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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萨瓦特: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 
作者:[费尔南多·萨瓦特] 来源:[共识网2016年3月31日] 2016-04-01

  费尔南多·萨瓦特说,伏尔泰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事实上,如果没有伏尔泰,根本无法想象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开明的读者。

  伏尔泰为法国人提供了辩论的工具,创造出即兴创作的、快捷的、简练的新闻报道语言。

  ----大诗人拉马丁(A. de Lamartine)

  在世界文坛的历史中,时常出现新文学风格的创造者和鼓吹新口味或不同诗学形式的人,他们持续赢得数不清的支持者,其观点甚至还有后代耕耘者,著作的影响力甚至超越最初的发起者。在哲学史或科学思想史上有些案例显示,人们在体系创造者和天才理论建筑师的痕迹中看到集中起来的各色弟子群体,就像公交车站前的乘客,他们以有秩序的方式在大师的标记前站立一排。但是,更加不寻常的是,有人创造出一种新文人,发明一种以学习、思考、写作和演讲为谋生手段的新行业。发明古典哲学家的功劳通常被分散在泰勒斯(Thal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之间;波德莱尔或许独享了奢华、阴郁、带有波西米亚色彩的诗人桂冠;而弗洛伊德成功地将心理分析师职业制度化,使其成为现代性的忏悔者等。

  伏尔泰的杰作是发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一种把政治煽动者、先知、和精神导师结合起来的职业。这种令人感到怀疑却受人尊重的人的名望在一百年前达到高峰,起源是德雷福斯案件和左拉(Émile Zola)的《我控诉》;在此后的20世纪75年里,知识分子仍然维持了崇高的地位,著名人物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只是到了最后20年才陷入衰落中。这种衰落可能意味着终结,也可能是知识分子将在交流媒体的定性进步帮助下经历蜕变,从而开辟新的可能性。毕竟,印刷业的发展,18世纪邮政服务和私人资本在出版业做的投资在伏尔泰的发明中发挥了不小作用。期待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将促成知识分子后来人的出现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我们还在等待博客作家中出现拥有脸书和推特账户的伏尔泰。但是,无论呈现什么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我们熟知的知识分子人物在塑造当今文化身份认同的最好和最坏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伏尔泰不是他本人梦想成为的那种伟大的悲剧人物,也不是他的某些同代人相信他会成为这样的人物,他更不是杰出的诗人。他的一些可以被适当地称为哲学著作的文章经过法国哲学家和评论家拜尔(Bayle)的过滤,或许巧妙地传播了洛克和斯宾诺莎的观点,但既没有独创性也并不深刻。作为历史学家,他提出了类似于休谟的新颖和先进的标准,在有些案例中显示出他的先见之明,也展示了当时特别全面的渊博学识;但是,坦率地说,单单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是不大可能确保他占据那个世纪思想革命中的突出位置。虽然他的小说如《老实人》(Candide)、《扎第格》(Zadig)、《微型巨人》(Micromégas)没有瑕疵,但它们没有转变体裁或者体现出像《格列佛游记》(伏尔泰从中吸取了很多灵感)、斯特恩(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或狄德罗(Diderot)的《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那样深刻的独创性。至于他的社会学或政治学分析,虽然不乏智慧的合理的观察,但就建议的威力而言,显然不如卢梭的思想激进和发人深省,甚至比不上爱尔维修(Helvétius)的分析。谈起伏尔泰,人们可能像让·多麦颂(Jean d'Ormesson)对让·保罗·萨特之死做出的观察,“他留给我们的不是某个确定的代表作而是伟大天才的多方面展现。”

  那么,伏尔泰留下了什么呢?他的好战性格和可以定义为果断干预的思想使命。笛卡尔和后来的斯宾诺莎之所以写作就是为了矫正或修改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智慧方法;伏尔泰接受了这个矫正过程并且将其激进化,还将其扩展到我们理解问题的方法以及理解的对象上。与第一批理性主义者相反,伏尔泰不是简单地企图修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或者对世上聪明人的个别行为的认识,而且是希望改变世界本身。马克思的著名主题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伏尔泰显然是其明确而可敬的精神先驱。在他之前,没有人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观点能够对隐蔽的和习惯养成的社会结构产生再造的威力。在知识和适当定位的思想(结合起来被伏尔泰称为哲学)中存在着真正的力量,这是一种仁慈的、愈合的力量,能够为受统治者独裁权力和教会蒙昧主义力量压迫的人提供安慰。但是,这种哲学力量需要被动员起来,需要被带出书斋走上街道,转变为攻城槌和旗帜。若要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而在伏尔泰之前没有人清醒地从整体上思考这些问题:特别的历史观、理性信仰、纪律观念、宣传和辩论工具、和愿意聆听的大众。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每个要求在伏尔泰充满活力的世界观中所扮演的角色。

