别是这些经济现象“看起来一切都是听从个人任性摆布的”,可就象太阳系的不规则运动一样,“它的法律毕竟是可以认识到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总体认识是准确的,也知道经济学是在人们看起来任性的偶然性活动中,捕捉到必然性关联和运动规律的科学。

  需要提出的是,在黑格尔哲学发展的中后期,经济学观点很少以直接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而时常隐匿在哲学话语的背后(偶尔他也明确指认政治经济学在思想逻辑中的地位,如《精神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些章节)。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规定却直接表现为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的关键性逻辑环节,例如劳动与市民社会问题。而这些规定又直接与后来的马克思有更重要的理论逻辑关联。

  劳动:人产生自己并创造社会历史的外化活动

  劳动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有两次指认。第一次是《精神现象学》那个个体意识进程中,劳动作为主人、奴隶和物的辩证中介,是个人主体在对象中确立自己的通道。第二轮,绝对观念从天国(《逻辑学》出发,其总体异化在经历自然沉沦之后,劳动成为异化主体进入的第三阶段,即绝对精神假手社会历史运转中的一种必然手段。请大家注意我这里所做的重要界定,即劳动规定在个体与类两个不同层面的异质性。

  以黑格尔之见,劳动在第二个层面,即观念的总体异化(对象化)中首先是人类的精神本质(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次主人)实现出来的必要环节,依我们上面已经指认的大逻辑,劳动也就是主体类意识的外化与异化,因为精神性的人之类本质实现为物质性的活动,并直接对象化于劳动产品中,所以劳动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产生,人的主体性之自我确立和提高。人类主体通过劳动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对外在神创论的直接否定。同时,在人的劳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异化的自然物质,随着劳动的运作,在劳动成果的形式上被提高到精神自觉创化的层面。同时,面对“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的一般的自然观照的知性科学,开始向主体性有意识的实践认识转化。这个主体有意识的劳动结果被指认为“第二自然”,以区别于原生的完全物性化的第一自然。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悖结: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实际上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死物质向观念性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的奴役,劳动对象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在人类主体活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的更深刻的异化。当然,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须肯定的异化。

  必须指出,以前我们谈论黑格尔的劳动规定多是从哲学的视角,而忽视了劳动规定的一种现实的源头:即黑格尔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确证。其实,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正是黑格尔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他后来哲学逻辑深刻度的关键底线。可以说,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形成是与他对现代劳动问题的理解直接相关的。也因此,卢卡奇下述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黑格尔观点发展中的转折点正是与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关,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手段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黑格尔在研究亚当•斯密著作过程中最早产生的”(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节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0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黑格尔自己的说法。以黑格尔之见,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在此,劳动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核心,这似乎离后来《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相接近。并且,这里似乎并不是先前我们看到的那种哲学话语,倒象是经济学话语。如果再仔细去分析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研究,这里的劳动又可以区分为这样三个逐步深化的方面:第一是劳动在人类自我形成方面的作用。黑格尔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劳动实际上是使人类主体产生出来的客观活动,“劳动就是逐渐使自身变成人这一实物的活动”。因为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改造外部对象,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确立为主体的人。这种主体的自我确立,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总体,都是如此。“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使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这种造形加工使手段具有价值和实用。这样,人在自己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品,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9页。)请留意,黑格尔这里的劳动规定的侧重点明显不是重农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而是工业生产的劳动,这种语义直接与斯密和西尼尔在经济学中对生产的定义相关。主体的对象化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是有限的,主体活动只是自然生产的辅助因素,只有在工业劳动中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才可能在完整的意义上以“造形”的本质特征实现出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对象化,当然也是全部人类主体异化在社会历史层面的客观基础。

  于是有了语境的第二个层面,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论说,已经不是一种非历史的空洞的规定,而恰恰是从现代商品生产条件出发的具体确证,这里已经产生了劳动一般的现实规定,实际上这是分工与交换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劳动。他在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看到,在分工之下的“交换”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满足某一种需要而劳动,但作为加入社会整体的个人,却客观上又满足着许多人和需要。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注意到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特殊性的关系。黑格尔意识到:“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单个的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和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人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东西”(注:黑格尔:《耶拿时期实在哲学》第1卷,莱比锡1932年版,第328页。)。这样,黑格尔实际上已经接近发现劳动一般的概念。他区分了人类早期以操作实物的劳动和商品生产的劳动,指出在作为社会历史交换现象的劳动中,“花费在整个对象上的劳动只在劳动本身分配,成为单一的劳动形态:单一的劳动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分配变得更加机械了,因为由此而来的多样性,因而劳动本身变得更加一般,更加异己于整体”。并且,这种劳动一般主要是通过工具表现出来。黑格尔发现,与停留在个别领域的劳动产品不同,工具是具有一般性的,“劳动的主体性在工具中上升到一般”。黑格尔分析道:“面对着一般的技艺水平,个人去使自己脱离这种一般性,使自己成为比其他人技艺更高的人,去发明更有效率的工具。但是在他的特殊技艺中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乃是他发明了某种普遍的东西;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这种东西,从而就取消了他的特殊性,工具则成为一切人的共同的直接所有物”(注:黑格尔:《耶拿时期实在哲学》第2卷,第197页。)。当然,物化工具只有借助劳动才能参与自然界的开发,否则,它只能是一种空洞无用的东西。

