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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古代书院是如何运作的 
作者:[龚鹏程]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2014-07-14] 2014-08-27


编者按:本文节自6月14日龚鹏程先生在杭州西溪湿地西溪创意产业园的讲演内容。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一、

    今天是“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第一讲,我野人献曝,先来做個报告。

    书院很复杂,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一千年了。其間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並不容易。

    不过,接到这个題目时,我就在想:若今天是个传统书院的讲会,那又怎麼做呢?

    以劉宗周《證人社會儀》為例。其讲会皆有一位司会,也就是主持人。司会宣布讲会开始以後,敲雲板;雲板三声之後,司贊,也就是司儀,命童子歌诗。歌诗畢,再傳雲板三聲,主讲人才開讲。

    在主讲人和听众之间,還要虚设两席,虚位以侍。幹什麼?一位叫秉笔者,也就是记录;此外一位是講友。講友是來討論的。此外尚須“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要专设一位质疑者。講友和質疑者在讲的过程中不斷提问,或講畢代表听众来质疑,跟主講人展开讨论。

    这是在明代的情況,起码是浙江流行的方式。王阳明在绍兴蕺山书院就是这样,他的後学便也都维持了这样的制度,且會詳細写在书院的会约會儀裡。所谓会约,就是书院的规矩,告訴你讲会該怎么办,有哪些仪程、要如何进行等等。我刚刚说的制度,就见於證人书院的会约。

    会约规定的不止是讲会如何進行,还有許多。如现在办活动,门口不是都有签到簿吗?签到簿,那时叫做会约簿。前面常有一段引言。我们这次也有签到簿,但估计就没有引言。这引言是说明这次是什么会、有何意义、有哪些規矩、会是怎么办的等等,其實甚為重要,我們現在皆是因陋就簡。

    还有,大家来参加講會,但经费谁出呢?有些书院会自己出,有些则是参加的人缴费。證人書院就說要缴费,然只需交一钱以上、三钱以下。意思是说要缴费,但不要你缴多。

    讲会通常是早上七点钟到十一点。十一点结束以後,就該吃午饭了。那午餐又怎么办呢?通常是四人一桌,菜两荤两素。若讲会延续到晚上,那就荤素六色、酒数行。山长、地方官或比较尊贵的客人則“倍之”,更丰盛些。不像今天我們這樣不管飯。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书院有很多特点。

    一,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擊雲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禮,除了剛才說的以外,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司会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後才開始主持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

    其次該注意的是会约。

    許多人都知道或讀過《白鹿洞规约》一类文獻,但那只是大的、方向性地指明。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實還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範,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幾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个聚会多少小时等等。这些规定必須非常细,否則群體生活便難以進行。

    現代人讲中国古代社会,常有个误会,说西方人才有契约精神、才有社团契约;中国只讲礼,只是宗族禮法型的有機社會,不是機械的社區社團組織,没有契约精神,所以法治不彰等等。事实當然不是这样的。讲这話的的先生们,都不太懂中国的社、團、行、會。古代社团规章制度自漢魏以来就非常完备。书院的典章制度更是细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其中有許多生活性的规定,包括吃饭、喝茶。例如讲会开始之前總會有来宾先到,到了以後幹嘛呢?閑晃?瞎扯?當然是先喝喝茶,以後再进行正式的讲会。

    传统上書院都提供茶水,甚且供饭。固然有些书院要收会费,但也有不收的。如泰州学派的王艮(心斋),讲课时就有个樵夫常來聽。他叫朱恕,後来也成了有名的学者。他每天砍柴都路过王心斋的书院。有天,听了入神,就每天来听,饿了、渴了就在书院裡吃,後来即拜王艮为师。這类例子並不少见。

    这些会约、规约、规则、会仪文献很多,只是今人不甚注意而已。每个书院的特色,从精神上理論上,可能還不太能分辨出来;但只要看看这些规约,立刻就能发现每个书院都是不一样的,各自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教學體系。

    以上即是我要向各位介绍的第一部分。

                二、

    第二部分。我刚刚的介绍中有个细节,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演講時要留一个位子给质疑者。

    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之精神。這是书院的精神特点,但不是书院的创造。这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不过继承和发扬了它而已。

    那么,这个传统从哪来?从汉代的讲经来!

