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河图洛书中的阴阳观念在易经中以阴阳爻的形式作了符号化的表达；洛书中的四时八节直接催生了四象八卦观念的形成；河图洛书中的数理影响了易经数理，《周易》蓍策数五十五就直接取自河图。

北宋河图、洛书的图形传出以后，易学家们普遍认为它们是八卦的来源，并以河图、洛书配先天、后天八卦来说明这种关系。这对于阐发易经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解释河图、洛书与八卦的关系却意义不大。

事实上，《周易·系辞上》上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并没有说古代圣贤是根据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的；在这个问题上，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引前人含糊的言说，未有发明。上面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

同阴阳五行说一样，八卦理论是由卦名、卦象、卦位、卦画等诸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理论模型，用以从整体上说明宇宙万物动态的变易规律，其理论完成以《易传》的形成为标志。这一复杂的理论模型与河图洛书到底有何关系呢？

今天，根据民族调查资料及考古资料，再与古籍资料相参，我们基本能够确定二者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河图洛书中的阴阳观念在易经中以阴阳爻的形式作了符号化的表达；洛书中的四时八节直接催生了四象八卦观念的形成；河图洛书中的数理影响了易经数理，《周易》蓍策数五十五就直接取自河图。兹分述如下——

                         一、从阴阳观念到阴阳符号

单独看“阴、阳”两个概念，它们在西周时期仍然具体地指向阳与背阳之处。所以笔者也同诸多学人一样认为哲理化的阴阳观念，即阴阳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典型的象始于东周时期。（参阅拙著《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47页。 ）

我们细读《易经》，亦不难发现，成书较早的卦辞、爻辞中是不见“阴阳”两字的，只是到了东周，解易的十翼中才突出了阴阳观念。”钱穆在《〈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一文中这样写道：“《周易》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9页。）

但在研究河图洛书的起源时，笔者发现，一万年前中国先民就有了明确的阴阳观念。河图表达的上古阴阳五行十月历，相邻的两个月（亦是数）是有阴阳、刚柔之分的。洛书表达的四时八节，相邻的节气也是阴阳相间，并用黑白点来表达这种观念。（参阅笔者草根网博客，网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9）。如果说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首先取法的显然就是河图、洛书中最明确的象——阴与阳。

“《易》以道阴阳”，阴阳是易经哲理的根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易之义》开篇便引孔子言曰：“《易》之义谁（通“唯”——笔者注）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天地相衔，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刚柔成章。”这段话大意是说，整部《周易》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阴柔与阳刚，阴阳六画组成一个完整的六十四卦的系统。弯曲而又断开的符号代表阴柔，规规矩矩画上一横画的代表阳刚。六爻都是阳刚而没有阴柔的卦，就叫做大阳卦，这是代表天的意义……六爻都是阴柔没有阳刚的卦，就叫做大阴卦，这是代表地的意义。天与地阴阳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相互聚合，阴气与阳气大化流行，刚爻与柔爻交互组合成卦图。

另据《帛书周易·要》，易的阴阳之象取自与历法紧密相关的天文。上面说：“故《易》又（通“有”——笔者注）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通行本《周易·系辞上》也说：“阴阳之义配日月。”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阴阳之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通行本《易经· 系辞上》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里的“一”本身就是对动态的描述，是讲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所以《帛书周易·缪和》进一步说：“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易经· 系辞上》也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阴阳之象也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生相克的，二者间具有多维复杂的动态关系。要知道，八卦作为一阴一阳更为繁复的符号化表达，一个卦与另一卦完全对立的情况只占八分之一。张延生教授进一步指出：“事物间的完全‘对立’的现象与规律，按‘易理’与‘易卦’规律认为，它们只是占‘对应’现象与规律中的八分之一（64卦中，完全对称、互补的卦，只有8种‘无反有对’的卦）。也就是说，用‘对立’的概念与现象来认识宇宙，即使达到了完全‘对立统一’的结果，其最多也只能认识到宇宙中八分之一事物的规律。这也是当今科学方法完全以绝对对称、绝对互补的事物作为认识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础与出发点的缺憾。因为绝对对称、绝对互补的事物基本用线性方法就可以得以表述，而那些非绝对对称、非绝对互补的事物间的复杂性现象及本质规律，是完全靠线性的表述功能所无法予以充分正确及准确地表述的。”（张延生：《易理数理》[一]，团结出版社，2009年1月，第446页。）

