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吾国人习惯，时间观念特强，屈原自言庚寅以降，孔子生辰，历来论者只差一日。非如印度之含糊恍惚。诗圣Kalidasa的年代，考证家差距可有千年之谱。 殷代已习用六十甲子以纪日，循环往复而不间断，且极强调春、秋二季。故古代史书，鲁春秋与百国春秋之记事，大都「以事繫（系）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时，以时繫年」。杜预称：「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自汲冢所出纪年，暨晚近出土之云夢大事纪，莫不皆然。史家注 纪时，为吾华史书传统之特徴，谓之为编年一体，温公之著通鑑，即援春秋之遗规而发展为新体制者也。

    （二）奠繫世说——太史公书与礼家言

    《舊约·创世纪》记洪水以后，诺亚三个儿子的后裔（第十章），又详述闪族的系谱（第十一章），史见古代希伯来人的谱学萌芽甚早。

    中国谱牒记录，远在三代已相当成熟。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传。」又云：「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 《武帝德》、《帝繫姓》，彰矣。」二篇文字都保存於《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的《帝繫姓》和《世本》之中，又有许多小出入地方，是古代谱学最原始材 料。清代儒者或以为非聖人之言，事实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三代世表》，记载夏殷世系，全部加以采用。自甲骨出土以后，证明殷代自上甲以下，大体完全可靠。

    礼书屡称及「世」与「繫」，《周礼?春宫》：小史「掌邦国之志，莫繫、世，辨昭穆。」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於鲁，观书太史氏。繫、世谓《帝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故书奠为帝。杜子春云：帝当为奠，奠读为定，书帝或为奠」。周礼古文作「帝繫世」。陆氏释文：「奠音定」奠亦训定，三字音义相同。其另作帝者，章太炎云：「说文：帝，谛 也。谛，審也。请传日審谛如帝，则『帝繫世』者，谓審繫世也」。意思是说很審谛地来定「世」与「繫」，这正表示记录世系要非常谨愼与负责。世与系是二件事，鲁语：「工、史书世」。工指臣工，谓工祝一类官员，史是负责记录之人物，特别《周官》所述之小史，奠繫与世，即是他们之任务。

    今考之甲骨刻辞，所见史吏甚繁，有王史、（寝）史、大史、三大史、小史及东西、南、北四方史等名目。兹摘举大史、小史辞句如下：

大史：

壬辰卡，贞：立（蒞）三大史，六月（《合集》5506）
贞：（惟）大史夹令，七月（《合》5634）
已卯，卜贞：大史（《小屯南地》2260）

小史：

小史（《合》32835）
□卯卜贞：小史（《南地》2260）

    雖卜问的内容不详，但显然有小史一官职，故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在卜辞中见到的非常完整，和史公据帝繫所追记者大体吻合。由於殷时有正式负责世繫专门官吏之小史，所以记录非常審谛，可证周官所言的小史，是可信据的。所谓奠繫世意思是審谛地去釐定世系，这有如后代禅宗灯谱之愼重处理。古代有这样的专职，应该说是谱牒学的萌芽。大英博物院藏殷代巨骨有倪家谱一版，是其著例。

    《帝繫》一篇，虽然有不少神话意味，但近年出土新史料，像湖北包山楚简记著：

    □禱楚先生老僮、祝融、酓（熊）各两，亯祭。

    老僮显然是楚人的先世。《帝繫》上说：「颛顼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祿氏，产老童」。与山海经郭璞注《世本》：「颛 顼娶於滕墳氏，谓之女祿，产老童。」完全一致。老童之名，《山海经?西山经》云：「騩山，神耆童居之。」郭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史 记》<楚世家>言：「高阳生称，称生卷章。」裴駰《集解》引谯周云：「老童即卷章。」证以包山简之老僮，则以作「老童」者为是，耆童与卷章乃形相近致讹，由老童之见於楚简，可见帝繫所说之可信。
 
    小史之责为奠世繫，世与繫是二件事，世可以说是谱牒学，繫是姓氏学，二者在中国后代有极丰富 之材料，发展而成为专门之学。由於自春秋以来「世」是王室的主要教材。《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说道：「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贾谊《新书》<传职>：「教之语，使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教之故志，使知废興者而戒懼焉。」故志即是《周礼》郑注所谓「志」。使人从 过去历史中取得教训。唐柳芳族谱总论云：「氏族者，古史官所说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者有世本。」（详茆泮林辑本）今观《世本》之帝系篇，记诸帝王子孙相继相当翔实。《史通》<书志篇>：「『周撰世本』，式辨诸宗。又《杂述》：「世本辨姓，著自周室。」《世本》另有<姓篇>，下至东汉王符的《潛夫论》特立<志氏姓>一篇，这些都是姓氏学的经典材料，不必具述。
 