  1.历史观

  孟德斯鸠(Montesquieu)清晰地看出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政治风俗的多样性,但承认所有这些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理由。这甚至适用于看起来最荒唐或最残暴的法律。如果仔细考察,且与环境条件或族群的性格特征等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有合理性。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适应理性的边界,我们更喜欢某个内容的事实取决于我们的传统,也就是我们的偏见。反过来也是如此:每个社会都养成了自己的荒谬性和体现可笑性和矛盾性的特别例子。或许,巴黎人的制度与波斯人的制度相比有优势,但是,这自然不足以让所有波斯人的行为都像巴黎人。与这种慈祥的功能主义充满乐观情绪的观点相比,还存在伟大悲观主义者如帕斯卡(Pascal)和拜尔的激进怀疑主义。在孟德斯鸠看来,理由无处不在;对悲观主义者来说,所有人类理性都是疯狂,只有对信仰的非理性承诺才能挽救我们。也就是说,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挽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在人类的努力背后,除了恶劣的野心、轻浮的行为、从最好处说是愚蠢的意图,从最坏处说是犯罪的意图之外,已经不剩任何东西了。虽然对孟德斯鸠来说,最终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但对帕斯卡和拜尔来说,任何东西都无合理性,除非是消除了我们渴望世俗奖励癖性的信仰行为。

  面对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荒谬性,却感受不到任何义愤的人绝对不会感受到革命的冲动;人类的努力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是形而上学苦恼。那些认为揭示了这种苦恼的荒谬性的人也不会有革命的冲动。与此相反,伏尔泰的历史观用不同比例混合了同样这些元素。在他看来,滥权和法律的荒谬性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曾经相信的那种没有头脑的现象,而且是真正的罪恶。但是,它们同样没有用例子证明堕落之人的糟糕局面,而是源于可理解和可改变的缘由:强者的自我利益的滥用和民众被迷信创立者煽动起来的愚昧无知。我们的理性本质和内在正义感会对过去的残酷性感到反感和厌恶,其伤疤在今天看起来再清楚不过。我们自然没有理由感到乐观;这意味着在面对人类历史上的众多恐怖时,存在着一种真诚性的缺失,悲剧会一再在世上重演,只不过主角在不停更换而已。但是,考虑到这么多可敬的人的努力,任何屈从都不是体面的或可接受的,他们反对暴君,这么多有学问的人在与无知和迷信做斗争,这么多执政者在野蛮更频繁盛行的时刻让相对幸福的短暂时刻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证明在悲惨的命运中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干预,为的是逐渐清除历史中最糟糕的趋势。

  2.理性信仰

  里瓦罗尔(Rivarol)说,伏尔泰的思想除了嘲弄的、刻薄恶毒的、破坏性的言论外再无其他东西,缺乏“任何赋予其连贯性或系统性的内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正好相反,伏尔泰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的哲学中存在一个清晰定义的基础,就像任何宗教教条一样稳定。伏尔泰相信自然法,他并没有动摇其神圣之源,其表现毫无疑问可以在人们的理性和心灵中找到。他之所以谴责迷信是因为其永久的多变性,以及依据多样的编年史和地理条件而无限变化的特征。与之相反,自然法是单一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其普遍性可应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因而确认了这种要求不可质疑的正确性。正如每个国家的每个孩子都要在蹦跳之前先学会跑,不需要有人首先教他们物理学;正如任何一个寻找藏身之所的人都可能隐蔽起来,藏在树木背后躲避追杀者,而不需要先研究视角;同样,每个人身上都有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认识,这是人所共知的,独立于或者先于任何具体的立法,我们在同一时刻都会据此受到审判。发现物理世界的法则可能需要几个世纪,但是简单的内省就能让诚实的人马上认识到道德的永久法则。

