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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白沙:《孔子平议》(下) 
作者:[易白沙] 来源:[《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1916】] 2015-01-10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犹言义子——编者注),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金正希,金声。字正希,一字子骏,明朝崇祯元年进士,后被清军执杀。著有《尚志堂集》。黄宗羲《明儒学案》说他“精于佛学”,以“儒家本领”“杂之佛学中”——编者注)、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复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原,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鹖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孟晋”意为勉力进取——编者注),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秦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猋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胠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胇肸、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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