    司马迁对古代谱牒之书，持极愼重态度。他在<三代世表序>上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異。

    可见他所看到的资料，是多么歧異而混乱，虽然有年数，但各说完全不同。他又在<十二诸候表序>说道：「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谱諜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由於过於简略，无法尽信，故对於曆人、数术之说，不能采用，惟有割爱。他只采取世繫部分，所以<五帝纪>即根据帝繫而写成。其愼重态度正值得后人师法，谈谱牒的来源，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自秦人以水运自居，汉初五德所属，诸多争议，人各为说。丞相张苍著《五德之书》且有《曆谱》。《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序云：「汉相张苍谱五德」是其证。索隐云：
 
    案张苍著《终始五德传》也。

    此事史记丞相传不载，但揭其与公孙臣论汉非土德事。由史公不采曆人之说一事观之。虽张丞相之曆谱，史公亦摒而不录。章太炎谓：「《十二诸候年表》所繫，有左传所未详者，或得之张苍《曆谱》。」则仍有待於寻绎也。

    又古史荒邈，战国以来，诸子各家均盛道伏羲、神农、黄帝。兹揭其事如次：

①法家：
《商君书》首篇《更法》云：「公孙鞅曰：伏义、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堯、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
《赵策》二：赵武灵王欲用胡服，群臣以为不便。王独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戲、神农教而诛，黄帝、堯、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即沿用商鞅之言。
②道家：
《楚帛书》：曰故□雹戲（伏羲），出自□，厥□□□□女（如），夢夢墨墨，亡章=，□每（晦）……风雨是於（谒）。
《文子、上礼》：「及世之衰也，至於伏羲氏，昧昧慰慰……及至神农、黄帝、覈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
《淮南子?俶眞训》：「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窾领天地……提摯阴阳。」
③儒家：
《易繫辞传》：「古者戲是（氏）之王天下也，……口戲是（氏）没，神戎（农）是作，……神戎是没，黄帝、堯、舜是作。」（马王堆写本）
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墳，言大道也。」
扬雄《羽獵赋》：「或称羲、农，豈或帝王之弥文哉？」（成帝永始三年上）又《解难》：「是以宓犧之作易也，緜络天地，经以八卦。」

    马王堆本神农氏作神戎，与银雀山简孙膑兵法相同，诸「氏」字皆借作「是」。

    上列法、道、儒三家之书，论到远古聖哲，都在黄帝之前凸出伏羲、神农二代。伏羲又作雹戏、宓戏（《赵策》），只是字形之異，足见自春秋秦孝公以来，伏羲神农之名久为人所共识，其事远在大戴礼《五帝德》成书之前。太史公於虙犧之事，非无所知。其《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虙犧至纯厚，作易八卦」。而其论次 《五帝本纪》以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乃独取宰予问《五帝德、帝繫姓，而摒伏羲、神农而不书，取颛顼而遗两昊，本《鲁语》及《祭 法》举黄帝、颛顼、帝喾、堯、舜五人为一系列；史公蓋用礼家言，此与刘歆《世经》依《易?繫辞》以伏羲、神农、黄帝先后相继大異其趣。《繫辞传》一向被目为汉人所作，今马王堆本已出土，显为战国以来之撰著。《荀子?成相篇》言：「文武之道同伏戏」此亦儒家对伏羲讚美之语，足与易传相表里，顾史公皆弃棄而不论，独取孔子所传之「五帝德」，虽不免於泥；其是非曲直，仍有待於论定。而其墨守礼家之说，於古史持极矜愼之态度，異於向歆父子及班固，则昭然若揭矣。

（三）史以礼为纲纪

    史所以纪人事，故史必以礼为其纪纲。《荀子?大略篇》历举诸礼之种别，而称「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於『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陈夢家敘「武威汉简」，因谓「礼经」一名出於荀子。实则《左传》隐十一年已言：
 
