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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显柱: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及其翻译 
作者:[司显柱] 来源:[《外语学刊》1999 年第2期] 2013-05-16

提要: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作者回顾了洪堡特和沃尔夫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语言本体论观(linguistic ontology) ———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不仅是表达和标示思维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形成思维的模子;论述了一种语言的语言结构与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之间的辨证关系。以此作为理论指导,作者接着分析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神凡二分”,“重形式论证”的哲学精髓和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所表现的“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为鲜明特征的分析思维模式;描述了这一模式映现在英语语言构造上所折射出的“以形统神”的空间性树型构造的“形合”特征。

    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具体至儒家、道家、中国佛教和《易经》中哲学观点的解读,剖析了中国传统哲学“重领悟、讲含蓄”的思想方法,论述了汉民族在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涵化下而逐渐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通过对汉语话语构造特征的举要分析,作者论证了上述模式对汉语语言构造上的固化作用,以及后者表现出的“意合”性。

    文章第三部分以前述英、汉民族分析与整体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反映在英、汉语言构造上的形合与意合的对立为观照,从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为切入点,论述了翻译中将原语语言结构转换为目的语结构的必要性,否则,翻译就是不全面的(partial translation) ,因为,那样的翻译不仅原文“意思难免会在不同程度上被丧失或被扭曲”,而且译语表达必然是“翻译腔”十足,远离翻译语言的“达、雅”标准。


    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对原语与目标语语言在包括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语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法以及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含意,这样一个三层面上进行比较、对比、分析、描写。正如大量研究所揭示的,英、汉语在上述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就语义而言,英汉两种语言在基本语义单位———词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覆盖面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如英语uncle 的词义覆盖范围就远远大于汉语的“叔叔”。就语法而言,由于英语是契形的音形合一拼音文字,言语构造重形合;汉语是象形的音形分离但表义明显的文字,其话语构造重意合,因此英汉翻译时,若机械地处理,译文就拗口、不
顺:

    If you confer a benefit ,never remember it ;if you receive one ,remember it always.

    原译:如果你给他人好处,不要记住它;如果你得到好处,则永远记住它。

    反之若改译为:施恩勿记,受恩勿忘。由于符合汉语构造的“意合”特征,则顺畅、自然。

    就语意而言,英汉词语间既有“义”同“意”异,如同“义”的英、汉语单词“red lantern”“红灯”,但“意别,前者使用中常表示“喜庆、吉祥”,而后者往往表示“红灯区,妓女区”;又有一个有“意”,另一无“意”,如汉语中“四”“六”“八”有事事如意,路路顺发之意,而英语中这三个数就没有这些含意等情形。

    显而易见,在上述语法、语义、语用三层面上探讨英汉语言特征,无疑对于翻译研究及实践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囿于题旨、篇幅,本文只讨论英汉言语组织结构特点、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的各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分界不是清楚、明晰,无论是单句和复句,还是复句和句群之间的区别,都不易划清,标点符号的使用往往有任意性①;同时,英汉互译时,往往存在原语是一句子,而目标语则要表达成包括几个句子的句群———语篇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原语虽是一语段,而目标语则只消使用一个句子的情形,故我们以下在讨论英汉两种语言言语组织结构时,论题对象不仅包括言语单位———句群、语篇,也涵盖语法单位———句子。

    那么英汉言语结构有何特征呢? 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角度,各自语言结构差异的背后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思维模式? 反过来讲,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怎样导致其语言在结构层面上的差别? 原语与目标语语言结构②特征及其反映出的各自语言使用者相应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与实践有何理论指导及实践探作意义呢? 本文试就此作出探索。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哲学中最引人注目、争辨激烈的问题。关于这方面关系的论述,当首推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特( Karl Wilthelm von Hamboldt ,1767 —1835) 及其本世纪初新洪堡特主义者,美国人类学- 语言学家萨皮尔( Edward Sapir) 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洪堡特的基本思想是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里走出来。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洪堡特,1988 ,45 —46) 。萨皮尔和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 萨皮尔假说”。其基本思想为:语言不仅是表达和标示(packaging) 思维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形成思维的模子(mold) 。操不同语言的集团群体对世界的体验和观察是不同的,讲不同语言的人从事认识思维活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沃尔夫说:

