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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身心兼摄,四书与中医的相互发明  
作者:[柯小刚] 来源:[豆瓣网2014-02-21] 2014-11-25


编者按:此文原是2011年作者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参加“四书教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后收入作者《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一书;柯小刚先生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出于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双重影响,现代人关心身体更甚于关心灵魂。从养生入手讲修身,从调摄身心入手引入中庸之道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是适合现代人性情的方便法门。有鉴于此,我尝试把四书里的《大学》、《中庸》和《黄帝内经》的开头两篇《上古天真论》和《四气调神大论》合在一起讲,称之为“身心四篇”。

  以“身心四篇”为主要阅读文本,我在各种企事业单位做过系列讲座,收效还不错。在同济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中,也曾尝试把《四书》与《黄帝内经》放在一起讲,反响也很好。学生普遍表示,这样学到的修身方法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容易学以致用的。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抽象的、说教的、玄远的,而是亲切的、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可以从自身做起的。通过这种同时关注身心的教学,我们就可以给学生指明一条《中庸》所谓由近及远、自卑登高的道路。

                    文质彬彬与性情之和

  《四书》教法与中医的关联,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展开探索。总的纲领,可以从“文质彬彬”和“阴平阳秘”的关系出发,确立大方向,然后从性情之正与气味之和的关系出发,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子。方向和路子找对了,余下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方面,涉及古典礼法文教与中医诊断治疗的一些关系了。这些具体方面可以无穷无尽地展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教法。

  “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阴平阳秘”出自《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教人做文质彬彬的君子是儒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阴平阳秘则是中医养生的原则,也是中医治疗希望达到的目标。在文质之间追求平衡是儒家教养的基本内容,在阴阳之间寻找中和则是中医养生和治病的根本方法。

  关心身体健康的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阴平阳秘的观念,而如果我们把阴平阳秘的道理和文质彬彬的道理一以贯之地讲出来,那么,听众也就容易接受文质彬彬的观点了,而后者在片面强调所谓个性的现代社会是很难为人接受的。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现象:一个因为关心个人身体健康问题而信奉中医阴阳平衡主张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在思想上反对儒家性情教化的、在为人处事上容易走极端、戾气十足的人。

  在现代学科分划的误导之下,中医的阴平阳秘思想可以被接受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医学主张,而儒学的文质彬彬则难免被批判为压抑个性的封建糟粕(在现代日常汉语中,“文质彬彬”这个词主要是从“文”的一面得到理解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的道理贯通到一起讲,就可以在中医的价值中立面具的掩护下,比较容易地实现儒家教化目的。这就像为了哄孩子吃药,想办法用糖衣包上苦心。而且,归根到底,真正的儒家修身方法,又何尝不应该从个人最切近的身体照料开始讲起?《中庸》引《诗》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应该包含这个意思罢?[ 我在2010年底曾给同济大学中医大师传承班做一个讲座 “阴平阳秘与文质彬彬:古今中西之变与中医的未来”,对此有更详细的分析展开。参见本书“古典文教与现代技艺”部分。]

  讲《四书》很关键的一条是要讲性情之正。同样,讲中医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讲气味之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差不多就是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因此,每当涉及一些中医理论的基本问题,诸如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病?什么是药?什么是方子?为什么方药可以治病……等等,我都会诉诸《大学》的正心修身和《中庸》的致中和。这样的教法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儒学与中医相互发明的效果:既可以解除人们对《四书》的偏见,又可以加深听众对中医思想的理解。

  性情之正与气味之和的关系大概可以这样来讲:天命万物,各有气秉,难免性情之偏。在人有好仁好义之别、喜怒哀乐之过与不节,在物有寒热温凉之异、五味厚薄之偏,在病有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辩、脏腑五行偏胜之失。所谓方药,无非调和四气五味,因身体之偏性而为之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复归中和而已。同样,所谓正心修身,亦无非调节七情六欲,俾使无过无不及,养未发之中,履已发之节,复性情之中正而已。

             “修道之谓教”与“法四时五行以治”