  伏尔泰的信仰是对理性充满热情的确认,这在他的教义中占据了基督教成圣恩典(sanctifying grace)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理性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恩典,用以弥补人生中的很多病痛,是在不容变更的自然法中做出的有利于我们的唯一积极例外。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在面对无神论者和特别虔诚的信徒时在思想上同样严厉的原因;两个群体都没有认识到上帝真正理性的伟大之处。理性加上自爱和仁慈心肠就创造了一个支撑框架,它既能维持人的社交生活又要求其永久性的自我审视和不断改进。自爱为每个个体寻求最佳利益,仁慈心肠带领我们去追求对同胞有利的任何事情。正如已经暗示的那样,虽然伏尔泰有热衷讽刺、工于算计者的浅薄名声,但他对社会生活及其完美性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的确认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真正充满热情。伯纳德·格罗修森(Bernard Groethuysen)在《法国革命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做了很好的描述。作为“要求破坏非理性和荒谬性的激情,试图在生活中实践任何与理性和正确性意识相符的东西。那是把理性的基础和目标视为任何符合正确性逻辑的东西的理性激情,一种在看到与理性相反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实际场景时感受到的客观的、无以名状的痛苦的激情。最终,是一种对不公正非常敏感的激情,在具体的案例中,无论出现在何处,他都会遵循理性清晰和确定的普遍法则,必然进行干预。”

  3.纪律观念

  伏尔泰是思想史上那些很少能够将怪异观点归因其身的人物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好与之相反的东西:我们往往因为其最怪异的格言、最精彩和放肆话语或矛盾百出的训令而记住某个思想家。与此相反,伏尔泰的主要观点现在成为现代常识的一部分,以至于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时会发现,他的观点有时候过于明显、可轻易预测出来。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如此地成功以至于我们现在认为这些是我们自己无可辩驳的观点,还会因此有点儿瞧不起他,因为他没有提出可能令我们感到窘迫的观点。但是,事实是伏尔泰一直非常清晰地看到他渴望其观点引领的方向,因为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在表达观点时像他那样动荡不定和漫不经心。将他与不知疲倦、充满想象力的狄德罗对比就非常清晰了:《百科全书》的编辑总是试图以一种不同于常规的方式思考事物,但是他不考虑自己大胆的、有时候矛盾的设想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狄德罗热衷于追求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挑战常规却没有做出任何坚定的努力来改造常规,更多是出于自由猜测的口味而非为了现实的目的。他甚至不关心公开出版自己最具独创性的哲学著作,那些书是在他去世好多年之后才被出版的(如《拉摩的侄儿》是歌德挽救的作品,首先在19世纪初期出了德语版。还有《达朗贝尔的梦想》(D'Alembert's Dream)。

  伏尔泰则从来没有忽略他给出的教导的社会目的。他在提出观点时,从来不是没有理由的,总是着手纠正某些错误或引起似乎最具历史生产性的智慧态度。他知道如何在几乎每个转折时期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但总是为了策略上的理由,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维持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从来不是出于轻浮的理由。他是个伟大的教师和优秀的宣传家,比创造性猜测的实践者更甚。但他也是个承诺于具体政党之人(而且是个遭受折磨的党,正如他在某些信件中清楚表明的那样),一个坚定的好战分子。他的党就是哲学家党,他希望将哲学家变成思想上的游击队员。他对知识分子的不团结感到绝望,对他们在狂热者和不宽容者的联合攻击面前热衷于个人恩怨、嫉妒和内讧而削弱自身力量感到绝望。使用忠诚的达米拉维尔 (Damilaville)和更温和的达朗贝尔(D'Alembert)作为调解人,发给他们用模仿史诗的滑稽口吻写成的高谈阔论令他们感到愤怒,呼吁群体的博爱和团结,并提出在与蒙昧主义作战中赢得胜利的策略和战略建议。他对百科全书派的支持并非因为对这份工作本身的承诺,事实上他对其思想立场存在实质性的保留意见。如果说到合作写文章的话,虽然他很多产,但他负责撰写的文章往往缺乏热情。其实,他渴望这个集体参与的工程能够将本来分散的作者集中起来,培养其纪律观念,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他运用这个集体立场和对待世俗领域的好战态度毫无疑问是受到曾经作为他首任老师的耶稣会成员遗产的启发。或许我们应该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明归功于依格那丢·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和伏尔泰的平等措施,他们在细节问题上争辩,充满世俗动机和机会主义手段,但忠诚于自己的原则,首先是作为教育者。

