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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中西文化对比视野下的《周易》时间观 
作者:[谭德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 2015-03-26

    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存在的显与隐,意义的有与无,主体间的共在与否,都是时间的去蔽与遮蔽。理性是一种非时间存在,其最高处,可以是一种无时间存在。哲学上的本体论与演化论,宗教上的最高存在与宇宙的创生,其根本处,展现的正是有时间(时间存在)与无时间(非时间存在)的共在与互补。太极图与十字架,是中西文化异同的最形象、最准确的符号显示,一元与二元,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关联与独存,内在与外在,灵与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理念与神,等等,是否以时间的思维框架为思想坐标原点,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更是二者交流、对话、共在的前提。

    《周易》乃“六经之首”、“三玄之冠”,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与《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都是轴心时代产生的不同文明的最根本的元典。本文将从《周易》的时间观入手,展现中西文化时间观的异同,并进一步寻求未来思想共建的切入点。

    翻开《周易》的文本,“时”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易经》与《易传》中涉及到“时”的共有58处,经文虽只有一处,但所用与时间有关的文辞很多,如甲、庚等,有的直接用月日表示。《传》文57处,加上64卦的时空模型结构,尤其是后来,在象数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术数文化中,时间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对《周易》及术数文化的时间观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就能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而互补。

    一、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

    《圣经》上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逻各斯,同时又详细描写了上帝如何用语言在6天中创造了宇宙包括人类。也就是说,上帝本身是无时间(非时空存在)的,而其创造过程,却体现了一种时间存在。但这种创生,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设计。人类与上帝不过是设计者与产品、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类的所谓时间,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产物,非时间存在的上帝设计、决定人类的时间存在。

    在哲学层面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时间具有不定性,因而只能属于同样是不定性的、低层次的意见之列,应该被排除在确定性的、高尚的真理之外。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柏拉图,则把无时间性的理念作为本体,宇宙不过是对理念的拙劣模仿,理念与神是一体的,所以,时间就是造物主模仿永恒的摹本。笛卡尔高倡“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思想确立了一种最高的无时间性的纯意识主体,作为逻辑存在。最终经过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回到绝对精神,从而根本上消除了时间,也消除了历史。其间虽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最终归于无时。总而言之,从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看,西方文化是逻辑高于并且统治历史,无时(非时间存在)统治有时(时间存在)。

    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则是一种时间文化,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一方面,时间是中国文化之本,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易之三义之一的变易,就是“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无论是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64卦,再加上天干地支的时空指示,三元的时空演化,都可以建构起多元化的变化模型,从而预测多种可能性。道家思想的“无中生有”,其本质也是变易,佛学的空、无常、无自性,就是变易。因此,从时间的维度看,亚伯拉罕宗教体系文化只能是一种两世式的直线时间模式,中国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永恒存在,虽然是一种直线式的一世存在,但没有历史或时间的终结思想。佛教则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展开时间。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所谓涅槃或成佛,西方极乐世界或净土,也不过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且佛教所论述的时空,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大尺度时空,不存在时间与历史的终结问题。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看,64卦所形成的,包括干支时空模型所构造的宇宙本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理念,上帝的道说,也是一种逻辑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固化性,因而,《周易》有“制器尚象”之说,约同于柏拉图的对理念的模仿。

    但是这种类似只是表面的,根本点是完全不同的。与理念是无时的、上帝也是无时的、无时统治有时的西方文化不同,《周易》的“不易”是一种动态的“不易”,一种来自宇宙、说明宇宙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是历史或时间中的逻辑,逻辑的历史展现,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且,从根本看,变易为本,时间为本,有时决定无时,二者在动态中统一。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易”的模型,是逻辑与时间(历史)统一的产物,首先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或以“河图洛书”为蓝本而形成的宇宙符号模型,这种动态的模型,又可以作为生产、生活摹本,从而制造出具体的文明产品,这是“制器尚象”的真正含义。所以,这种“不易”在本质上仍然是“变易”的。大乘佛教中,“烦恼即菩提”、“入世即出世”,道学中“有为即无为”,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同样的思想。