  至此,黑格尔自然就会接近这样一种认识,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这是劳动规定的第三个语义层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走向一般与抽象总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指向,在黑格尔看来,沾带于物的具体劳动是那些创造初级产品的人,即同自然界保持着生动联系的个人的劳动,比如农民的生产劳动。这也是上面我们谈到的人类早期的传统劳动形式。但是黑格尔明确认为这种“具体劳动是原始的劳动,它是实体的保留,整体的粗糙的基础”。固然如此,在这些劳动中,个人却能在劳动结果中保持自己完整的个性。而进入到现代交换社会以后,劳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各种个人的劳动则必然转化为人类的抽象劳动。这是一种使个人成为社会关系的奴隶的单调的劳动,将个人贬低为机器零件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个人通过自由的抽象劳动来洞察自身、自己形式的个性,来洞察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存在”。并且,这种抽象劳动也就是所谓“劳动的共性,或曰所有各种劳动的中立性可以作为劳动的一个平均术语,通过它,劳动可以进行比较,任何个别的现实的东西、货币可以直接转化为它”。在这里,黑格尔的理解直接达到了李嘉图的水平。因为他所描述的抽象劳动实际上只能出现在大工业的机器生产过程中。“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此外,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让机器代替他”(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0页。)。黑格尔极敏锐地透视了现代机器生产的本质。当然,他觉得这是绝对精神在抽象劳动中的直接现身。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的是:一是黑格尔看到劳动形式本身的进步,但由于他仅仅将具体劳动视为传统劳动形式,这也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到现代劳动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二是黑格尔已经接近于市民社会中劳动的一般是一种物化的被动的东西,是合力的客观结果,个人与类主体异化的一个新的层面。也是由此才导引出整个市民社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并且,黑格尔充分肯定由劳动对象所造成的经济异化的客观进步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不同在于黑格尔是肯定经济异化的历史的暂时的合理性,而古典经济学则论证其自然性和永恒性。至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却是否认异化的客观进步意义的。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语境对比。

  经济盲目性与自发性:市民社会背后的理性的狡计

  当黑格尔捕捉到处于分工交换中的劳动一般时,就已经确定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说:“黑格尔是德国第一位承认经济生活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性的思想家,尽管他拥有幻想,认为国家可以缓和调节产生于经济中的社会矛盾,然而他毕竟从未把国家的这种作用说成是抽象地制定细节,强行干预经济生活,通过行政命令来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俄文版,第458页。)。在黑格尔那里,他决不是简单地肯定古典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现象。他首先将市民社会从逻辑上定位为“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历史的肯定。同时,身处普鲁士土地上的黑格尔又将市民社会判定为伦理实体发展中的“分裂和现象”(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1页。)。这又是一种否定。黑格尔的见解颇具辩证性。为什么会这样?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分散的私有制社会,也是由市场关系构成的经济体系。在这里,自发的必然性开辟了通向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道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成,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这看起来,象是对斯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市民社会的直接哲学诠释:“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8页。)。这是由于,“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来说、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连中的一个环节”(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0页。)。这个普遍物是什么?即市场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客观的物化“社会联系”。

  很显然,黑格尔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原则:一是个人只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二是个人之间自发地形成社会联系。在他那里,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经济结构。黑格尔指出,在这种社会中,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但到头来人们活动的产物却是其中每个个人所并没有要求的社会联系:“每个个人在自己一项工作中有意无意已经在完成某种总体工作,故他在完成总体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完成自己既定的工作。整体成为他的产物,为了这个产物他可以牺牲自我,也正因为如此,反过来他从中获得了自我”。黑格尔十分清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这种表面上看来利己的私心,财产所有权,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和工具的使用,好像客观上是将一个人从其他人那里分化和独立出来,但实际上,这一切也客观地不自觉地自发形成着某种新的社会关联。这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形成,但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