难怪中国先哲称二元对立思维为“两末之议”，并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甜与苦、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中间，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存在，比如除了黑与白，别忘了世间万物本是五颜六色的。所以《韩非子·难势第四十》评论说：“驾车，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原文：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

诚如张延生先生所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人文学术习惯于用二元对立概念描述经济、政治这类复杂的现象，才使其理论在形式上越来越完美的同时，离现实却越来越远，直至与现实完全脱节。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2000年7月，法国爆发了著名的“经济学革新运动”，法国经济系学生认为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是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只是做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的思索，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戏之中，并把数学本身当成追求的目标。他们呼吁：经济学脱离虚构的世界，寻求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中国文化中用于描述复杂现象的阴阳观念起源极早，流源极远。同在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称》中，作者用阴阳大象概括了天道人伦的诸多事物，并指出了二类事物的行事原则，其对中国文化影响力所及，甚大甚深。上面说：“凡论，必以阴阳囗（“囗”为出土时缺失字，下同——笔者注）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通“伸”——笔者注）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中字据文义补入，下同——笔者注）。〔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同“娶”——笔者注）妇姓（同“生”——笔者注）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通“默”——笔者注）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囗囗囗囗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贵予不争。”

从中华文化的某些层面，我们还能看到阴阳观念的最初形态。

比如与中华文明有深厚渊源的彝族，他们就习惯于用更形象的“公母”来表达原始阴阳观念。王天玺、李国文两位先生曾经注意到：“彝语支各民族，如纳西、拉祜、哈尼、傈僳、白、基诺等，在她们的原始语言里保存着一个共同现象，即把人类及其万物的存在划分为同一而又对立的两半——一公一母。”（王天玺 李国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32页。）刘尧汉教授在其《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更为具体的指出：“彝语支母系制摩梭人和父系氏族制彝族，都保留了原始的万物雌雄观；除禽兽和人，雌是雌、雄是雄之外；对于自然现象如：星星、云朵、山、石、岩穴、溪流、树木，及人造物如：房屋、罐、碗、盆、锅、槽、斧，等等，均按其形体相对大小，凡大者为雌，小者为雄。云南哀牢山彝族的一个祖灵葫芦里包容一雌一雄（即祖母和祖父、曾祖母和曾祖父）。在时间上，一年十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卢央：《彝族星占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总序第25页。）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诗纬·推度灾》中曾明确指出：“阳本为雄，阴本为雌。”（《太平御览》卷一所引《诗纬》佚文。）难道汉人仍然知晓阴阳观念的早期源头？！而《周易》中亦有“以大小代称阴阳”的情况，这是台湾中央大学中文所教授胡自逢先生经仔细考证《周易》经文后发现的。他进而指出：“今四川、重庆（古巴子国）民间欲呼日为‘大太阳’，月为二太阳，仍有大小之别。川北仪龙县，将军山上有寨门二座，其大者曰‘男寨门‘，小者曰‘女寨门’，男女，亦阴阳之代称。古语本雅言而保存于方言之中至多。此其一例，后人以十翼昌言阴阳，经文则无，竟谓阴阳之思想晚出（在战国以后），不知古不名阴阳，直呼为大小耳，其思想远古固已有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谓中国阴阳文化之根较世界其他文化早熟两万多年，确有所见。”（胡自逢：《周易经文研究》，收入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

尽管从形式上讲，阴阳爻卦画在4500至6400年前在大汶口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如图一），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易经》阴阳观念的符号形态阴阳爻演化自新石器时代数卜法产生的筮数，经夏商周，在汉代逐步定型为今天的形式——这能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坚实的支持。当然，易理中的阴阳观念早已经产生，并以数字的奇、偶表达。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山研究员在谈到殷商数字卦中三并入一（类）中，二、四并入六（类）中的现象时总结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人对于数字卦中的各个数字所代表的具体数目，并不在意，但是对它们是奇数还是偶数却十分重视。由此可见，奇、偶和阴、阳观念，这时候已经在先人们的思维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周山：《周易文化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8页。）