  阴阳五行之中和并非执一不变的状态。有变化,所以生万物;有变化,亦所以杀万物。有变化,所以有病;有变化,所以能治病。天命之性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正仁和。有变化,所以需要礼义教化;有变化,所以礼义教化可以辅天道,成人伦,复性情之正。天道自然与礼义文教的关系,无论在西方古代和现代文化中,还是在诸子学形态的中国思想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一点上,中医和儒家的讲法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天人合一的典范,可以相互发明。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命无言。天道与文教的勾连不是通过宗教式的神谕,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天人隔绝。《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之所命并非有声的神谕,而是人得之于天的德性。所以,修德即保命,尽性即知天,率性即行道。于是,教之所教就可以做到既非神道宗教,亦非与天道无关的纯粹世俗知识,而是修此尽性知天之道即为人文之教。

  人们常说毉(醫)字从巫,可通天地神明。所以,有些人喜欢讲中医还是原始巫医形态的东西,尚未进展到科学形态。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殖民地学术,是把西方历史上的东西不加分析地胡乱套到中国文化头上。实际上,中医所谓通天地神明的方法完全不同于西方古代的领受神谕或基督教启示。中医所理解的天道正如孔子所感喟的那样是无言的,是以无言的四时之行、百物之生来示人以象的。《易》所谓“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系辞传》)。中医藏象理论的根源正在于此。中医所谓通天地神明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但也不是祛除神性的科学观察。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的是从日月悬象悟出阴阳的道理。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又可分为四气,也就是春夏秋冬四时,或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种状态。阴阳二气的交感又可以根据其升降聚散的不同态势分出五行:气升为木,气降为金,气散为火,气聚为水,升降聚散平衡为土。所以,中医通天地神明之德的具体方法就是《素问·脏气法时论》说的“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这跟孔子的无言之教和《中庸》的修道之谓教完全是一个道理。儒家教人,医家治人,都是出发于对天道的取法效仿,终成于参赞天地、助养万物,而这对于儒家来说便是正风俗、成教化,对于医家来说便是治四气,和五行。再具体展开,在儒家便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和《中庸》所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和“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等具体的节目。相应地,在中医里面,健康养生的要点就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的四时起居早晚之节、生长收藏因时之宜,五脏病变死生的要点则是《脏气法时论》讲的五脏之气在四时变化中的五行生克关系。总之,敬天之命、率道而行既是儒家教化的本源,也是医家治病的极则。

                 “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与礼乐刑政

  现代人对儒家常常有一种过分“人道主义”的误解,以为儒家只讲仁爱,反对用刑和用兵。另外一种常见的误解却又反过来,批评孔子诛少正卯的行动和祀戎并重、礼乐刑政并称等主张,都是封建专制思想的表现。这两种误解在现代读者中间非常普遍,也非常顽固,难以拔除,对《四书》教育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这些偏见难以拔除的根本原因在于:造成这些误解的根源实际上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现代意识形态在作祟,诸如“自由”、“人道”、“解放”等等,实际上一直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妨碍人们如其所是地面对经典,如其所是地理解经典。在这些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一个现代读者在阅读儒家经典的时候往往是情绪主导的,所以,要想让他明白春仁与秋义的相辅相成关系、礼乐刑政不可或缺的道理,是很难的,因为他的理性完全被情绪蒙蔽了。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价值中立”的中医知识,可以非常有效地引导读者理解仁爱和刑杀都是天地生物的必要环节,礼乐和用兵都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方法。有鉴于此,每当讲到《四书》中涉及礼乐刑政思想的时候,我都会联系到《黄帝内经》中关于“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阴阳应象大论》)的思想;反过来也一样,每当带学生读到《黄帝内经》中涉及秋杀冬藏的文本,我都会顺便谈到儒家思想也是非常重视用刑和用兵以辅助礼乐教化的。实践证明,在这样一种讲法的引导下,即使是最富有现代意识形态偏见的学生,即使不能从感情上接受礼乐刑政的思想,至少在道理上是能理解的。因为这种讲法非常直观,也非常“价值中立”:礼乐刑政正如春夏秋冬一样自然而然。

                  三才五行与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在现代面临的困境与礼乐刑政是类似的。同样,如何借助一种“价值中立”的讲法来把三纲五常的道理先讲清楚(然后再涉及所谓价值问题),成为三纲五常教学问题上的关键。