  当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看成是社会普遍性(绝对观念在这一历史层级中的物相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新的进展。由此,黑格尔自然是积极地肯定它。具体地,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在结构性的历史断面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人们的特殊性最直接地包含在他们自身的需求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就是人们都能得到满足的共同财富”。但是,一旦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个人就不再仅仅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更深地受一种普遍力量的支配,这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形成于人们的个别活动,但却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如果转换到社会历史的历时性视角中,在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中,这又是理性的狡计在市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也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具体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自发性调节力量,而黑格尔这里,则又是超出经济学的一种哲学理性透视。

  理解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他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关系之上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的理论。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是“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和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3页。)。在这里,从个人的特殊劳动到社会一般劳动的转化是一个关键。因为,在以交换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中,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才表现为为它的劳动,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全面的依赖系统。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进行社会联系,只有在市场上,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才能得以比较,这样,社会联系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同时,对黑格尔来说,价值关系是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结果,也是市场体系排挤实物经济的结果。在这里,占有是通过大量处在交换中的人实现的,价值就是物的实现。因为在市场关系中,劳动者摆脱了“具体劳动,但他的力量在于分析、抽象,在于根据许多抽象因素对具体劳动进行阐述”。在黑格尔看来,价值就是一物等于另一物的抽象,也只有在交换的领域,才可能出现这个等式。“只是由于他人要销售东西,我才制造这个等式:物上的这个内在的等式就是它的价值”。在《伦理体系》一书中,黑格尔直接写道:“价值本身是一个抽象的等式,一个合乎理想的尺度;事实上出现的绝对观念的尺度是价格!”更进一步,“把需求当作物的这种具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研究应当实现自己的概念,即抽象;它的共同的概念应当是物本身,但那种物应是共同的,货币就是这样的物质的概念,是所有与需求有关的物的统一或可能的形式”。

  货币是在这种逻辑层面上登场的。在市场运作中,商品只有在交换中实现为货币,商品持有者的主体性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虽然,“货币是共同的商品,所以它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本身不能来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它只是一种用来购买所需要的那些特殊物品的共同手段。货币的用途只是中介性的”。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在市民社会中,货币支配人的权力产生于它能保证作为商品在交换中实现的物的联系,它由此也决定了商品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在市民社会中,货币从商品交换中脱颖而出,这个原来作为中介出现的价值关系,现在却一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它成为了真正的主体!固然,这里市场交换的实质是“抽象”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这是黑格尔要肯定的东西,马克思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还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又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对物的崇拜。这是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后的形式异化。劳动已经是抽象的一般劳动,价值已经是一种对劳动的“观念”抽象,货币则已经是这种抽象观念的物的形式。人沉沦于金钱,是一种误认和虚假的异化。所以,金钱关系,人类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全面的依赖性总体,必然表现为一种新的物(经济)的依赖性。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前提,而黑格尔对此都是断然否定的。

  对此,我的基本评价是,“黑格尔对货币实质的判断是马克思之前政治经济学的顶峰”(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4期。)。

  颠倒的哲学逻辑与颠倒的经济世界: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谁都知道,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观念成为客观世界本质的颠倒的世界观。过去,我们较多地是从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尺度去否定这一世界图景的伪谬性,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进一步从社会历史现实的层面去挖掘这种错误更深一层的原因。我发现,这一谬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谬认。有意思的是,黑格尔实际在一定的意义上真实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这是因为,第一,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正是抽象(一般劳动——价值——货币)现实地成为统治,这似乎进一步确证了黑格尔抽象观念决定论的现实高点。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是对李嘉图的大工业与发达的货币经济的错误指认。第二,由于在市民社会中,这种普遍性成为统治的力量是以盲目的经济过程自发实现的,所以,黑格尔必然会否定这种经济必然性,因为他期望自由王国。第三,在市民社会中,观念决定论又是以商品与货币的物的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自然要继续反对精神颠倒在沉沦于社会财物,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拜物教。