    从更大的时空维度看,64卦以未济卦结束,本身就展现了一个大的周期与循环。这种循环,并不是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的、有着随机涨落的大循环,其中蕴含着许多变量,是一种大尺度的循环与周期时间,小尺度直线时间的有机结合。

    二、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

    逻辑高于历史,非时间存在为本,必然导致时间思维的独一、割裂、外在思想的产生。牛顿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筐”理论,认为时间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与物质运动无关,更与人的主观性无关。康德提出了时间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与范畴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把主体与客体连接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认识论的角度,根本上,时间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现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通过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彻底抛弃了牛顿的“时间筐”理论,指出了时间与物质运动的内在关联性,量子力学根据测不准原理,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加强。奇点大爆炸宇宙论,设计了一个时间开端与终端,超弦理论、上帝粒子组合理论,都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时间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没有摆脱把时间对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根本特点。胡塞尔把康德的时间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时间是先于认识对象而存在的最初现象,意识流的多元化统一便是时间,它的组成是意识最早就知道的,所以可以称作“内在时间意识”,现在与过去可以互相再造,时间与主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意向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自我,而是来自于过去、现在、未来滞延的体验场,无法还原到原处的场域,时间还是一种外在性存在。

    这种失去了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的时间观,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他通过时间性主体置换了笛卡尔的思维主体,把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转向了此在的解释学的时间性分析,将时间作为理解存在境域意义的根本场域,存在就是时间。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思想,虽然极大地拓宽了生命的意义区间,却在最终处设立了一种超越此在的时间存在,是逻辑理性与上帝时间观的遗迹。

    《周易》的时间观,从根本上异于西方思想。

    首先,是一种关联性、系统性时间观。“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在这个有限而无边的生命系统中,时间就是生命与宇宙的本质,不存在任何单独的时间,一切都在大化流行中,时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时间。64卦动态模型,展现的正是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物理与心理、直线与循环、遮蔽与去蔽、先在与生成的时间与意义的不断展开。逻辑与历史也正是在这种生命之流中达到内在统一。“未知生,焉知死”,生命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洪流,时间也正是生命本身,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西方文化从根本上看,不可能跳出直线与终结的时间怪圈。

    其次,《周易》的语言与符号系统,并不指向抽象现成的概念体系,也不趋于逻辑化和对象化。一般来讲,意识是人在其当下之体验中,不断超越其内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直观的整体,是内向性体验并外向构成对象的整体。从语言学看,一个陈述判断语句,或者给出名称,或者给出共相,表现的是对象与客观性,也从直观角度展现意识活动的超越性与敞开性。但是,这种敞开是一种逻辑范围内的运演,是一种静态的、非时间的逻辑变化,与实际变化无关。《周易》的“设卦观象系辞”,就是“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辞并不是直接指向道、意,此谓之“尽象明意”,通俗讲就是通过象来认识宇宙。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关联性、变异性存在。由此,《周易》所形成的四圣人之道的“象辞理占”,64卦与五行干支等构建的模型,与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到逻辑推演,内涵外延的清晰化、对象的固化完全不同,“卦以存时,爻以示变”,一切都是动态化的、关联化的构成,离开了时间,这个体系不复存在。因此,意义的开显,就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或语句表述,而是一种动态的,完全时机化的、独一化的场域的展现。意义的显现,就永远是一种开放式的、创造式的。

    更重要的是,《周易》的时空是一体的,空间的本质还是时间。64卦都是“时”与“位”的统一,“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设位”,“六位时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有阴阳、贵贱、君臣、夫妻之分,但是,这种位,即空间,不是静态的、分离的,而是时间中的位,离开了时间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以逻辑和空间文化(粒子性)为主的、为根本导向的文明体系,时间性只能是其从属性存在,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以历史和时间(波动性)为主的文明体系,空间性、逻辑性是辅助。时间只能是共在的,不可能真正分离,而空间是可分的,逻辑本身就是独立单元的一种组合,独时思想就是必然的。