    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如家的师弟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各位读《论语》《孟子》等都能看到。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刚剛說演講時規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就是要把这种精神用制度稳定下来。而这个制度是从汉代来的。

    大家都知道汉代经学有师法有家法。看来学派的师承传统極其严格,今文家,就只讲今文家的道理,決不會跟古文家混。今文家中又有不同的師法。比如同樣講今文《尚书》,還要分是欧阳《尚书》还是夏候《尚书》呢!这讓我们感觉門戶森严,師法很紧。但當時在老师讲经时,会制度性地安排一个人,叫做“都讲”。類似助教。学问也非常好,其职务就是协助主講。各位知道“都”字在汉字中即是主持之意。故他也负责讲,但他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平時讲課,学生心中都有疑问,因听讲的过程中還不是很熟悉老师的思路, 或不熟悉老师所讲的经典,所以听不明白。想问,卻又担心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问了以後别的同学会不会笑话我;不断的问,同学会不会嫌我烦,觉得我浪费大家的时间等等。所以就都不敢問。

    針對這種現象,當時遂专设一人负责提问。“春王正月,大一统也”,老师剛解釋經文为什会这样寫,都講就追问什么叫“元”?什么叫“正月”?什么叫“大一统”?一统就一统,为什么“大”等等,不断追问之。这就构成了汉代讲经的特点。像《公羊传》徐彦的疏,翻开第一句“春王正月,大一统也”,底下就可看到它连续發了十几二十问。

    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汉魏南北朝有个流行的文体就叫做“难”。难是动词,以难倒别人為宗旨。有句成語叫“执经问难”,就是拿着经典和老师讲:刚刚讲错了吧?或这兒没讲清楚,没听出它是什么意思。经典中疑难的地方都要去质问,所以後来就形成難這种文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等等。难,這种论辩式的文体,是从经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南北朝更是发扬光大,各位去读《昭明文选》就可以知道,“难”也被列為一体,有很多著名的互相詰难,成為名作,一直发展到隋唐。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孔颖达就很有趣,他年轻时去听人家讲经,執經問難,不断追问,結果讓主讲者下不了台,把人家问倒了。以致主讲人竟派刺客去杀他,他躲進大臣杨玄感家裡才没被杀。可見当时问难十分激烈。

    後來更予扩大。每年祭孔的释奠礼。祭祀(唐代的先圣是孔子,先师是颜回。有的时候还祭周公)後,典礼并没结束,還要由皇太子或者是皇帝自己主持大型的讲论,由五经博士等最有名望的儒家大师出来讲。侍讲、侍读讲畢,质疑者进而问难,再由皇太子或者皇帝主持吃一顿饭。席間,学士歌诗、作诗,最後才结束。

    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後又扩大。自武德年间开始,光讲儒家还不行。祭孔後,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来,举办“三教讲论”,让三教相互攻难。這是正式的礼典,每年都要举辦。

    到了宋代,这风气当然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書院会讲在制度上才會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专门找你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

    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时,他就请陆象山去讲。各位都知道书院是要有宗旨的,每个书院,即代表一个学派或一位大师在此讲那一派的學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亦是要讲明他这一路的学问。而朱熹已经和陆象山辩过了,鹅湖之会,他已非常清楚象山乃他最大的论敌。但他竟特意请象山到白鹿洞书院来讲课。象山也做了很好的准备,那天讲的是“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这一章。讲得極好,举座动容!朱熹自己也在下面听,非常感动,所以他還請象山把讲义留下来,刻在白鹿洞书院裡。

    朱熹自己也一样。例如岳麓书院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因为朱熹跑去那裡跟张南轩反覆辩论,他最重要的“中和新说”即形成於此。什麼叫“参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人活着就有喜怒哀乐,你怎麼能回到这喜怒哀乐未发的境地呢?對於此一難題,朱熹前後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跟张南轩反覆讨论,南轩的思想發生了变化,朱熹也有变化,兩人都受益,成為理學發展史上的大事。