  近代以来,在西方权利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解放观念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下,三纲五常思想成为儒家的一个罪证,极大地妨碍了现代人正确认识儒家传统,为《四书》经典的教学带来强烈的负面情绪。所以,即使是现代新儒家也往往退守一步,附会现代西方的政治正确,主张只讲五常,抛弃三纲。但实际上,三纲五常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完整系统,放弃其中一个,另一个就很难维系。
 
  譬如说,如果只讲五常的话,这个五常就有一个循环的问题。因为大体说来,五常的精神比较提倡关系的对当性:如果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如果父不父,子就可以不子;如果夫不夫,妻就可以不妻等等。这当然是非常有革命性的思想,非常重要,可据以反驳很多人误以为儒家是专制帮凶的指责。只不过,如果只看到儒家的这一方面的话,就太低估儒家了。儒家的安邦治国之道比这个要深思熟虑得多。儒家的伦理和政治思想比这种看法要深沉许多。它毫无疑问包含了这种革命性的想法,但同时,也为这种革命观念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保障,这个基础和前提正是一般被误以为专制帮凶的“三纲”思想。这是因为,五常的对当结构之所以不带来恶性循环的问题,乃至这个循环之所以能健康地玩下去,它的革命性不至于彻底毁坏秩序而是有益于秩序构建,实际上有赖于三纲的知止。这个道理因为牵涉价值观的问题,很难被现代人理性地接受。百年来拍摄的无数电影、电视剧渲染了太多血泪控诉,那些封建礼教吃人的残酷画面调动起现代人不可遏制的激情。如果不借助一种“价值中立”的说明,很难唤起读者的理性,客观认识三纲五常的制度意义。

  这个棘手的问题通过中医来讲就能找到一个儒家教化的方便入口。中医上讲五行,五行是相生相克的,它是一套循环的运动关系。循环带来生机,但纯粹的循环又会丧失秩序,带来循环运动的毁坏,最终毁灭生机。所以,光讲五行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讲天地人三才,就好像伦理学上光讲五常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讲三纲。三才的结构类似于三纲。正如三纲的臣、子、妻必须以君、父、夫为纲,三才的人必须效法天地,以天地为纲。只有这样,五行的循环关系才有一个止归。因此,三才和五行在中医体系里是缺一不可的。《大学》引诗“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感叹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现代人片面强调自由、平等、革命、解放(左右两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一味放纵,漫无所归,真是为人而不如鸟啊。

  当然,无论是为三纲辩护(顽固派原教旨儒家),还是批判三纲(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现代人还容易犯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就是把三纲理解为所谓“绝对的服从”。这完全是对三纲的误解。这个道理但从伦理学上很难讲清楚,但是,如果联系中医的阴阳互根思想的话,就很好讲了。

  实际上,无论是在儒学伦理上,还是在中医思想里,三的要害其实在二。无论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还是夫为妻纲,实际上讲的都是二,是什么呢?阴和阳。三纲实际上说的是:君是阳、臣是阴,父是阳、子是阴,夫是阳、妻是阴。三纲的道理其实是一个道理,即董仲舒说的“阳主阴从”。“阳主阴从”并不是阳对阴的“绝对”统治关系,也不是阴对阳的“绝对”服从关系。因为,如果“绝对”的话,阴阳就没了,乾坤就毁了,哪还谈得上什么关系呢?“绝对”的讲法完全是对中国思想的西式误解,不符合中国古典的阴阳关系。

  阴阳关系诚然以阳为阴纲,阳主阴从,但万不可从“绝对”、“片面”立论。一讲“绝对”、“片面”,就没有了阴阳。阴阳除了有个尊卑主从的关系外,还有个成对互根的关系。《素问·生气通天论》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这种阴阳互根的思想不是西式的绝对片面思想所能把握的。西方思想,即使西方古典思想,都无法把握阴阳思想里面比较精微的东西。这种精微的关系既超越了循环的五行,同时又在阳主阴从的关系上维系了阴阳互根的关系。阳主阴从这是一个方面,这与西方古典思想常有的绝对宰制关系可能比较接近,但是中国阴阳思想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天尊地卑、阳主阴从的思想可能还要与阴阳互根、乾坤并建的思想结合到一起讲。正如儒家礼法中的父子主轴必须与《诗经》开篇的关雎之道一起讲,才能穷尽儒家家庭伦理的全部意涵。当然,现代人的弊病又往往堕落到只讲关雎,以为夫妇才是家庭的轴心,又以爱情为夫妇的轴心,这就又回到了孔子喟叹过的“人而不如鸟”了。