    It was found that the background linguistic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grammar) of each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reproducing inst rument for voicing ideas ,but rather is it self the shaper
of ideas ,the program and guide for the individual’s mental activity ,for his analysis of impres2
sions for his 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 rade (Whorf ,1956 ,212) .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我国学者伍铁平、褚孝泉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跟一个在其它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其方法是不同的。”(伍铁平,1994 ,37) 具体至汉语语言结构与汉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则“(汉语) 形式上的规整性,并不只是个修辞问题,并不仅仅是个思想终极产品的外观形象问题。因为人们是用语言来思想的,这种对语言形式的规整要求,必然深刻地影响思想本身的面貌。可以说,要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特性,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汉语文字上的这种齐整对仗的要求所产生的思想模具作用”(褚孝泉,1991 ,1522153) 。

    因此,概括地讲,关于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观点③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其要旨是:思维影响、决定语言,尤其是语言结构的面貌。而语言凝化思维,对思维有着巨大的反作用———表现在: (一) 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 (二) 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④。以下让我们重点考察一下英美民族思维方式怎样在西方哲学、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以及如何在英语语言中得到反映和凝固。

                1. 英美民族思维模式和英语语言结构

    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逐步确定的,而语言在其中起着巨大的凝固作用:强制使用它的人以它所勾勒的洪堡特所称的“内蕴语言形式”(innere Sprachform) 思考问题。我们知道,英吉利等西方人的传统哲学是讲“神凡二分”,“主客二分”,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这从笛卡尔个体元素决定整体的“观念原子论”到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概莫例外。受其哲学思想影响,16 世纪到18 世纪欧洲许多自然科学家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极复杂的问题划分为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去研究,从而形成了其个体或曰分析思维模式。西方哲学不仅强调个体,同时讲究形式,这典型地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里。另一方面,与16 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家上述科学研究方法论相适应,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弥漫于欧洲。理性主义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概括起来说,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一种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的鲜明特征。

    从语言与思维关系上,上述思维模式必然一方面在其载体———语言上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的巨大作用下得到模化、固化。以下我们具体看看英语语言的组织结构是如何反映或固化这一思维模式的。

    众所周知,英语是一种形态型语言。形态型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无论是选词造句,还是组织篇章,都必然表现出其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形合(cohesion) ,表现在句子上,则“英语句子往往以形统神,以丰满的形态变化制约句子的格局,规定句界,组合程式严谨规范,是一种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系的空间性树型构造”(申小龙,1988 ,57) 。如:

    He had flown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rom Georgia where he had spent his vocation basking
in Caucasian su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job which 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该语句的基本结构是:He had flown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 rom Georgia ,后面长长的成份都是Georgia 的修饰语。在定语从句里,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 ruction job which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系一长长的介词短语作该从句的时间状语;而在这一短语里,which 又引导一定语从句he had been engaged on in the south ,修饰the const ruction job。这是一个典型的英语句子,句中的限制和修饰成份叠加,但由于形式完备,逻辑严密,其中的语义关系一目了然,意思表达明确、完整。

    事实上,上述关于英语句子的“空间性树型构造”的特征并不止于句子,它同样适用于大于句子单位的言语单位———语篇的组织结构。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个英语句群(语篇的一种形式) 的例子:

    Many authorities who deplore the trend toward self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Harvard sociologist Riesmen says :“When the movement looks the strongest ,that usually means it is about to fail.But because of the individualistic nature of this movement , it is hard to see how it will fail. ”