图一：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把象牙梳背厚齿薄，约17厘米长，顶端有四个小缺口，其下透雕三个圆孔，梳身中部用平行的三行条孔组成类似“S”形的透雕装饰，内填T字形花纹，在“S”字形装饰的左右两侧刻出对称的三个条孔，上方刻有一道条孔，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装饰画面，条孔为刻具一次刻成。象牙梳的下端有15个细密的梳齿。

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残存的诸多数卜法的考察，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从原始的数卜奇偶数向数字卦再向阴阳爻转化的漫长历史进程。汪宁生在《考古》1976年第4期发表的《八卦起源》中，介绍了彝族巫师的“雷夫孜”的数卜法，其具体过程如下：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意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运筹三次，即可得出三个数字。有时不用细竹或草杆，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木片上随意刻划许多痕迹，再将木片分作三个相等的部分，看每部分刻痕的多少，也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巫师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次序，来判断械斗、婚丧，出行等事的胜败吉凶。 “雷夫孜”数卜法将数分为奇偶两种，而卜必三次，其排列组合只会有八种可能，即：①奇奇奇；②偶偶偶；③奇偶偶；④偶奇奇；⑤奇偶奇；⑥偶奇偶；⑦奇奇偶；⑧偶偶奇。这显然就是八卦的基本数理形态。汪宁生先生由是得出结论是：“阴阳两爻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八卦则是三个奇偶数的排列组合。”（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月，第150页。）

从河图洛书及数卜中的奇偶数到阴阳爻卦画，阴阳观念符号化标志着中国阴阳观念的成熟。从兵学到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阴阳大象成为描述经济、军事这类复杂系统的基础。这种学术路线比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抽象概念之上的相关学术更为精确，更具有实用性。笔者在研究轻重之术时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至于后来有“天下第一图”之称的阴阳鱼太极图，实际上只是阴阳观念更为艺术化的表达，更不比北宋周敦颐传出的太极图富有哲学意义（如图二）。

图二：周敦颐传出的“五层太极图”，周氏并作《太极图说》。

第一张“阴阳鱼”太极图至南宋始出现在张行成的《翼玄》中，明代以后学者才开始关注此“无用之物”。（参阅张其成：《易图探秘》，中国书店，2005年1月，175~201页。）不过在今天，“阴阳鱼”太极图早已“否极泰来”，成为无数江湖术士和学术骗子的最爱了！

二、从四时八节到四象八卦

数卜只能说明八卦卦画源于筮数，那么八卦的哲理，卦位、卦象等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也称“象思维”）具有“观物取象”的特点，它通过对现象的整体性观察，以概括性的象表达现象界自然的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刘长林先生解释说：“意象思维保持对象事物的原本整体性，在事物自然地显现出来的完整的现象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样的本质和规律直接与‘象’即现实中的过程状态相应，具有‘象’的特征。”（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修订版）》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43页。）

据《易经·系辞下》，八卦就是古圣人观物取象的结果。上面说：“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明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具体地说，八卦是观上古天文历法的结果，其直接源于表征上古四时八节历的洛书——洛书的四时演化为四象，洛书的八节演化为八卦。在此意义上，西汉学者孟喜、京房将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相配的卦气说不仅是一种创造，也是对八卦原始意义的回归。

在中国古籍中，关于八卦与天文历法关系的记述不绝于书。

《帛书周易·要》上就说：“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通“物”——笔者注）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八卦是用来概括四时之象的。

汉代《春秋纬说题辞》也指出《易》是讲节气、历法的书，上面说：“《易》者，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

汉末易学家虞翻（164－233年）注《易经·系辞上》“两仪生四象”，云：“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清]孙星衍：《周易集解·卷八》，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7月，第598页。）显然，汉代易家甚至直接释“象”为“时”。