  我想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是一部个体意识(众的常识经验)的现象学。康德奠基的认知现象学的本义,是从现成性的常识到哲学意识——理性的批判性深化。它是要通过批判和还原这个在常识中颠倒的世界(Verkehrte Welt)。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个体意识中的颠倒图景的再颠倒(注: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节。)。它试图告诉我们,个人眼中的那个感性物质世界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它是由自我意识依据理性观念建构成的。《精神现象学》描述了从个别——特殊——一般(即客观感性——自我意识——理念)、从个别的“多”到一般的“一”(否定性的具体到抽象)现象证伪过程。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总体逻辑仍然是一种大写的类主体(绝对观念)自指认的现象学:逻辑学中的“上帝之城”(类观念本体),异化与颠倒地表现为物性自然,以及社会历史第二自然通过劳动对象化现实的人的异化,特别是市民社会是一个现实的颠倒世界。这一回却是从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个别(个人)与个人与个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市民社会(关系),这不过是理念关系(抽象的一般观念)的物化。在经济学中,即具体表现为劳动——价值——货币(信用)。这是现实中的“一”。当然,黑格尔所讲的颠倒正好与我们的理解相反,在他看来,观念是世界的本质,但它却颠倒地表现为物。自觉的理性目的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但它却颠倒地表现为无数个人主体的盲目运动中不自觉的普遍性的实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上的表征——政治经济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在方法论上,也由于现成性是现象学否定的前提,而对市民社会的现成性肯定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原则(这既是古典经济学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的认识论根源,又是古典经济学深层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所以,黑格尔批判古典经济学是一个逻辑必然。

  如前所述,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一种交换中的自发的联结,人们劳动生产为社会提供帮助的缘由不是利他,而是利己!“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这段我们已经引述过的话几乎是斯密类似观点的重写。因为在古典经济学中,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人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相互之间的关联,个人是被动的,才有自然性的经济规律。斯密的经济人为个人利益而劳作;却客观上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是在个人之后发生的,个人恰恰是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这好象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另一种重现。并且,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社会自发组织而不是封建经济中那种外在的强制性的他组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自由竞争中的自发势力。个人既不知,也不关心,但却在实现。初看起来,黑格尔似乎在“理性的狡计”一语义上是赞同斯密的,而实质上,黑格尔恰恰反对这一点。

  他分析道:“有这样一种观点,仿佛人在所谓自然状态中,就需要说,其生活是自由的:在自然状态中,他只有所谓简单的自然需要,为了满足需要,他仅仅使用自然的偶然性直接提供给他的手段”(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8页。)。这是斯密市民社会的本质。而实际上,“上升为这种共性的需要和劳动在人口众多的民族形成了公共性和相互依赖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本身自内部成为死物的生命,成为盲目自发奔来驰往的生命,就像一头需要经常严格驯养和控制的猛兽”(注:黑格尔:《耶拿时期实在哲学》第2卷,第232-233页。)。这是由于,物质利益成为个人的目的,绝对观念只是在一种盲目的“热情”和物欲中起隐性支配作用。这仍然还是一种颠倒!这种精神与社会财物的颠倒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这样,市民社会看起来像是一种社会秩序,其实却是一种普遍的仇恨,在这种仇恨中,每一个人都要支配一切能支配的东西。虽然,这种秩序是事物的总进程,是不断进步的外表,但这种进步只不过是虚伪的普遍性。其次一个方面,在这种市民社会中,“工厂、手工工场都是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一个阶级的贫困的基础之上”。因为物质财富“是一个吸引的中心,它把自己的作用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搜罗在自己周围,就像大鱼吞食小鱼一样。谁拥有财富,那他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也由于对物的追求所导致的“这种贫富不均,这种需要和必然性正使愿望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内部的愤怒和仇恨”。黑格尔认识到,如果没有必要的干预,市民社会就有自我灭亡的趋势。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中的“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经济物化中的绝对精神,而他是要最终呈现绝对精神的“看得见的手”的。所以,黑格尔绝不是简单地在哲学上提升斯密,也更深地批判了斯密。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在物(自然——经济市民社会)中呈现的盲目必然性和外部力量,但另一方面他更要求一种主体的自觉自由。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生物都已经是主体。主体只是人格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可是不同于一般生物,“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在的那种自由的单一性”。“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所以,在人的生存中,市民社会的自然必然性只是他的史前发展状态,他应该走向全面的自由王国。当然,在社会层面上,这种自由自觉不是通过人类个体实现的,只能通过国家与法。因为,“自为自在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在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页。)。好了,国家与法是绝对精神总体的真正自觉。这也是黑格尔为什么反对古典经济学那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看似唯物史观原则的重要原因。最后,是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达到非对象化的自由和绝对的无限——绝对观念。这就是黑格尔的几番来回颠倒之后的最终归宿:客观唯心主义和最大的历史唯心论。

  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呈现这一被遮蔽的理论线索,会让我们对黑格尔哲学话语的理解有所加深。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有可能界划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遭遇和否定黑格尔,与1845年以后特别是后来在《资本论》手稿中面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两种批判语境的根本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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