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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可怕的美国“军事一工业一科学复合体” 
作者:[石斌]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4月] 2014-12-14

    美国“黩武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结构性因素。其中以“军事一工业一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因素。这种结构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

    一般认为,“军工复合体”起源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战时经济体制,因为该体制要求工商界与军政要员共同操纵经济生产。实际上,国家安全基础结构在40年代以前就存在,有学者认为可以溯至美国立国之时。但这种现象成为美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特别是冷战。由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与军备竞赛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与智力,军备规模和国防体制日趋庞大,全国范围内的军事一工业一科学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国防与外交中起着突出作用。

    “军事一工业一科学复合体”,实际上不只是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所担心的军事、工业两方复合体,或者后来一些人所说的三方(加上国会议员),而是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军事机构的成员想获取武器设备用于防御或进攻;工商业界想扩大规模,获取利润;国会议员想让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提供就业和选票;科学家希望得到大量科研经费或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声名显赫,甚或学而优则仕。这些互补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合作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事利益集团和“战争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

    国防产业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盘根错节。有关国防政策的政治争议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的意见分歧,还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工作与合同。大多数大型承包商是垄断企业,而五角大楼则是唯一买主。如果没有军事合同,许多美国公司就不可能繁荣,有些甚至根本无法生存,因为它们只生产军事设备。因此,这些产业所在的地区、特别是南部“阳光地带”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就大大依赖于国防开支。军方同国防承包商及战略专家串通一气,力图保持一个巨大的遍布全球的基地与舰队网,因此“一心一意要夸大苏联的威胁”。显然“它们积极销售武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到1950年代,500家巨富公司中的大部分成为国防承包商。国防工业为美国人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因而得到了劳工组织的普遍支持。于是一种长期的冷战经济出现了。在冷战期间,这个军事一工业复合体分享了10万多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获利集团。这个庞大利益集团拥有200多万军工产业人员,100余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企业又在政府推动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和并购,形成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工集团,牢牢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世界霸主和头号军火商的地位。例如洛克希德公司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宣布合并,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波音公司宣布与麦道公司合并,成为世界第二大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通过兼并垄断了美国空对空导弹的生产,成为世界第三大军工企业。

    除了军火工业,能源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冷战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能源政策。小布什与切尼都做过能源公司老板,布什家族就从事石油业。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认为是一场石油战争。由于美国在利用新能源方面的领先地位,一些人对“石油战争”的说法颇不以为然。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呢?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沃尔西说,伊拉克战争将“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还关系到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沙特对油价的升降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石油武器从中东抢过来。”而早在战争之前,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能源地理政治学》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对外国能源供应的依赖越来越强以及亚洲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东石油对全球能源供应将更加重要。如果美国能控制伊拉克,进而遏制伊朗,石油将回到70年代前的西方时代,并由美国单独控制。美国商界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和大型军火承包商是这个智库的重要财政支持者,这份报告也是该中心与美国政府能源官员以及多家大型石油公司管理人员合作研究的成果,因此颇能说明美国人在中东的战略考虑,也体现了美国在战略问题上“官学商”三方合作、各取所需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是:建立亲美伊拉克政权,进而控制伊朗,将导致沙特、伊朗、利比亚失去决定石油价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国际油气资源的生产、运输和价格决定环节,不仅使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产油国受到经济制约,而且由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远高于美国,欧洲的金融投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就会渔翁得利,提升自身市场的吸引力。因此,控制世界原油供应,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美国制约未来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防方案和政府预算必须经国会议员同意,这赋予议员尤其是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很大的权力。为了获取地方议会的支持、争取连任,议员们竭力说服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在自己所在的州或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商业活动。于是各州都修建了上百个基地,大部分武器生产转包给全国几十个公司。即使是单个的武器系统也以全国“会战”的形式进行。例如,B1轰炸机由5200个分包商共同建成,其分布涉及48个州和绝大部分国会选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地区都与飞机制造业具有重要利益关联。

    在讨论军事一工业复合体时,学术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曾被大大低估,实际上它代表了这种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始于二战发展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从冷战时期开始,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许多名牌大学都接受政府的国防拨款,主持开展军事研究。社会科学家如所谓“冷战知识分子”或“文人战略家”也介入了防务过程。他们的思想观点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基础,例如核威慑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反叛乱理论、非常规战争、特种战争、准军事行动等。许多人甚至进入政府关键部门,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这个“复合体”还利用手中的财力和权力,资助、组织和控制了一些右翼的思想库如“美国新世纪计划’、“安全政策中心”)、院外集团和刊物作为宣传、游说工具并为其制造舆论,以影响和控制美国防务政策。

    总之,大规模的军事一工业一科学复合体在40-5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就已形成。军事机构、工业、国会、学术团体、著名组织和名流之间这种密切的相互联系与支持关系,还因美国“旋转门制度”而得以不断巩固: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官员下台后主持智库,军事机构成员退休后受雇于国防工业,国防工业高管被安排到国防部重要位置,其“旋转”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每一部分在介入“国防政治”时,都宣称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实际上每一个美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自私的政治经济利益经常小心翼翼地用美国国旗包裹起来。……决定必须不断做出来,以创造出条约、战略、基地和武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防。”

作者简介:

石斌,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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