  4.斗争工具

  伏尔泰的风格毫无疑问是在文明领域部署的最具潜力的武器之一。称赞它很容易,但要分析其机制就复杂得多了。它的很多热情的崇拜者之一是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他在《写作生活回忆》(The Summing Up)中确认伏尔泰是“现代世界所能看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在毛姆看来,写出好文章要求好的礼仪,与诗歌相反,散文是彬彬有礼的,甚至是典雅的有宫廷气派的。伏尔泰的模糊和恶意的克制玷污了他的诗歌,但是令他赢得一种独特的散文风格,经过了几个世纪后仍然证明其令人羡慕却高不可攀,无论文学潮流如何变化。他知道如何将古典主义与某种偶尔的随意性结合起来,在随意性上他添加了游刃有余的自发性,所有这些都与他特别的幽默感相得益彰,令人羡慕。他很有礼貌,却咄咄逼人;清晰和直接却包含丰富的双重含义,在形式上非常讲究甚至有时候有些谨小慎微,但表现出别人难以企及的生机与活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两大威严法官的品质:清晰和简洁。他的话很容易懂,直达事物的核心,他不兜圈子,总是求助于说明问题的形象,通过让我们会心一笑而说服我们。他不愿意浪费读者的时间,他正确地认为读者总是很忙而且往往心不在焉。他很了解现代人。他也不会纠缠于冗长和复杂的论证中,甚至对这种论证充满不信任。他能够用寥寥数笔就暴露出对手的荒谬性,用想象中的对话将对立的两个极端鲜明地展现出来。他从来不明确阐述正确的前进道路,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他满足于揭露驳倒愚蠢,轻轻地摇晃我们都有的理性官能以便唤醒它:起来吧,轮到你了,不要害怕。毛姆对年轻作家提出忠告,伏尔泰是真正的典范。他说“如果你能写得清晰、简单、悦耳动听而且充满活力,你就写得完美了,要像伏尔泰那样写作。”

  人们必须坚持认为伏尔泰毫无疑问是空谈理论的作家,但不是群众的催眠师或魔术师。他没有大声疾呼详细阐述教条而是更喜欢用幽默破坏现有观点的基础,至于正确的观点角度,他希望人人都能通过自己得出。这不是考虑所有观点都有同等价值的问题,或想象任何人的灵感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人们应该尊重提出观点的任何人。幸运的是,在伏尔泰看来,相对主义的这种当代扭曲根本不是他的本意。伏尔泰相信,如果被允许,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因而多多少少是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教导或者不得不糟糕地思考。他写作就是要反对阻碍真理探索的障碍,相信后者能够基于我们都拥有的理性和自然法找到前进之道。因此他具有“破坏性”的名声,这个特征是他本人也承认了的。但是,正如格罗修森(Groethuysen)在上文提到的研究中准确指出的那样,正是通过这个方法,伏尔泰“求助于个体的思想自主性”。因此,他的格言是“相信你自己的理性,总是用具体而明确的观察取代模糊或笼统化的断言。”不严密的模糊性和欺骗是理性努力的敌人。因此,人们在写作时必须清晰,为的是诚实和忠于自己的原则。清晰写作决不等同于事先把一切都搞清楚。在迷信和伪科学的王国里,怀疑是谨慎和意识清醒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在写作中喜欢以两个对立观点参与对话的形式呈现他的思想,看似不可调和的态度之间有无法预测的友好关系,而从前被认为最亲密的人之间却有深不见底的分歧。因此,他提出了让读者反思的材料,却不尝试取代反思的过程。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是无限的任务,有必要维持我们的清醒意识,这样就能认识到,我们向自己提出的很多问题总是缺少一个能确定无疑、永远解决问题的答案。上帝给予我们理性为的是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而不是理解无限和永久的宇宙中的一切。因此,理性应该是大胆的(因而从没有任何批判就接受的监护和传统中获得解放),但也应该是谦卑的,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宗教和政治巫师最喜欢的花招恰恰是承诺说出绝对真理的知识,带着侮辱性的、不质疑的熟悉性。正是反对同样的巫师,伏尔泰清晰和简洁地发射了弓箭。他的目标是让每个个体都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独立性。