    凡诸候同盟，於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刘文淇以为杜预注之五十凡即是礼经，周公之所制也，出於周之舊典。则殊乏根据。今按「礼经」二字但指礼之大经，不必远溯 周公之旧章，更不必是后代所釐订之五十凡。隐十一年讥桓王之失郑云：「恕而行之，德之别也，礼之经也。」又言「滅不告败，勝不告克，不书於策。」明礼经皆 当书於策。不合书法则不书之。礼之经，与德之则互相繫联，礼之经即以德为其基础，下以顺人心，上以合天时者。《礼器》云：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羲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於天时，设於地财，顺於鬼神，合於人心，理万物者也。……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倫。

又云：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大戴礼?本命》云：

    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好者言如男子之教，长其羲理者也。

    故知「羲理」一词，实本诸礼。礼有时顺、体、宜、称诸涵羲，「顺」是其中之一项，制礼要以行为恰当合理为主体。《礼运》言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为「大顺」，能脩礼以达羲，体信以达顺，则为顺之实。发挥礼里面「顺」之道理，更进一步。

    故礼者实为「理」之同羲词，故曰「礼，理万物者也。」《丧服四制》云「理者，羲也。」行而宜之之谓羲。人能主忠信，礼之本基已立，发挥而为事业，处处合於羲 理，可谓礼之文彩充分表现於外，故「礼器」谓「羲理是礼之文」。宋人讲羲理之学，揆之礼经本旨，实指礼之文采光华在行为上有眞切著明之成就，非谓抽象空洞之理论，所重在行而不在知。礼所谓「无文不行」，即谓其人之行动於羲理不合，无足观采者。由此一羲之理解，更可认识「博文」「约礼」二句之眞义，实与春秋有密切关係，太史公引董子云：「春秋者，礼羲之大宗也」。《郑志》云：「春秋经所讥所善，当按礼以正之。」刘文淇批语：哀十四年疏称贾逵、服虔、颖容皆以为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春秋是据礼来判断是非，春秋之羲法即是约礼的事例。「羲理为礼之文」，明乎春秋列举之事例，便可取得博文之实效，所谓博文之 「文」，实际是礼所表现的「美」一一包括忠信的内美与行为的外美，皆道德礼法之事。《周语》云：「以文修之」，韦昭注：「文，礼法也」，一般以文采或广 之文化说之，远非孔子之原意。故知博与约二者乃春秋宣喻表达之手段。史原於春秋，必以礼为依归，此「礼经」一羲之眞精神，《礼器》所以称之为「礼之大经， 礼之大倫」也。

    司马温公於《通鑑》中所建立之史理，即以礼为核心。代表其书法之精羲，莫如開宗明羲一章，论析三家分晉一事，其言曰：

    天子之职，莫大於礼。礼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卿大夫是也。……天子之职，莫大於礼。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温公论正名之重要，且认讲礼是天子之天职，天子失职，由於不能正名分。晉三卿窃权，周王不惟不能诛之，且从而反命之为诸 候，是助长其恶也。《通鑑》一书所以肇始於三家分晉，即为谨名分以立史之鑑戒。温公於此事有礼亡之叹，指出三晉之列於诸候，非三晉之攘礼，乃周天子自攘之也，先王之礼，於斯尽斩，过在周天子，言之十分沈痛：「谨名分」僅为礼之一端，其恶果竟造成天下以「智力相争雄长」之局面。其对最高统治者责备之切至，不以其位高而有所宽假，洵可谓尽史官之职。孔子作春秋为人君说法，使政治家及所谓领袖者知所鑑戒，此即为中国史学之精神所在。

    春秋一书目的在於耸善抑恶。此说之传统由来已久。西周史官勒铭之《史惠鼎》云：

    「惠其日就月（将）」 ，裐化（恶）（臧）。」

    降及楚国申叔时云：「教之春秋以耸善抑恶焉。」（《国语?楚语》）以后贾谊《新书?傅职》亦言「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抑 恶，以革劝焉。」莫不谆谆悬为诰诫。足见春秋之功用，非全为记录史事而已。以之视为单纯记录史迹之史书，分明过於看其表面，殊不切於实际，而漠视春秋之深层意义。