                    “君臣佐使”与安邦治国之道

  安邦治国之道是儒家的主要传统之一。然而,在现代西方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夹击之下,现代新儒家要么只讲心性修养,放弃政治关怀,要么完全向现代意识形态投降,壹是皆以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准,斤斤于寻找儒家传统中符合所谓自由、民主、平等、解放观念的东西,完全丧失了圣学的主体性。

  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最令现代人痛恨的是君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人有两种普遍流传的错误认识。第一个误解是把古代君臣理解为主奴关系,这是典型的“东方学”想象,是把西方人心目中的所谓“东方暴君(波斯、阿拉伯等)”的帽子,乃至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关系,错误地移植到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之上。第二个误解是以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没有君臣关系的,这是典型的现代西方崇拜的幻像,康有为早已辨析过(康有为说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君臣关系,因为在先秦和汉代语境中,君臣关系是在各级通用的,并非专指君主制中的皇帝与臣民关系)。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君的意思根本不同于西方所谓君主制的君主。君可以是世袭的,也可以是革命而起的(汤武),也可以是禅让的(尧舜),在现代也可以是选举的,这并不是本质。君可以称王,可以称皇帝,可以称天子,在现代也可以称“总统”之类,这并不是本质。君的本质是能群,把人群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有机体。实际上,无论古代现代、中国外国,任何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必定是有组织的,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必定是有头的(《易·乾·彖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个能群的首领,即使号称总统,实质上就是君,因为他配得上“君”的美称(《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反过来,一个不能群的首领,即使号称君主,实际上也不是君,因为他配不上“君”的美称,只不过是独夫而已(《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出于现代意识形态教条的顽固误导,这个问题也不光是做文字考证和讲道理就能让现代人接受的。而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四书》中随处可见的君臣二字就会变成触目惊心的拦路石,妨碍现代读者进入《四书》的世界。即使勉强能读下去,也必然大大减损《四书》的意义,误以为《四书》的“精华”只是儒家的个人正心诚意功夫,最多只不过是修身齐家的论述,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势必被视为“封建糟粕”,必须被抛弃。这正是所谓现代新儒家的误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左右两派无论与新儒家有多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所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的难度非常大。倒不是难在论证上,而是难在这个问题几乎凝聚了所有学派几代人的激情、欲望和利益,以及几乎所有的口水和火药。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理性探讨可能性的问题领域。为了激发理性的探讨,我们必须借助一种“价值中立”的思想,从一个“价值无关的”侧面带现代读者看看君臣关系的古典结构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医就提供了这样的绝佳侧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君者群也”:君药是使得一个方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乌合之众的药。譬如《伤寒论》第一方桂枝汤:桂枝为君,解肌发表,散外感风寒,这是本方的制方目的之所在,其他所有药味都必须围绕这一目的而配伍,配合君药达到目的。芍药为臣,益阴敛营。桂、芍相合,一治卫强,一治营弱,合则调和营卫,是相须为用。生姜辛温,既助桂枝解肌,又能暖胃止呕。大枣甘平,既能益气补中,又能滋脾生津。姜、枣相合,还可以升腾脾胃生发之气而调和营卫,所以并为佐药。炙甘草之用有二:一为佐药,益气和中,合桂枝以解肌,合芍药以益阴;一为使药,调和诸药。

  二、“君者群也”:“心主神明”就是使得身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核心。《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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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12-01 09:03:27.0)
     正如三纲的臣、子、妻必须以君、父、夫为纲,三才的人必须效法天地,以天地为纲。” -- 人际关系(即使将君臣解释成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怎能与天人关系相提并论?此文基本上脱离历史和现实实际在抽象概念中兜圈子,其基本思维方法是西方式的,怎么能如实地评断中国传统思想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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