  5.公众

  像伏尔泰这样的事业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公众。他成功了,且规模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期。社会的许多领域作为潜在的影响区域事先都必须被打了折扣;首先是牧师和几乎所有的教会代表,过分虔诚的信徒,兜售教父影响者、牧师、忏悔者和异端审判官。同样,像詹森主义者(Jansenist)异教徒或穆斯林模式的叛教者,他们受到敌人毫不宽容的虐待,没有比自己做主更诱人的梦想了,而且更加强烈。伏尔泰也不能指望大学里的上层人物、在习性和习惯方面的正统思想捍卫者或古老封建贵族的最顽固分支。他们只是希望永远摆脱这个世界的等级制束缚,并持续享有特权。当然,普通人仍然不可能是理想的读者群。其成员缺乏思想意识和个人的独立性,而这两个品质都必然和某种程度的经济富裕联系在一起。与其他更具革命色彩的启蒙思想家如爱尔维修和后来的孔多塞(Condorcet)相反,伏尔泰从来不支持把教育扩展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社会阶层。毕竟,增加他们知识的意义何在?如果他们从来不能放弃残酷的但不可缺少的服务,这种知识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用途。给予这些人一些健康的道德观就已经足够,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娱乐以便偶尔减轻他们的负担。深奥难解的哲学探索,更不要说那些神学论证了,如果讲述给既不能理解又无必要这么做的人,仍然会令他们感到兴奋,这可能产生血腥的冲突、迫害和宗教战争。

  伏尔泰希望从中获得所有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理性地再生产社会结构,甚至文明人类的整体。那么,谁被留下创造这个公众?体面的人:专业人士(首先是医生和年轻教师)、金融家、商人、手工业者、政府官员、愿意学习的军人、大学里的科研人员、艺术家、旅游者、放荡不羁的牧师、受过良好教育和在文化上不安分的敏感女士、不那么有钱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出身更高贵族阶级的成员(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和阿兰达伯爵(Count of Aranda)是西班牙的两个例子,两人都非常欣赏伏尔泰)。我们还可以添加国王(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Frederick)和王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Catherine),两个更罕见的角色。有好奇心的人,有一定空虚时间,接受过教育和没有太多偏见的人。有文化修养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战争的敌人和商人的朋友,以及对新科学发现和新的经济富裕充满热情和期待的人。伏尔泰知道这个开明的公众从来不能构成多数。相反,它成为社会中最积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部分。赢得他们的支持,把他们拉到哲学观点一边就足以改造整个社会了。这个宽容的、知情的公众也能成为集体的立法者,伏尔泰渴望看到他们采取行动以反对世袭特权和迷信传统。就伏尔泰的实用主义来说,要点是法律应该被那些最有资格和能力的人制订;在这点上他完全不同于几十年后革命者提出的立场。他们要求法律应该不仅由最多能力的人而且由拥有立法权的人制订。因为没有人不得不服从法律,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代表并没有参与法律的协商起草。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伏尔泰不是追求平等的人,如果有目的的话,他是为广泛的但经过挑选的少数人写作,而非为革命的多数派写作。他本人是反叛者和激进的改革者,但是他讨厌(和恐惧)普遍化的暴力反抗的观点。

  这就是伏尔泰在整个欧洲的读者。他们充满期待地等待他的传单---没有签名,但文笔风格让人确切无误地判定是他的作品---接受口号、刺激和反对蒙昧主义的论证。虽然许多人也是《百科全书》的订户,伏尔泰还是为追随者准备了《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这本书既非常犀利又可随身携带;他知道有效的秘诀在于不仅赏心悦目而且通俗易懂。当转向斗争武器时,该书不得不变得更廉价、更轻便、更微小、更容易携带和隐蔽等。与此同时,使用字母顺序让人能快速确定弹药的具体位置以便与反动派敌人做斗争。伏尔泰如果不是口袋书的发明者,至少是简装书的发明者。他是第一批认识到它能创造出传播批判性观点多样可能性的人。这里令人好奇的一点是伏尔泰非常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读者群,有时候这个群体与他做对。因为真相是“伏尔泰主义者”比启蒙的信仰者更多,哲人的许多最糟糕敌人恰恰是从伏尔泰本人那里学到辩证法花招。就拿里瓦罗尔的例子来说,在优雅的精确和嘲讽方面谁比他更有伏尔泰主义色彩?但是在背后的观点上谁比他更多反对伏尔泰呢?伏尔泰甚至令敌人感到痴迷,最聪明的人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以便反对他。