    諸如此類故事,均可見不同思想的交锋、辩论,在书院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时禅林间也有这样的风气。因为禅宗本来就是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吸收了這種風氣。有开讲、有小参、有大参、还有晚参。小参是随機开讲,晚参是晚上开讲。聽者除了在讲堂上質疑之外,还可到住持的住处去质疑问难,这跟书院是非常类似的。

                     三、

    书院是要讲学的,讲會只是其中一環。我们现在這樣讲,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要知道“书院是讲学的”这句话本身就很特別。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学校是不讲学的!

    古代学校就跟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一样。它們讲学吗?只有考试啊!让學生反复练习要考试的内容,反覆背诵、反覆记忆、反覆做习题,然後周考、月考、期考,慢慢让你学到一套答题的技巧、应答的本领。因為它們不讲学,故不需要谈什么宗旨講什么学问;书院卻要讲学,所以跟學校迥異。

    除了刚刚說的讲会之外,山长就要讲课。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

    学派内部也有很多争论,并不因是山长讲学,其质疑和辩论就少了。像朱子学派在南宋时期有个後学叫王柏,在“诗经学”上很有建樹。民国初年,疑古派就经常谈到他的《诗疑》。王柏是何基的学生,何基文集三十卷,裡面居然有十八卷都是跟他这学生的往复辩论,有时一件事两人来往信函辩论可達到十几通。这不是很有趣嗎?可見学派内的辩论甚是激烈。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即是靠这种有制度化保障的书院精神来發展的。

    朱子後學学黄东发,則常参加别的学派的辩论。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因为已成为风气了,有时还會發生一些趣事。如明代的湛若水,跟阳明很熟,学术宗旨比较接近,但也微有异同。他非常喜欢辩论,到了人家都怕了的地步。九十岁時到江西,阳明的学生邹東廓,正在江西吉安安福办书院,還告誡弟子说:湛老先生来了,他好論辯,你們不要與他轻启论端!其實湛若水是非常有趣的学者,在广东办书院時,门下有一百零二岁的、八十多岁的、九十多岁的,都来听课。他九十多岁了还到处和别人辩论,因为已养成习惯了。

    所以这就代表了书院的精神。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它的仪式性,第二个是质疑辩难的风气,底下就要介紹山长的主讲。其實山长主讲並不常有,跟我们现在大学每个礼拜老师都要讲课不同。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並不讲,那麼平常书院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

    书院有个方向,告訴學生应该遵从什,有个精神上的导引,這些都由山長提點,而其他皆靠学者自学。有时学生程度太差了(入学时因为“有教无类”嘛,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山長会讓入门较早的学长先带他。如陆象山通常会讓学生鄒约去带新生学礼。這點等下我還会讲,平常我们都以为阳明、象山都只讲本心良知。其实不然。他们其實甚重礼学,故先带他们學禮,其後老师再教。

    象山在应天山书院时,建了个讲堂,而他自己住在另一處,叫“方丈”。每次開讲,都从方丈坐着轿子到讲堂,来时击鼓为号。学生听到鼓声就聚集了,讲畢,他坐着轿子回到方丈,学生有什么问题再到方丈去质疑问难,所以山長讲学本身也有仪式性。不然为什么要击鼓、坐轿子?

    老师讲课通常会有讲义,因为他不是经常讲,讲通常是一个专题。比如说阳明在蕺山书院讲《大学》,就只講“万物与我同体”这一专题。这就会有一篇讲稿叫讲義,如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於义,小从喻於利”那樣。讲完後,质疑问难的记录則是语录。我刚刚已说了,每次讲会都會有记录,山长在书院裡與学生问達,也都有人记录,所以你去看朱熹的<语类>,非常繁复。

    要看这些语录你才能明白这些老师有多么了不起。因为学生随时问,问题千奇百怪,老師随时作答,仓促间既不能查考文献、也無暇思考。因當時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学生随时請教,老師也義理精熟,故能如此。