事实上，通行本《易经·说卦传》就已经阐明了八卦与洛书的关系。它不仅用后天八卦说明了卦位，还有“兑，正秋也”一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其他卦与八节的关系。文章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形象地理解上面这段话，我们作了下面这张“八卦则洛书图”：

图三：八卦则洛书图。

西汉末年成书的《周易乾凿度》引孔子言，更明确地指出了八卦与四时八节的关系，且详细指出一卦主45天，一年360天，这正好分别是洛书四时八节历一节和一年的天数。《周易乾凿度》的作者还以八卦配八个月份。文章说：“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这里的八卦显然表示八节。

上面所引“四正四维”即洛书的八极（即八角）。南宋罗泌《路史· 后记·太昊伏羲氏》引道家壶子言曰：“伏羲法八极，作八卦。”看来，此必有所本。

民族调查资料和考古资料同样告诉我们，早期的八卦在没有同脱胎于筮数的阴阳爻卦画结合起来以来之前，就是以八角的形式存在着——八卦理论同卦画的结合似乎是与《易经》的义理化同步的，也就是始于孔子。但直至秦时，《易经》仍被官方视为卜筮之书，从而逃离了被焚的命运。

比如著名的彝族八卦，它一般被画成八角的形式（图四）。

图四：彝族社会中的常见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八角（彝文称“八角”，汉地学者多译为“八卦”）。原图载王正坤，《彝医揽要》，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8月，彩图2。

彝族八卦与汉人八卦不同，没有画卦，只有卦名、卦位和卦象，且卦象还明显带有河图五行（五季）之象的痕迹，只是加上了石、禾、山。这在汉人八卦卦象中已经不太明显，只剩下“水、火”二行。八卦卦象与河图五行（五季）之象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彝族古籍《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彝族天文学史》的作者将彝族八卦制成了下表：

表一：

原表载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著《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303页。

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编号为87M4：30的玉版，学界许多人称之为“原始洛书”（如图五），它也是以八角的形式存在。去古太远，在这里我们甚至看不到洛书与八卦的明显界线。

图五：原图载《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第49页。

笔者注意到，这个“原始洛书”保存了太多彝族八卦的痕迹。它中心的图案与彝族人方巾上的装饰图案全同（如图六），外边的八角与彝族八卦也极其相似，这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偶然，其中有太多的奥秘尚待我们去揭示。

图六：云南路南县彝族方巾。原图载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著《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312页。

随着八卦理论的成熟，同阴阳、五行一样，八卦之象也成为中国人从整体动态的角度认识宇宙万物的概括性理论工具。《易经·说卦传》在解释八卦的诸基本卦象时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躁万物者莫熯（音hàn，意为干燥，干枯——笔者注）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刘长林先生评论道说：“八卦及其代表的八种自然物，并不是以其形体形质的特征立足，而是以它们所具有的功能和行为方式而被看中。《说卦》作者是将八卦及其代表的自然物当作八种‘神’，来加以认识和讨论的。‘神’为‘道’之用，其义在‘妙’。‘妙万物’，即奇妙地推动万物和生成万物。这样的功能和行为就是所谓‘神’。《说卦》试图将其分为八大类，分别由八卦即八种自然物来代表和标示。世界万物变化生生，创新不竭，就源于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行为功能的相互作用。”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修订版）》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47页。

从洛书四时八节到《易经》四象八卦——这其间承载着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华夏文化圈太多太重的信息。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一时无法完全理清其本末，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绵延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强健的渗透力，以及它独特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三、从河洛数理到易经数理

河图和洛书中蕴含的数理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除了五行（季）之数五，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一月的三十六日和一季的七十二天。比如历史上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天子法驾三十六乘。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贤、封泰山禅梁父者有七十二家；民间还有“三十六计”、“三十六行”、“七十二变”、“七十二地煞”之类说法。

闻一多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文化现象，并专门作《七十二》一文详加考察。他发现“七十二”这个数字战国时就已经流行，且与五行说高度相关。汉代纬书《易坤灵图》上面说：“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闻一多先生引述上面这段话后指出：“‘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闻一多：《神话与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73页。）

