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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从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的真伪说开去 ——纠正被儒家文官扭曲的历史 
作者:[李晓鹏] 来源:[观察者网] 2016-09-18
摘要:文章节选自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纠正被儒家文官扭曲的历史》一文,文章从政治层面分析了儒家文官集团对历史的扭曲篡改,及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刻影响。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本书里面,重点对明史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满清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去写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史之前的中国史,我这本书里说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感觉到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地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正史《资治通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正史,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六十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汉武帝北击匈奴战争示意图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他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和征服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传一种说法:到了汉武帝晚年,他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开始反思,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开始反悔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么一段描述:

    征和四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的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他建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赶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责。

    田余庆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可能西汉王朝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使这个国家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会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但《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自己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找几个替罪羊,把执行他之前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武帝的想法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算是证据,不能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是在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资治通鉴》里边能在《汉书》里边找到根据,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的,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发布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地反思自己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的发布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轮台那个地方去驻军囤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附录)

    所谓的“轮台悔过诏”,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即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武帝的儿子八岁登基,受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和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对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武帝留下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个班子的搭配说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后,前几十年这种对外扩张政策能够得以延续。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但是没有。这是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很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云云,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肯定会有这些说法。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武帝当时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显著的“悔过”的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的先例。比如说元朔三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听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的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驰的节奏切换——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事儿,应该是虚假的。在历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过的问题。

    那么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考证,它应该是来自一本叫做《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很多史料当中有抄录它的内容。它里面有关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是非常一致的。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讲妖魔鬼怪故事的《汉武故事》这个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这里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是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基本上一打就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动摇。北宋的局面就说明你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

    通过“轮台之悔”这件事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文官们就可以昭告天下:汉武帝对匈奴的一系列打击,是过大于功的,本质上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国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后悔,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说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话,西汉可能马上就要完蛋了。

    把这个故事加进来之后,那么,再来看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少数民族来打我,我就不应该反击,打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说明我们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嘛,对不对?敌人一打过来,我们就签条约,割地赔款,这个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跟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过来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和将军们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们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观点。西汉能够存在两百年,到底是靠汉武帝去打击匈奴打出来的,还是靠他反省自己打击匈奴,搞休养生息休养出来的?

    这是两条政治路线。

    如果是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的两百年国运是靠打击匈奴打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应该走富国强兵、积极防御的道路。对于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敌人,就是应该严厉打击,对于敢于用暴力来跟我们对话的敌人,就是坚决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们再来谈和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和平。

    如果后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在武帝死后还能维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过。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北宋这种积贫积弱的这种国策来生存,对外妥协,依靠金钱外交来谋求生存空间。

    我个人的看法很明确,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是假的,《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观是通过伪造历史来传达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团执行的后一种方略,结果怎么样?《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北宋灭亡于1127年。《资治通鉴》成书后40年,北宋就灭亡了。而且国家是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杀得非常惨烈。

    武帝死后,汉朝有“昭宣中兴”,汉军横扫匈奴,把西域全部纳入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后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权非常强盛、国家经济繁荣的好时光。西汉和北宋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武帝积极进取的国家战略才是正确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战略是错误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他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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