  在他身体消失(彻底消失,我们不知道他的尸体到了哪里)后的两个世纪中,他的名字作为招募追随者的旗帜去进行不尊敬神的事业而持续维持其卓越地位,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免于谴责和审查。一位女士坦率地说,“一个完美地说出了每个人想法的作家”,她忘了这个世界的很多人之所以如此思考恰恰是因为他首先说出了这些观点。“那是大厅搬行李者的哲学”,与那些只相信大部头哲学著作和令人退避三舍的专业术语的哲学不同。拥有更好批判性判断力的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指出,“他的著作的典型特征是清晰和方便使他能够看到一切,但并不预见任何东西”。一般来说,蔑视伏尔泰要比直接驳斥他要更容易一些,毕竟,他的主要意识形态痴迷在当今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大部分成为维持我们自由的脊椎的一部分,现代时代最好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然而,他持续成为令人感到恼火的人,虽然让人恼火的理由变了。卡洛斯·普约尔(Carlos Pujol)在论述伏尔泰的精彩著作中以绝佳的方式表达了这个观点。他写道,“总体上看,他是个让人尴尬的作家,你很不容易正面攻击他,除非你把自己降低到傻瓜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要全盘接受他的观点即便是主要观点也不容易,因为他总是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放弃的东西做对。对于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来说,他过于胆怯,过于痴迷一套看似模糊的原则,但在他看来,这些坚不可摧;对宗教信徒来说,即使那些配备了他们能收集起来的所有后议会运动(post-conciliar)善意的人,他显然在理性主义方面太过分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过于资产阶级,过于保守;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的批判性过于尖酸刻薄,是18世纪好斗资产阶级的典型,今天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对于怀疑论者,他过于轻信;对于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无论这些信仰是什么,他则过于恶毒。人人看待他都有些不以为然,而且尽一切可能把他留在过去,谁也不要再召唤他回来才好。”

  每个人与普约尔写这些话的20年前相比,或许今天更少了。我们生活在许多千禧年的或绝对主义者的确定性崩溃的残留物受到惩罚的时代;我们现在担心从前的劫难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死灰复燃,任何与之矛盾的内容都遭到自由理性审查的那种不宽容和不妥协的做法令人感到窒息。首先,我们害怕现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因为懒惰或者“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相对主义可能被遗忘。这些一直作为文明未来的前景之源的价值观,它们被匆匆忙忙抛弃并没有打开未来之路反而是走向一种野蛮主义。我们也担忧越来越缺乏对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事物的兴趣,对本质问题的兴趣,对当今发生的事情做的任何具有深远意义的辩论的兴趣,目的是了解它可能对我们未来产生的影响。谁也不愿意感到厌烦,这很好,但是,伏尔泰告诉我们,如何在享受娱乐时不要忽略对最重要事情的关注。他的思想既坚定又讲究实用,既充满激情又非常理性;他不一下子全盘接受任何一套观点,而是一个一个挑选出来,构建一个难以融合起来的框架,现有的任何观点都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外,也不会在没有审查的时候就轻易接受。这种进步主义的折中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许多人当今试图建立的那种模式,无论是被称为“后现代”还是“新启蒙”或者任何别的东西。旧人文主义的继承者自然总要遭到各方绝对主义者的痛斥,正如绝对主义者总是痛斥伏尔泰一样。当今,简单地重新恢复一种试图不断维持在其历史背景下的思想体系当然是荒谬的和误导人的,但是,伏尔泰的那种口吻,那种使命感和那种思想特征依然有生命力。是的,当然,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伏尔泰。

  作者简介:

  费尔南多·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出生于桑塞巴斯蒂安,作家、翻译家和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大学哲学教授。萨瓦特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和《国家报》(El Pais)专栏作家,最新著作是《伏尔泰反对狂热分子》(Voltaire contra los fanáticos)。

  译自:The first modern intellectual by Fernando Savater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6-03-01-savater-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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