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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国: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作者:[宋定国] 来源:[] 2015-01-10

    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近些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上,发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就认为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社会的主导思想,并未对百家进行剿杀,与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韩术”有质的不同。武帝初年虽“罢申、商、韩”,但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围,因为此时“黄老”是主导思想,儒家乃属在野学派。武帝六年“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虽是儒家所为,但不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是将“黄老”从主导地位上拉了下来,由儒家居正统。“黄老”后来与“申、商、韩”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野学派。汉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怎么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

    当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后,孙先生在辩驳时认为,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但班固不能自圆其说,所谓《三策》是其所伪造,抵牾之处甚多。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正式泡制者。司马光发现了班固作始俑时有两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后,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二是说不清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为此,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从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并同时将武帝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从历史上抹去。这就告诉人们:汉代只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参见孙景坛网络稿:《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同意见,我也不敢妄加全面评论,而只是依据所见史料,谈些粗浅之见:

    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所撰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师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师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一个字也未曾提及,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有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因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我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所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

    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则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则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

    (摘自宋定国著《国学纵横》一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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