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发表在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的《两只蝴蝶》（原题《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被许多文学史家、诗论家、诗人尊奉为“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尊奉人数是如许之众多，以至于“第一首白话诗”云云俨然成为一条妇孺皆知、颠扑不破的文学常识。

    其实，这“第一首白话诗”的桂冠，不过是国人好夸诞习性的一个例子。因为，只要稍微动用一下我们自己的脑子，不人云亦云，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漏洞：

    首先，如果说“白话”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话，那么，它自古就有，既非始于民国，亦非始于“五四”。自然，用白话写作诗歌，也不始于民国，不始于“五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大序》）。咏歌就是做诗。自从人类有强烈的感情需要表达，需要宣泄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诗歌。中国人不可能等到民国，等到“五四”，等到1916年8月23日（胡适先生做《两只蝴蝶》的那一天），才有“嗟叹之不足”的感情需要表达，需要宣泄。中国诗歌的历史，少说也有三四千年了。

    其次，如果说“白话”是指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那么，白话也并非一夜之间突然从石缝里蹦出来的东西，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明清，追溯到唐宋。从语言上讲，明清的小说民歌，元朝的散曲小令，唐宋的宝卷陶真，都得算是白话。这其中，有许多句子，无论是语法，还是词汇，跟今天的普通话都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唐初有个名叫王梵志的诗人（比李白杜甫还要早一些），专门用白话写诗，人称“白话诗人”。他的诗，“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谁能说，它们不是白话诗呢？再者，胡适先生自己的《白话文学史》，也把中国白话诗追溯到了汉朝的民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果将“白话”作最狭义的理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推广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那么，胡适的年代，它尚未定型。第一首白话诗，最早也得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之后的事情。

    文言、白话的界线，从来就不清楚。我认为，诗歌以及其他一切体裁的文学作品，根据语言划分为文言、白话，实际上不过是阶级斗争思想的一种投射。王梵志、王老九写白话诗，王维、王昌龄写文言诗，四个人都姓王，但因为他们身份地位即阶级成分不同，写诗用的语言也有语言（语体风格）上的差异。“文言诗”从东汉写到明清，写了一千多年，中间唐诗宋词的成就，举世瞩目，凭什么说文言文是一种僵死的语言呢？它分明活得很滋润，很长命。文学作品，从语体上进行分类，不如从品质（好坏优劣）上进行分类。

    按照文言白话分野始于汉朝的常见说法，汉朝以前的文学作品，大致也都是白话文学。因此，最早的诗歌，也都是白话诗。例如，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诗》，排列在最前面的那两首，《弹歌》和《击壤歌》，就都是白话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砍来竹子，连接竹子（制作成捕捉野兽的器具，例如弶），飞起泥土，逮到野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太阳出来去劳作，太阳下山回家休息。挖了水井喝水，耕田种粮吃饭，天王老子跟我有什么相干！多么质朴直接、通俗易懂的话语。

    从诗歌内容看，上述《弹歌》《击壤歌》是相当古老的了，反映的都像是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情形。但是，从文献记载的先后上说，我认为，我国最早的诗歌应该是殷商甲骨文中的“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这首诗不但时代早，影响也十分巨大。汉代乐府古诗《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北朝民歌《木兰辞》“东市买鞍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杜甫《杜鹃》“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龚自珍《行路难》“东山猛虎不吃人，西山猛虎吃人，南山猛虎吃人，北山猛虎不食人，漫漫趋避何所已？”都跟它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