    语录比较庞杂,讲义就较明确,主要是专题。其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在大学裡教書这样,只是指点性的。像陽明讲《大学》只讲其中一句,你由此去想,整本書就能够掌握了,不必从头到尾把《大学》一章一句地串讲一遍。从头到尾串讲下去,是小学或蒙学才做的事,不是大学之道。现在大学便是从头到尾讲、一章一句串讲。

    书院教学法是启发式的,辩论、启发、指点而已。山長亦不常講,學生基本上只是自学。自己学、自己下功夫,学到某个地步,老师才给个指引或做个印证。这才是书院教学的方式。

    书院对外另有宣講,屬於社会性的讲學。有时即在书院讲,但听众不只是书院原有的师生,还有外面社会上的人士。书院,你不能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封闭式的。不!书院在山林之中或建在城市中,雖总有个规模,但其本質是社会性的,所以它的讲学是开放的,面对整个社会,有点像西方的传教士宣教。

    这种讲,和讲会或山长的主讲又不一样,連说话方法都不相同。像阳明就教學生說:你们讲學,都拿着个圣人去和别人讲,别人看見圣人来了,都嚇得跑了;所以你要像观世音渡化老百姓一样,要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用一套愚夫愚婦的語言態度,人家才听得进去。其後學顏山農,讲什么是良知时,甚至会在地上打滚,說看我現成良知。

    这种面对社会的讲學,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让社会风俗更為淳美。古代书院的山长们在这方面頗有表现,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诗人施閏章(愚山)主持一个书院,有天来了两兄弟,写了状子到书院告状,要争祖产。愚山說:我这裡是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衙门;你们要告状,需到衙门去。但既然来了,那我们也不妨聊聊。就让两兄弟坐下来,跟他们谈兄弟友爱之道,结果讲得这两兄弟相擁痛哭,當場就把状子烧了回家去。

    这些书院的山长啊,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大学教授的这點本领!我们都是概念性的術語、抽象化的学问,一般老百姓是听不懂的。但中国书院讲学至少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书院内部的,像《朱子语类》这种說理、论辩式的语言,还有一种是教化世俗的,像泰州学派这些。他们为什么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作用呢?就是因为书院面对社会公众時,有一套愚夫愚妇的语言体系,能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另一个特点。

    此外就是随机讲学。随机讲学就更多了,也很有意思。它不像上面介紹的讲会有充分的仪式性,有规矩。例如阳明到滁州,各位都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醉翁亭旁边有个湖,還有酿泉可以製酒,晚上陽明和學生就在那边论学、唱歌、聊天,歌声震动山谷。這類故事很多,故阳明的年谱说:“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于登游山水间也”。此即随机讲学,通常是带着学生到山林去游玩。为什么後人常说王学有狂者气象呢?就从这方面来,有孔子“吾与点也”那種暮春三月歌诗的味道。像嘉靖三年在天泉桥大会弟子,著名的“天泉证道”就發生在那時。有記載說當時“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大家可以想像其氣味!《朱子语类》中也有类似的情況。

    当年清华大学办国学院时,有天梁启超把学生都带到中山公园去玩,提醒学生说:我们现在办国学院,要恢复的是中国书院传统,而书院教育不是只有在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师友讲习。他講的,就是這種優游講習的方式,可见书院这种傳統对後世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现在的大学,通常下了课,老师和学生就没什麼来往,同时你也不太可能带着学生出去玩,在山水之间讲学。

                    四、

    另外,我們還應注意书院的社会性。

    五代北宋的书院很多原是家庭自己设的。五代史中曾记录江州地区陈姓家族,七代同堂,聚集了几百口人,每次吃饭都要击鼓为号。他们有不少小孩要读书,所以就聚了很多书,请先生来教。可是这个私塾,學生並不限於本宗族的子弟,所以江南名士都到他家里去读。換言之,这种看起来是家族本身的学堂,其實是面对社会开放的。

    當時开学馆、置书楼、以延四方之士,四方人士都到他家去读书的私塾很不少,都有开放性的性质。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进化。