    三、几时(初始状态)与固时(线性时间)

    由于时间观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人们如何体认时间、掌握时间、开显意义的重大区别。西方文化的直线时间观在科研、生产、生活中必然体现出一种线性时间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表现为:空间化的时间思维,时间变成一种粒子性存在,在任何一种系统或事件中,时间必须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有明晰起点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时间观必然导致西方思维对非线性时间、随机涨停、初始状态的无能为力。表现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所导致的系统无序化而停滞,西方文化对此无可奈何;突变论对初始状态虽有论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蝴蝶效应等随机涨落问题,因而西方经济模型无法预测2008经济危机,西方哲学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线性时间观,不管是胡塞尔的理智直观,还是海德格尔的生成、构成,还是书写、文本、踪迹、缝隙、他者等思想,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线性思维模式。

    而《周易》的基本符号阴阳爻,不仅是两种宇宙存在状态的模拟,更是时间状态的模拟,“阴阳之义配日月”,“阴阳不测之谓神”,“唯变所适”,这是一种相护交错与引发,是在“生生不息”中,体现出来的具有“至变”特征的“时”,是一种初始状态的、非线性的、随机涨落的、非理性的原生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现成时间质料存在,无法被对象化、实体化。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时间,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领会。

    《周易》四圣人之道,最根本的是“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因为辞也好,象也好,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原则上指导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吉凶悔吝,绝不是某种可以严格遵循、一丝不苟执行的教条,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化、清晰化的具体指示条例。因为《周易》的象的根本特点正是时间意义上的动态分类,是卦爻之时空与人的行为之互动而构成的动态系统。卦主要体现一相对长的时间段的变化,爻则在适时变通的意义上展现时的运动,但这种时间段,并非具体的时间与时段,宇宙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展现的是正是大化流行的不同阶段的状态与情势,每一卦对存在的象征,都不是对具体时间的客观描述,而是人于其中所形成的“时机”。所以,“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于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初始状态问题,包括随机涨落、非线性、边缘、踪迹、逆时等,都是西方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模型方法,大数据理论,云计算,从根本上脱离不了线性时间思维模式,因为非线性,在其本质上属于非理性思维范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属于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有机统一,是线性时间与非线性时间的互成。西方宇宙论的上帝粒子模型仍然是线性的,超弦理论虽然具有波动性,但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决定了他们还是解决不了波粒二象性问题。

    从现代西方哲学看,现象学虽然认真讨论了主体间性问题,但实际上仍然是单独主体的主客互动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主体间性。后期现象学虽然形成了二次、三次改革浪潮,全面探讨了他者问题,但是,我与他者,还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因为此理论最终归属绝对他者——上帝,仍然处于人神二分的思维模式中。

    而《周易》是对初始状态的最佳掌握,更是对非线性状态的预知,只要我们对《周易》与术数文化的起卦、布局、取象方法做一分析,就可以明显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预测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八字预测属于静态,以人的出生时间为基准预测一生命运,而人的出生时间本身就是一种非线性时间,是不可控的,或者是一种非理性、无意识时间,但从这种非线性时间却可以推演人的命运,属于从偶然到必然。六爻预测,是一种最典型的非理性、非线性预测,无论是“十营而八变”的大衍筮法,还是火珠林的金钱课,所成之卦完全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产物,也可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如果包括梦境预知,萨满感知,都属于从非理性、非线性时间的预测,与西方文化有天壤之别,真正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而梅花易数、奇门遁甲、金口诀等则可以随意的、无意识的时间形成中,解决我与他者的共在问题。

    不仅如此,“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是一种典型的逆时思想,不仅可以预知未来,也可以预知过去,这样就把过去、现在、未来真正联系起来,就不再仅仅是统觉、先验想象力、意识滞留,而是一种真正的共在、构成。

    所以,孟子在对历史上的圣人进行评价时,将孔子奉为“圣之时者”,就是一种最高的称赞,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境界论,都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动态化的、多元化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的超时空存在,这是本文的最终观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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