    「纲纪」一词，文子已言「纪纲四时」。西汉人更恆言之，首推陆贾。匡衡疏谓「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史记·外戚世家》）。而刘歆更论纲纪之宇宙羲，其《锺律书》云：「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缠，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 歌奏用焉」。发挥天文之纲纪以配音乐，律吕赖以形成。（见《汉书·律曆志》）又扬雄《法言》亦论纲纪云：「或若乱，曰：纲纪。曰恶在於纲纪？曰大作纲，小 纪。」（《先知篇》）降及东汉《白虎通》言三纲六纪，云「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此即引申扬子云之说。
 
    礼之文为义理，说见於《礼器》，王莽亦言义理，天凤四年六月，授诸候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於传记，通於义理，论之思之，至再至三。」可见「义理」一义，汉人皆已习用之，而其原蓋本诸礼，非至宋人始楬櫫之。

    马王堆汉墓出土古佚书有《九主》一篇，据《殷本纪》说，蓋伊尹为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篇依以立说。《九主》之中所肯定者为能法天地之则之法君，自余八者， 为专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及破邦之主、滅社之主各有其二，通称曰八啇（谪）。啇之言谪，所以责其过也。上代之言者於人主遣责，不遗余力，敢为犯上不谄之论，《九主》斯篇，尤其翹楚者。文中提出天乏（范）、天綸二羲其言曰：

    礼数四则：立法天，佐法地，辅臣法四时，民法万物。此谓法则。
 
    礼数四则曰天綸……谓天之命四则，四则当□,天綸乃得。

    所称礼数四则为天綸，按「綸者，伦也，作之有伦理也」。（《释名·释采帛》）此与《礼篇》所称「礼之大经，礼之大伦」， 其羲固无二致。礼必合乎天时，设於地理，大与天同羲，天綸正猶大伦也。《九主》篇之思想，循正名之旨，斥人君之失，亦足垂千古之鑑戒，虽文中时渗入法家思想，礼与法固有共通之处，其述礼数四则，亦本诸礼以立论。

    史不能离乎礼，礼可以释回邪，增美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见《礼记?礼器》）吾华重人学，史纪人事，必以礼为纲纪，此温公之历史哲学，以礼字贯串整部历史，其说所以历久而不磨者也。

    （四）本书之编撰

    近人治史、过於重视史料，寖假有史学即史料学之论。益以频年地不爱宝，新资料之出土，如瑤珠璇玉层出不穷。人競趨於新奇事物之採索。史之舊羲，沦胥以溺，几无人过问。谈史者重述象而轻羲理。前代「羲理为礼之文」之勝羲，久已闇晦而不彰。窃为此懼。余嚮者有撰写「史理学」之擬议，而未遑著笔。惟念甲骨、简牍以至吐鲁番文书、敦煌写卷，皆近人所重视之史料也。所记大都叢脞委杂，散乏友纪。究一事，穷一名，著论者众，殆如秦近君说字累万言不能自休，叶弥茂而本弥乖，是强其柯枝，而弱其干也，颠倒之甚！学者终难以原始要终，得其條贯。自非繫年排比，使如散钱之就串，虽穷年累月，将何以别同異、纪远近、而观其会通耶？

    爰擬依温公之例，发奋为《出土史料系年长编》，鸠合同志，协力从事，期以数载之力，勉奏膚功。余既忝任泰京崇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兼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两机构，遂以此计划商之郑午楼博士，承其鼎力支持，因合两处人力，博稽群籍，为通鑑编年之续貂，冀作乙部叢残之掇拾，俾山巖屋壁之遗珠，得如断烂朝报之可读。明代修永乐大典，分韻依字，杂钞各书，史籍佚著，赖以徴存，《舊五代史》即从大典辑出，实尚有未尽善处。（陈尚君说）僻书如《数类》，见《大典》「队」字号，记王莽六队大夫，（卷15140八队）「郊」字号，记明帝五郊之制。（卷5453十四爻）零缣断简，殊为可珍。又若 「沙」字号「沙州」下，只引宋会要?蕃夷志》、《文献通考》、《十道志》、《舊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鑑》宣宗大中五年张议潮来降一事，如是而已。返观 敦煌石室所出文书，汗牛充栋，弥见《大典》所录之贫乏。今人眼福大勝前人，故补辑之举，洵不容缓。加以简帛文书，仍岁间出，自当详为论列。或於乙部之業， 不无微劳。敢谓典册之渊林，庶几编集之先务，入海算沙，成书有待，而发凡起例，殆猶王磐所谓「期於適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