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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泰玮:《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作者:[张泰玮]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2-22

1912年,毛泽东19岁,中华民国刚成立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该文天才般地批评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民主体制是行不通的,并给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开启民智,既开启人们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开启民智的一生。所以说,《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为中国前途命运大论战之际,该文实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总理遗嘱》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探索。到1911年,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体制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成立后,孙中山效仿华盛顿退去总统职位,着力于铁路修建和经济建设。没想到袁世凯却称了帝。1925年,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唤醒民众”。这正是毛泽东13年前的观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表明:  

1)若民智不开,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注定要失败。  

219岁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有伟大之器,是中国民族的大救星。  

3)从某种意义上讲,30年改革开放也印证了上述两点。  

2、从《商鞅徙木立信论》看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开明综义地提出:自古以来,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反问句,开始了自己的论证,其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对于一个好法律人民应该是欢迎和拥护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对,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这是民主法制体制的基本前提。  

商鞅的法律能富国强民、惩奸除恶、保护人民权利、树立国家军威。这个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应欢呼才对,为何反而惧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赏金”才去信任呢?现在,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还是惧怕、不信任,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开。  

总结该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体制的基础,若民智不开,效仿西方实行民主法制体制的中华民国注定要失败。  

现在,台湾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贪污腐化、卖淫嫖娼等不良风气严重,社会问题不断。奉劝他们好好地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而美国自身,其所谓民主法制体制导致了世界霸权和经济危机,而我们国内精英们面对国内诸多问题,还在鼓吹和宣扬这些。奉劝他们也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工作的方法和原则的写照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人格、天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根本方法,就是开启民智,让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采取这种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以极为贫乏的物质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成就。  

毛泽东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军事上,推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纳基层群众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 

3)        在经济上,反对物质利益刺激,反对经济挂帅,发扬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对一切小国家平等公正相待,对一切强权国家针锋相对斗争。 

5)        在生活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6)        在教育上,发现并歌颂小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如张思德、白求恩、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等。

7)        在工作形式上,浅显易懂、幽默风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防止“精英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交流,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9)        在学习上,让人们开动脑筋自己学习,自己思考。  

为了形成开启民智的良好机制,使民族走上持续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一生坚持整党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党员干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脱离和打击人民群众的错误意识,到最后发动了文革。  

总的说来,为建立繁荣、富强、文明、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除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开启民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指出 “中国需要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是独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认为,内部改革、外交、商业、科学、选举都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富强。 “为了变革中国,必须追溯其人格的起源,还必须让人格得到净化,良知得到实际尊重。” 这简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基督徒,亚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取它,她绝对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识。”   

毛泽东不是基督徒,他说“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从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义和良知,并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开启她、发扬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附录:《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附录:译文: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涤庵先生尾批: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学。 

涤庵  

六月二十八号 

【注释】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建校时,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编在通(科)一班,读了一学期。毛泽东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  

其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迄今止国家所发现的他一生中之最早的文稿,全文413字。作文眉批五处76字,尾批65字,总计141字。18岁的毛泽东,在作文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 

涤庵先生在批语中赏识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涤庵先生是国文教员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清末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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