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无有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我看大陆的知识分子，亦复如是……
暮春时节，因简体《孔子随喜》出版，遂有十余天的大陆之行；从沪杭，往成都，再至北京，所见所闻，多有感触。其中之最，则是，大陆的读书人，实在太不快乐了。
读书人的郁结忧深，两岸皆然；真要多找些清朗之人，也着实不易。但相较说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才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当政者也心知肚明，于是，防民如防贼；提防知识分子，尤其彻底。两造（指有关争讼的双方当事人——编者注）之间，疑忌日深；彼此互信，荡然无存。结果，越骂越防，越防越骂。因此，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
看着他们纠结的脸，又想着他们天下国家的怀抱，两相对照，不禁感慨，也让我想起了那位焦虑的母亲。这回，是在北京首都图书馆的公开讲座，讲题「与孔子闻风相悦」，我特意留一小时给听众提问。底下之人五花八门，所提问题各式各样。有人问起了陆王心学宛如博士口考之题目，也有人提起了小孩越来越不快乐该怎么办的大哉问。我特别记得，这大哉问者，是位看来学识不丰还带些土气的家庭主妇；但我直觉亲切，很能体会她的真实感。比起许多的博学之士，她的问题，毋宁是更无半点浮辞与虚语。
我未能详答，只略略言道，一般说来，小孩忧郁，是因父母焦躁；父母放松了、明朗了，小孩才可能快乐得起来。学校里不也一样，除了体制之僵化，有些老师其实是过度操心学生，是被自己的「爱心」、「责任感」给团团困住，结果，落得一身浮躁，天天烦闷，那么，又如何教导出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呢？
我劝她先放轻松；若放得松，孩子就有变化；别急着替小孩紧张。我没说出口的，是孔子那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位」而言，在家里，父母是「君子之德风」，孩子则是「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父母自身，才是关键！
孔子这句话，更可说给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来听听。
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慷慨与愤懑，看似有别，却常常只是一线之隔，有时也仅仅一步之遥。
正因这样的慷慨激昂，于是，迎来了中共早期之「满怀理想」；而相应于后来的愤懑乖戾，也遂有毛时期之荒腔走板。「满怀理想」与荒腔走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亦仍是一线之隔与一步之遥。日后中共建政，终至文革，知识分子之饱受糟蹋，虽说可伤，虽说可悯，但是，请恕我直言，知识分子与中共彼此之千丝万缕，两者之互为因果，恐怕，连今日动辄痛斥中共当局者，都未必如实观照得到。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近代中国政治之败坏，追根究柢，是人坏；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
那群知识分子始终以为，政府之根本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种种昔日之恶，其实是因为人坏，是因为性情扭曲，并非制度有多么的不足。不能因为曾经为恶，便满脑子要设计制度来提防为恶。如此思维，结果必然只是，越坏越防，越防越坏。最后，遂造就了今日双方的猜忌日深与互信荡然。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最佳例证，就是台湾的民主法治化。这二十年来，尤其陈水扁时代，台湾成日「依法行政」，满嘴法律制度，但是，人心之败坏，莫此为甚。乍看之下，眼前的台湾，「民主」成就斐然，但究其实，舆论失焦涣散，知识分子乏力虚无，整个社会耽溺在物欲与低级趣味中无以自拔。没有人的性情之美作为支撑的民主法治，只会迈向整个社会慢性的萎死。
又比如说，现今台湾的大学评鉴，多有制度呀！数量化，标准化，有条有理，完完全全就是黄仁宇所强调的「数目化管理」；但是，正因这样的「数目化管理」，台湾的大学系统，这些年来，才逐步走向崩坏。因为「数目化管理」，台湾目前的大学，已然容不下大师；将来，也会容不下真正的好老师。台湾教育的沉痾，其实是太有制度，却毫无情性。
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而后，唐沿隋制，几无更动，亦同样开出了大唐盛景。秦汉之异，隋唐之别，都不在于制度，而在性情。论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观念狭隘，总瞧不起刘邦；觉得他既没读书，又像个无赖。殊不知，刘邦的性情，比那一帮儒者，实实要好上许多。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褊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有刘邦的好性情，才有汉朝质朴而大气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后头人之情性，才是历史之真消息。
我在成都讲座，特别提起，国学热也好，复兴文化也罢，最要紧的，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讲得更具体，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现今某些专家谈「国学」，一脸市侩气；另有某些专家，则满嘴酸腐气。凡此恶气，不听还罢，一听，恐怕脸部都更要变形难看。见了这些脸，只觉得五四的打倒传统，可真有理！谈「国学」，谈传统文化，若无益于人之性情，那宁可不要！
但是，我这回与双流县的研习会谈话，听他们谈国学，谈传统文化，却是音声清亮，面目净好。我看着这群人，心头欢喜，期待满怀。成都双流县传统文化研习会是个民间组织，成员多样，举凡有公务员、谘商师、电视主播，还有企业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一个水果行老板，他识字不多，平均十个字，会写错四个。但我谈中国文化，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有滋有味。别人提问，我才答罢，他便用四川话又再评唱一番；他的评唱，我不甚听懂，但看那满堂和气，听那哄堂笑语，再瞅着大家的一脸滋润，我于是相信，中国人该有的脸，是找得回来的。
文革当时，民间戕害甚深；但民间水深浪阔，又岂是斲毁得尽？结果，三十年后，休养生息，元气便又恢复了。研习会这群人，都算不得知识分子；但正因如此，他们没有忧郁干枯，也没愤懑乖戾；他们谈传统文化，未必多么深刻，但却是滋滋润润，有神采，有情性。这就对了。
自古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读书人仍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良心自居，原都该有「君子之德风」的自觉。然而，不幸的是，百年来民族性情之丕变，是读书人带头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复，知识分子却又最为殿后，甚至最持异议。当民间元气已然苏醒，甚至共产党政府的少数要员也力抗阻碍，要致力于恢复民族情性之际，独独只有知识分子，愤懑依旧，乖戾如常。他们忧「国」忧「民」，但是，政府与民间，却都比他们健康明朗。他们闭锁书堆，被一堆知识概念搅得脸面扭曲，却丝毫不能自知，还动辄以真理自居，以引领者自任。唉！这该从何说起呢？
百年来，知识分子因过度操切，以至于忘掉了：再怎么天下己任，再如何国家民族，都该以修身为其根本。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国家之起点。要忧「国」忧「民」之前，都该先「忧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忘了要「修己」，甚至还找来了一套说辞，撇清了个人修身之必要。知识理论之误人，也莫此为甚！于是，他们不断援引「新」理论，不断论述「新」学说，整天痛骂，成日愤戾；如此这般，终至一己憔悴干枯，国政也日益败坏。如此误人，又如此误己，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我以前教书，遇有一些聪明学生，某段时日，突然性情大变，迷失得彻底；那脸，全变了个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后，再逢又见，他却已然迷途而后返；经此转折，除了恢复旧日样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与淡定。于是，这曾经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无有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我看大陆的知识分子，亦复如是。他们一脸躁郁，我虽说感慨，却也不甚忧心。因为，说不定，哪天因缘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个镜子，久未细看的自身脸庞，才一定神，赫然发现，果然不对，真真不对；于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就这样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转，其实一点都不奇特；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命经验。这一翻转，于是，他们重新要修身，重新观照性情，还发现孔老先生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是老话，但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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