    这段话共三句。第一、二句里who ,when 表示从属关系,接应信息,第二、三句的that ,it表示指代关系接应信息,第三句里的But ,because of 表示转折和因果关系接应信息。此例充分表明了英语语篇重结构完整,句际之间形联意合,逻辑严密、严谨分明的特点。

    显而易见,英语句子和语篇这种构成成份叠床加屋,层层套叠的特征客观决定了要正确释读其义,必需仔细缕析句内、句群多个成份及其彼此之间的结构关系。这既说明了英语语法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下“,器”重于“道”的语法,同时也反映了英、美等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呈如上所述的重理性、重个体、讲究形式完备的认知特点。所以说,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世界观,反映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学习一种语言,等于进入了“另一个圈子”。因此学习外语不仅仅是掌握一种工具,更不仅仅是学习一种技巧,而是转换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

                        2. 汉民族思维模式和汉语语言结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背景,以及汉语怎样固化、表现这一模式而
在结构上呈何特色。

    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传统不同,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中国佛教都重视悟性。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偶不以三偶反,则不变也。”(《论语,述而》) 庄子强调“得意忘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这些思想对中国人重“领悟”,重“言外之意”乃至重“含蓄”的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影响。事实上,这种重顿悟,讲含蓄的哲学、宗教思想与弥漫于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中的模糊性(词性模糊、语义模糊、语言单位模糊) 是吻合的。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如中国传统易学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凶吉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八卦系统和六十四卦系统,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宇宙观。后来荀况等思想家把宇宙看作由客观规律支配的统一体,认为“天”是列星、日、月、四时,风、雨、万物等自然现象互为协调、互相作用,不断生成的功能系统。因此,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看病,注重从总体上,从一事物与他事物联系上加以认识,予以解决。当代社会中我们所说的“从总体上看问题”“, 宏观调控”“, 顾全大局”等都蕴含着整体思维模式。

    与这种强调整体思维,突出悟性的思维方式相适应,中国传统哲学同时也强调主体意识,强调参予,一切以“人”为出发点。概括起来,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长期影响、涵化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心理图式。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中,就是汉语在造句、谋篇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汉语造句、连篇时,其间的联接少用或不用形式词,而是依据意义上的连贯———意合(coherence) 。试看: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这段话中,只有一个形式词“而”,且并非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省略的,隐含的,模糊的东西都补上,则大致应写成:

    (若) 知彼(而又) 知己, (则) 百战不殆; (若) 不知彼而知己, (则) (将) 一胜(及) 一负; (若)不知彼(而又) 不知己, (则) 每战(将) 必殆。

    这是古汉语的例子,现代汉语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请看:

    阿Q 没有家, (他) 住在本社的土谷祠里; (他) 也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作短工, (人家叫他) 割麦(他) 便割麦, (人家叫他) 舂米(他) 便舂米, (人家叫他) 撑船(他) 便撑船。(鲁迅,《阿Q 正传》)

    不难看出,该句一方面充满大量的重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省略,若用英语的造句规范是无法解释如此松散脱落,生动活泼的语言组织的。因此,“汉语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间构架的严谨,而是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而是以意统形,削尽冗繁,辞约义丰”。(申小龙,1988 ,59) 换个说法,道地的汉语句子、句群、语篇,其结构是以零聚整的开放性结构,其间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逻辑,是意义。所以我们说汉语语法也因而是一种形而上,“ 道”重与“器”的语法。

                         3. 结构翻译

    翻译理论和实践,其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译文如何一方面忠于原文,同时又顺畅、优美,合乎译文语言特征,符合译语读者思维习惯、审美定势而被译文读者乐于接受,也即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三字。我们认为,掌握原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结构特征、组织规律,洞悉其结构背后所反映出的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图式,翻译时,进行必要的
结构转换,无论是对于实现译文的“信”,还是摆脱译文语言的“翻译腔”,都乃必由之路。比如讲,根据汉语言语结构习惯,其对事件、动作顺序的编排一般是严格按照逻辑语义;而英语句子或篇章,由于其空间型架构的限制,而常常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为使译文顺畅,自然需将原文结构顺序打乱。如:

    1 Over dusty foot t rails and muddy creeks ,2 under hot suns and cold rains ,3 through green
valleys and windy wastelands ,4 and Grandma Yaisa ,5 they had t rekked southward f rom Mauretania.

