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管子》中遗存的河图说和洛书说的解读，从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方面考证出：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时太阳历图示。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其优美、简洁、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阴阳五行这类象从诞生伊始就具有纯粹科学的意义，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河图、洛书所表征的五行、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对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像河图洛书这样过去一千多年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直至现代，学者们还要不断地“破译”它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河图洛书图形早佚，北宋以前只保存对两图数字序列的陈述；二是至晚在战国时代河图洛书的图与说就已经相脱离，使人们除了面壁玄想以外，几乎没有办法弄清楚两图的实际意义；二是保存在今天《管子》一书中河图说和洛书说被两两拆分为四篇，依次是：河图说《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该篇内容与《管子·幼官图第九》几乎全同，但顺序不同）；洛书说《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这种拆分进一步增加了后人理解河图洛书真义的困难。

学界很早发现在《管子》相关篇章中存在河图、洛书的文字说明的黎翔凤先生。黎翔凤（1901~1979年），字丹池，湖北黄梅人。1925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专攻汉学。从1961年开始，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79年去世。1962年，黎先生鉴于郭沫若《管子集校》的诸多不足，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管子校注》，其考证之精深，非一般学者可及；《管子校注》一书在1984年由中华书局购得，正式校订出版则是在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距该书成稿已经整整四十年，距黎翔凤去逝也已经25年了。

在《管子·幼官图第九》的题解中，黎翔凤先生注意到《幼官图》实为洛书，《幼官篇》为其说。他写道：“《幼官图》与《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复不合理，古人决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庙及长沙轶侯墓画绢例之，《幼官图》是图。是照《幼官篇》文字绘图于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说明之。《幼官图》即是此意。郭沫若误会文义，用文分列为图而不言五帝、五兽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数字之意义即用《洪范》，其图为《洛书》。各书有《洛书图》，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图不仅是画像，即黑白点亦为图。本图、副图亦有分别者。杨忱本先西方，次南方，次中方，次北方，次中副，次北副，次东方，由左而上中下，合乎绘画顺序，郭不知也。”（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182页。）另外，在《管子校注》的序论中，黎先生着力强调了《幼官篇》居《管子》一书的“脑神经中枢，理论体系由是出焉”，“其数为洛书，‘图’比文字重要，全书每一篇皆可于《幼官》寻其脉络。”（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序论”第21页。）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黎翔凤先生错将《幼官图》误解成了洛书，《管子·幼官第八》描述的是基于五行历的时令，要早于《大戴礼记·明堂》中描述的洛书数，是河图数才对，《幼官图》当为河图；但黎先生注意到《幼官》在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黄老经典《管子》一书中的理论核心地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本根，《幼官》是对上古阴阳五行历的解读，其当然会成为《管子》“脑神经中枢”， “理论体系由是出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只可惜黎翔凤先生未将《幼官图》和《幼官篇》同天文历法联系起来，也没有能深入研究下去，否则中华文化的的这一精髓会更早地为世人所认识。我们要继续这种学术开拓，恢复河图洛书的本面目，还要从河图、洛书的流传历史说起。

一、图亡数存：北宋以前的河图洛书

1、 河图洛书的图形在东周已经失传

中国先秦古籍中对河图、洛书的记载很多，当时的学者大体将二者看成祥瑞之物，似乎时人已经不能清楚理解二者的实际意义。《今文尚书·顾命》最早记录了河图的存在，它是公元前1025 年周康王即位之时，在先王庙东西两侧陈列宝物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中记载说，庙中有越玉五种，宝刀、赤刀、大训，大璧、琬琰，陈列在西墙向东的席前。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东墙向西的席前。（原文：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三千年前的周康王时代，河图似乎还存在，否则何以能同诸多王室宝石、典册陈列在一起，且河图当为主管宗庙礼器的天府所藏，因为《周礼·大宗伯》上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东周时河图洛书似乎已经失传，但作为神秘莫测的祥瑞之物，《周易》、《论语》、《墨子》、《管子》、《礼记》等古籍中都曾提及河图洛书。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淮南子·俶真训》作：“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

《管子·小匡》：“昔人之言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

《周易·系辞传》：“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礼记·礼运》：“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墨子》中保存着河图的数字序列，《管子》四篇中完整保存着河图洛书的图说，但在二书写定的战国时代，学人已经不能将这些数字序列与河图洛书联系起来。这是河图洛书的图形在东周已经失传的重要证据。所以同孔子一样，《墨子》和《管子》的作者干脆将河图洛书视为神物。以至于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后，许多谶纬图书托名为“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图示在东周就已失传，但其数字序列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2、 史藉中的河图洛书数

《墨子·迎敌祠》主要讲述敌来祭神之法，言及四方与数字的关系，与河图全同，即东为八，南为七，西为九，北为六。这些数字决定了祭坛的高度、人数、驽数等等，我们以东方为例，上面说，敌人从东方来，就在东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坛高八尺，宽深也各八尺，由八个年龄八十岁的人主持祭青旗的仪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东方神，八个弓箭手，每个弓箭手射出八支箭；将领的服装必是青色，用鸡作祭品。（原文：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中的四方与数字配伍与《墨子·迎敌祠》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中央为五。并将努力将四季与五行、方位、数字配合起来，这显然是受了《管子》河图洛书图说诸篇的影响。

西汉扬雄在仿《周易》而作的《太玄》中，极为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了河图数字序列，似乎他亲眼见过河图，否则其描述何以与河图图示几乎同出一辙？只是中间的五十两个数字有点不同。《太玄·玄图》上说：“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太玄·玄数》还将数字与五行方位配合了起来，上面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

洛书的数字序列《大戴礼记·明堂》中就有记载，其堂室是按洛书数排列的，它们是“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如图一）

图一：清代经学家胡渭在《易图明辨》中绘出的明堂九室图

这种顺序明确显示出作为发布时令的场所，明堂与历法以及与历法同步的政令有密切的关系。《管子》中的河图说《管子·幼官第八》，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幼官乃玄官之误”，（《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玄宫时政犹明堂之月令也。”《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所以古明堂以洛书数序排列不是偶然的。

1977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太一九宫占盘”（如图二），年代为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该漆木占盘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

图二：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

“太一九宫占盘”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完全一致。李学勤先生写道：“式盘下盘（地盘——笔者注）边缘上的八处文字是可以连起来读的，每处文字前头的节气都有重文号……这和《九宫八风》篇的第一段相对应，只是省去了‘太一’等语及每句动词‘居’字。”（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38~239页。）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记载了太一（即太乙，北辰之神）一年中游九宫的学说，与八节相配，上面说：“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其图示如图三：

                      图三：《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图示

“太一九宫占盘”小圆盘（天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庶民”，“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九宫布局完全符合。此图的出土表明，至晚在汉代，洛书数字序列与历法的关系还为人们所熟知，并将其应用到了医学、数术等领域。

事实上，北宋河图洛书图示出现以前，保存二者数字序列的所有古文献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二者的真义：天文历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北宋陈抟传出河图洛书的图后，这个问题反而更加复杂起来，甚至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河图，哪个是洛书——因为宋经后人们早已经习惯于一年366天，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