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人知礼。礼是中国人心目中衡量人与禽兽之别，以及文明与野蛮之分的重要标准。我们不妨要问：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有关礼和礼教的思想，是不是完全过时了呢？如何来看待儒家礼教思想的现代意义？下面这组资料是我在读书过程中顺便搜集的，或许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礼学”的现代意义？

    （1）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制度与制度变迁》一书[1]是目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名作之一，该书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指出非正式制度是一切正式制度赖以形成的条件，也是一切后者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一切正式制度比起其背后支撑它的非正式制度来说，前者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而后者是冰山深藏在大海深处的基体。诺斯所谓的“非正式制度”，指的是习俗、规范、传统、风气、潜规则、流行信念之类的东西。从诺斯的术语看，礼更接近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无疑是正式制度。

    （2）女人类学家Mary Douglas从符号学的角度论证了礼作为文化的习俗和传统，其作用比正式的法律制度大得多。[2]作者并不是一位儒家学者，但该书却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礼”（ritual）的重要性，认为礼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现代西方人通常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一种幻觉。她以大量宗教、儿童认识论及语言学等方面的例证来证明：人从来到世上的第一刻起就生活在种种关系、规范、规矩、礼节、结构等之中，每一个语言及行为都是社会规范的影响的产物，不存在脱离礼节规范的绝对自由，改变、变革只是用一种规范、结构取代另一种规范和结构而已，而非彻底摆脱规范和结构。作者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中礼的衰落是其文化贫困的一种表现。

    （3）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孔子：即圣而凡》一书[3]对礼的作用有极精彩的发挥。他受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影响甚大，且不是一位专业的儒学研究者，甚至不懂汉语，但是他的这本书却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从他以后，西方汉学界对《论语》及儒学的认识有了巨大飞跃。而这种书阐发最力的方面就是儒家的“礼”这个概念。作者以极其生动的语言告诉我们，礼在当代人（主要指西方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礼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有时不能言喻但却威力无穷。他还论证认为，正是这个我们平常意识不到的礼，是决定我们一切人与人交往行为成败的关键，而且是人们在与他人的动态关系中“使人成为人”的关键。

    （4）美籍华裔学者柯雄文（Antonio S. Cua）教授对儒家的礼学作了相当精彩、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仁和礼是道德生活中两个相反相承的范畴。“仁”好比是道德行为的实质或内容，“礼”好比是道德行为的形式或准则。他引用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指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没有外在的标准，否则道德学说将失去规范意义。一个理想的人格，应该是道德生活上述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儒家的君子正是这一结合的典范。[4]另外，礼也可以说是人与人最恰当的交往方式，这就是它有时在英文中被译为propriety， rules of propriety， rules of proper conduct的原因。他还强调，从儒家传统看，礼还可以成为道德、宗教、审美价值的最高统一体。儒家并仅仅从祭祀的角度谈礼（宗教），也不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谈礼（道德），还注重礼乐并举、礼乐交相为用（审美）。由此可见儒家的礼决不是僵化、压抑人性的教条和阻碍社会进步的负担，而是相反，它至少有两个重要功能：从个人的角度讲，它是培育道德人格、使人性自我实现的重要渠道；从社会化的角度讲，它是区分人群关系的准则或规范。[5]杜维明在有关论文中也对仁与礼的含义及关系作了相近的分析。[6]

    （5）南乐山（Robert Neville）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位神学家，其主要成就在神学方面。但是他对儒学也情有独钟，《波士顿儒家》等论著的出版使他早已被公认为美国波士顿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7]正如我在本书相关部分专门讨论到的，“礼”成为他所重点阐发的对象，因为他认为礼代表一个文化中最重要的意义象征系统，礼的重要性体现在：任何成熟发达的文明均是象征符号发达、丰富、和谐一致的系统，保证象征符号的和谐一致及有效运作，是文明成败的关键，或者说文明好坏的标志，由此可见礼的特殊重要性。儒学的礼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就是：“孝”而不是生物性联系，相互尊重而不是依靠权力，友谊而相互利用，才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由此，他说，文化是由礼构造出来的；礼代表文明的规范；礼构成或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的和谐。他进一步从实用主义哲学观出发，指出：现代世界中“文明”的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导致不同文化、文明样式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成为现代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礼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努力营造一种不同文化之间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想方式、风俗价值等方面的全面和谐。

    （6）《东西方哲学》杂志2001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儒家礼教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作者Hahm Chaibong在文章中论证认为，表面看来，儒家的礼教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注重训练、适度、道德，一个讲独立、自由、自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二者之间所谓对立也可能是假象。因为自由主义者虽然把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却从来不告诉人们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如何实践个人自由。从这个角度讲，儒家的礼学思想注重个人训练，这对于人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礼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是可以填平的。[8]

    （7）John Clammer是日本研究专家。他指出，当代日本社会到处渗透着礼的精神（ritualism），“礼制化”（ritualization）在日本社会中起着消解阶级冲突、促进和谐的作用。西方人习惯于把现代日本看成一个没有现代性的等级社会，而不知道实际上，在日本社会，礼制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尊重，乃是因为通过礼所形成的等级秩序与西方人心目中的等级秩序含义并不一样，比如日本的等级秩序不仅允许个人自由存在，而且创造了生命能更好地成长的秩序。良好的礼把本来分离、对立的现实结合起来，并允许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在日本，身份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最上层的垄断集权，高度发达的分工也未导致大众生活在牢牢控制的鸽笼中。日本人“礼尚往来”的习惯证明了这个社会在深层上以相互关照为核心的精神，这一精神有助于合作精神的培养。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性概念的严峻挑战，而礼是理解当代日本现代性的关键性概念之一。[9]

    除了上述诸家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学者对“礼”的内含及意义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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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Mary Douglas，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ge， 1996 (first version in 1970).
    [3] 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中译参芬格莱特，《孔子：即圣而凡》，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A. S. Cua， “Reflec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onfucian ethic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21，no.2(1971)，pp.125-140.
    [5] A.S. Cua， “Li and Moral Just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Li Chi”，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33，no.3，pp.1-16(1983)。柯雄文另有专门论述荀子礼学的论著，参A. S. Cua， “Dimesnions of Li (propriety): reflections on an aspect of Hsin Tzu’s ethic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29， no. 4 (Oct. 1979)， pp. 373-394.
    [6] 参Tu Wei-ming， “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 i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8(1968):29-69.杜认为，礼是仁在特定情境下的外化，礼体现了儒家不只是理论上谈仁，而且要在入世中实践仁的精神；如果说仁代表一种内在性原理，礼就代表一种特殊性原理。礼好比是世界的准则。有礼而无仁，人不成其为人；有仁而无礼，只是空谈。仁与礼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平衡，需要人在实践中体认和把握。
    [7] Robert C. Neville，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Late-Modern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8] Hahm Chaibong， “Confucian Rituals and 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 A Foucaultian Interpretation，” i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3， (Jul.， 2001)， pp. 315-324(Eigh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9] 参John Clammer， Difference and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5，pp.105-107，110，etc..
    [10] 参Robert Eno， 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 Philosophy and the Defense of Ritual Mastery，Albany: State Univesity of New York， 199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