在闻一多的时代很少有人知晓河图表示的上古阴阳五行十月历的存在，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真让人惊叹其学术功底。不可思议的是，倒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学者错解中国文化中“三十六”和“七十二”之意，将其与在洛阳附近测得的北极出地高度三十六度联系起来。要知道，中国天文学家知道这个数字可能已经在东汉以后，而“三十六”和“七十二”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流行开来，这种解释简直是点本末倒置！（参阅秦建明：《三十六与七十二》，载作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e3f9a0100vgxd.html，访问日期：2012年5月24日。）

关于河洛数理对易经数理影响，我们能从《易经·系辞上》中清晰地看出来，上面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归奇于扐以象闰”、“ 天一，地二；天三……”这些数字明显与河图洛书所表示的上古五行四时历高度相关，天地之数即河图数的总和，也是《周易》的蓍策数；关于河图洛书蕴含的数理规律，其内容很繁杂，在此不再详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我们就看到，中国先民也如河图洛书一样用点表达数字，并对于一至十组成的递增数列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不能因此说这些以三角形数点构成的数列就是“原始河图洛书”，清代以来，学者们对这类图案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作了太多的“大胆假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和西华县元君庙遗址出土的陶片或陶器上，发现了36、45、55数点组成的锥孔三角形（如图七），以元君庙出土的陶钵为例（左下），上面有45、55两种锥刺的三角形图案，数点刺在上下两道平行的规线之间，连续环陶钵上腹部一周。留存的十个三角形中，有九个是由55个锥刺孔组成，一个是由45个锥孔组成。55数的三角形从一至十分十层。45数三角形从一至九有九层。

图七：仰韶文化中的数列，上面仍象河图洛书那样用“点”的形式表示数字。

源于河洛数理的易经数理，除了占筮之外，目前最大的应用是在医学中。比如针灸中的灵龟八法（又称“奇经纳卦法”）。它是以奇经八脉的八穴为基础，配合八卦、九宫和天干、地支的变易，进行选配八脉交会穴防治疾病的方法。具体步骤是将患者来诊之日、时干支所代表的基数相加之和，阳日除以9，阴日除以6，将不能尽除的所余数求出。此余数即是纳于九宫八卦之数。灵龟八法日时天干的代表数值如表二；八卦与八穴间的配属关系如表三。

表二：

表三：

可以说，在灵龟八法中，相当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意象科学“立象尽意”、“极数定象”的基本范式，值得学人仔细参究。

比较起来，在彝族传统医学彝医中，八卦的地位整体上远大于中医中八卦的地位，王正坤先生指出：“彝族八卦理论，是彝医在推算宇宙（外因）与人体（内因）、形体与脏腑、脏与腑、脏与脏、腑与腑、形体与官窍、病根（因）与病路（机）、气血运行、脉络循行、药材属性，组方下药等方方面面都是不能离开的基本理论。没有它，就不可能对病路进行辨析；没有它，就不可能确立治法；没有它，就不可能合理组方。”（王正坤，《彝医揽要》，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8月，第28页。）

看来，当中医高度发展阴阳五行理论的时候，彝医似乎更大程度地发展了阴阳八卦理论（与阴阳五行理论相交织）。经验表明，它们在诠释人体和宇宙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时是相当成功的。

医学是易经数理应用的一个典范，它使我们更加明晰了古人“极数定象”的方法——在《易经》理论体系中，数和象本来就如同阴阳一样，本质上是不可分的。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当神话不再成为神话的时候，它就更多的成了历史真相。

当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不再成为神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万年之久的沉沉心音。

神话是迷人的，它曾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遐想。真相是平实的，它会给我们带来前进的动力——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步伐将因此更为坚定踏实！

河图洛书，及其衍生的八卦理论是中国意象科学的原初，也是典型形态。超越文艺复兴以来抽象科学的边界，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利于二十一世纪人类人文和自然科学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发展。

——中华文化伟大沧桑的历史进程给了我们太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