   各位知道,孔子那时当然有教无类,但汉代以後,逐渐主持教育的都是世家。每个家族皆有他們自己家的学问、学术传统,比如王谢家族。宋代,家学才扩充到社会面,虽是私办,但卻有公众的性质,包括我们前面說的讲会也是如此。

    刚刚我给各位介绍过书院的会簿。像玉山书院的会簿前面就写了一段引子說:玉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与年少,凡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良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地他方,但愿听讲,皆許前一天或当天登记,由我们领你进来听,照规矩行礼就可以了。而且若你真的胸中有见,许你上台主讲。

    有趣吧?對这个题目有独到见解的話,请你上台来讲!不但所有人都可听講,还由你上台讲说。

    正因为书院是社会性的、公众性的,所以它虽然以讲儒学为主,但你不能只把书院看成是儒家的。不错,书院只讲儒家的学问;祭祀时只祭孔子或本门宗师(如西湖的诂经精舍,是讲汉学的,故祭许慎、郑玄)。可书院絕對不纯屬儒家,它屬全社會。

    且不說僧道来书院听讲的很多,許多书院它本身就是道观、佛寺办的。如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原屬嵩阳观,是个道院。还有我们杭州的求是书院原先是普惠寺、万松书院則是原来的报恩寺。也就是说,它或原来是寺庙、或用寺院旧址、或在寺院支持下開办。因为办书院要钱,钱从哪兒来?寺庙有香火钱或有人家捐的山林,就从中撥一部分给书院,所以书院有学田、有学山。你现在去看白鹿洞书院,会觉得好小,只有一点点,而周边都是山。其實周边的山都是白鹿洞的,那就是學山。这些,早期很多是由寺庙来的。

    以宋代来看,民间办的占一半,官办的(包括地方官、督撫、或者是京官、还有皇家敕建的这些加起来)也一半。可是不管怎样,书院是社会公众力量共同来建的,可能是僧道,也可能是官府,大家一起来建。

    你也不能只把书院看成是汉文化、儒家文化。为什么?因为异族入主中原時办书院更是积极。比如元朝在还没有统一南方时,就已经开始办书院了,叫太极书院。是忽必烈一就位就办的。他平定南宋以後,更通令江南诸路广设书院,所以元朝的书院比宋朝还要多。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南宋的书院皆在南方,最多的是江西,第二是浙江,第三是湖南。黄河流域几乎没有,书院集中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到元代以後黄河流域的书院就增加了,大概占到百分之二十,书院於是普及全國。

    明朝还是以江西、浙江、广东占前三名,但湖南就不行了,广东崛起,书院甚多。这个比例,因做书院研究的人各自统计的数字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定。有些人认为明代浙江的排名应该在广东和福建之後,有些则认为浙江是第二名。不过浙江地区的书院,大概最盛是清朝,排名第一,有395所书院。

    我现在帶來两篇文章,一篇是《清代新疆书院研究》,另一篇硕士论文是《清代苗疆书院研究》,可見书院在中国遍布各地。苗疆有苗疆的书院,新疆有新疆的书院。书院不是只有汉民族的,也不止在中原地区。

    全國地各地都设书院,社会人士中僧、道、官员、士大夫都是辦书院的积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商人,比如杭州的祟文书院,其来历是当时的巡盐御史葉永勝经常在西湖举行聚会,生员坐着船去发题目,然後大家乘船出去,晚上敲钟,再回来交卷,聚会吃饭。他过世後,当地父老怀念他,建了一个书院,這就是後来的祟文书院。祟文书院影响甚大,甚至有一度把西湖书院併起来了,是个有名的书院。当时它前面祭朱子、後面祀叶永胜。

    各位知道,书院和孔庙的祭祀並不完全一样。孔庙是左庙右学,是个平列结构,而书院通常是前殿后寝的。书院建筑在中轴线這兒主要是祭祀功能。可是最後面是藏书。藏书楼是书院中最高最重要的建筑,不然怎么叫书院呢?书院就是以书为主的,所以它有这样的形制。旁边則会有些其他的祠堂建制,老师学生另住在两边的齋舍。其建制大概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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