    4 雅依沙奶奶说,5 他们从毛里塔里亚出发,1 走过尘土飞扬的山路和泥泞的小溪,2 经受着烈日曝晒和冷雨浇淋,3 穿过青翠葱郁的山谷和朔风怒号的荒原,5 长途跋涉,迈向南方。(吴世醒,1995 ,8)

    译文中的汉语句子中的各个动作严格按照其时间先后发生的顺序排列,符合汉民族思维习惯,显得自然流畅。反之,若拘泥于原文顺序,译成如下形式:

    他们走过尘土飞扬的山路和泥泞的小溪,经受着烈日暴晒和冷雨浇淋,穿过青翠葱郁的山谷和朔风怒号的荒原,雅依沙奶奶说,他们从毛里塔里亚出发,长途跋涉,迈向南方。

    则译文意思别扭,逻辑紊乱(失“信”) ,不可卒读(欠“达”,损“雅”) 。

    再如:

    Rocket research has confirmed a strange fact which had already been suspected there is a
“high temperature belt ”in the atmosphere with it s center roughly thirty miles above the
ground.

    译文(1) :用火箭进行研究己证实了人们早就有过怀疑的大气层的一个中心在距地面的30 英里高空的“高温带”的这种奇怪事实。

    译文(2) :人们早就怀疑,大气层中有一个“高温带”,其中心在距地面约30 英里的高空。利用火箭进行研究后,这一奇异的事实得到了证实。(范仲英,1994 ,151)

    There are many wonderful stories to tell about the places I visited and the people I met .

    译文(1) :关于我访问的一些地方和遇见的不少人有许多奇妙的故事可讲。

    译文(2) :我访问了一些地方,遇到了不少人,要谈起来,奇妙的事儿可多着哩!

    显然,上述两个英文句子都是典型的树型结构,一层套一层,译文1 是完全按英语结构翻译出来的,带有浓重的“翻译腔”,读起来觉得非常的诘屈聱牙;而译文2 ,由于打乱原文句序,以合乎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语言结构的流水句处理,就显得自然流畅。反之,汉语译成英语时,则又需符合英语言语构造特征,否则译文就显得Chinglish 十足。如:

    我们不知不觉地朝公园走去。公园就在人行桥那边,桥下很深的地方,汹涌的河水流过。

    Somehow ,our path took us toward the park ,across the footbridge high above the rolling
waters of the river. (连淑能,1993 ,73)

    反之,若照搬汉语结构,译成:

   Somehow we walked toward the park. The park was across the footbridge ,and low under
the bridge was the river in which rolling waters flowed.

    则翻译味十足,不大可能为英文读者所乐道。

    当然,英汉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英语的名词化和汉语的动词化, (如: Tobacco and smoking were the subject of 413 broadcast news stories during the year. 那一年里,广播新闻报道提及烟草和烟草工业413 次。Seismic measurement s of t ravel time and amplitude define the subsurface geomet ry. 如果我们测得地震的走时的振幅,就能确定地表岩石土壤的几何图形。) 和汉民族强调主体意识,英美等西方民族强调客体意识而表现在英语里的人和物
都可以作动词的主语,而汉语则习惯上只靠指人的名词作主语, (如:My heart went out to the old warrior as spectators pushed by him to shake Darrow’s hand. 观众从他身边挤过去争相与达罗握手时,我很同情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以及英语多用非人称句,被动句而汉语少用等。这里因篇幅所限,恕不详述。然而,上述例子已明白无误地表明:要提高译文语言质量,摆脱翻译腔,无论是英翻汉,还是汉译英,都必需在两种语言结构转换上作文章,否则不仅影响译文文字的自然,流畅,还会导致译语对原语在意义表达上的扭曲、不忠。借用申丹的话讲,“倘若在翻译中,不顾目的语中对应结构的存在,不用目的语中的语法结构来替代原语中的语法结构,这样译文中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未经翻译的) 原语中的形式结构,而不是目的语中的对等或对应形式,则意思难免会在不同程度上被丧失或被扭曲”。(申丹,1997 ,36)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样的翻译则“译犹未译”也。

                              结语

    从语言哲学的高度剖析英、汉民族各自不同的思维模式,英、汉语言结构特征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以此为纲,透视英汉语言精髓及其本质差别无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量而有着理论语言学意义;另一方面,掌握英汉语言结构差异知识,树立原语与目标语结构转换意识,并以此来指导英汉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合肥经济技术学院) 

注释:

①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 ,p 386。

②语言(langue) 与言语(parole) 是索绪尔确立的一对范畴,前者是指社会惯例(conventions) 的总汇,为社会群体所接受,而后者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时的行为。[转引自许国璋(1991 ,108) ]因此,不难看出,语言是言语的集合,而言语是在语言的框架下对语言的物化,显性。也就是讲,语言是隐性的,抽象的,而言语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探讨英汉两语的语言结构,只能是通过对这两种语言的具体的使用,即言语结构才能实现。但反过来,这些关于言语结构的特征一经抽象,提炼,就上升到语言结构的层面,所以本文使用“言语结构”,“语言结构”这两个术语时,虽有时突出的重点不同,但其所指的实质是相同的。

③当然,与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这种语言的本体论的观点相并存,还有语言工具观,语言自足观,语言符号观,语言功能观等多种。显然,这些观点无疑都客观地揭示了语言的某些属性和特征,但我们认为,只有语言的世界观才是真正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习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参见潘文国,1997 ,36245)

④关于不同的语言及其语法导致不同的观察,以致形成不同的世界观,萨皮尔曾以以下一个形象例子予以说明:

    设想在我们面前发生了这样一个客观事件,一块石头掉下来。对于所有的观察者来说,这个事件都应该是一样的,所有的观察者所感觉到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当这些观察者们将这个事件表现在意识上时,他们就要用语言来做到这一点。这时,使用不同语言会使你意识到不同的图景。如果你是讲英语的,你将这个事件分析成两部分:“石头”这个物件以及“掉下来”这个运动。如果你是讲法语的,你会将石头这个物件归于阴性类。而讲德语的则将其看作阳性的。在所有这几种语言中都必须确定石头是确指的———“这块石头”,还是泛指的———“有一块石头”。但如果你是讲俄语的话,就觉得这是不必关心的。如果你是讲奇普瓦语的,你就得立即指明,这物件是属于无生物。如果是讲夸奇乌都语的,你就会觉得一定要说明事件是处于靠近说话者的地方,还是靠近听话者的地方,还是靠近某个第三者的地方。对于说英、法、德等语的人来说,你必须说明掉下来的是一块还是几块石头,而对于说夸奇乌都语的人来说数的差别是不重要的。对于说英、法、德等语的人来说,你必须说明这个运动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但对于说夸奇乌都语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必要的。在所有这些语言中,我们都保持了一个对整个事件的基本分析,即一边是一个物件,一边是这个物件所经过的运动。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以为这种分析法是客观的,唯一可行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我们的语言习惯所给予我们的错觉。如果你是讲努特克语的,你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就会完全不同。在努特克语中,你不必用一个词来特别地表示石头这个物件,在这种语言中,你用一个动词来表示石头或类似石头的物件的运动,然后你再加上一个小词表示这个运动是向下的。这样,在讲努特克语的人的意识中,对这个事件是从根本上分析成一个运动和运动的方向这样两个部分。(参见褚孝泉1991 ,16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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