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战略突围的主要对策

对策一：以增进国家安全为基本目标，重塑世界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突围对策需要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机结合起来。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中，中国的战略突围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突围战略需要与未来的新的世界格局的建设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和谐的世界环境。因此，在构思和筹划中国的战略突围方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未来怎样的世界格局才有利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战略突围的各种对策应该如何与建设有利于中国的世界格局结合起来？为此，中国对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愿景、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追求、以及对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方可制定中国的国家战略和突围方案，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世界总体格局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多极世界、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和三极世界。

多极的世界往往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二战之前的世界格局属于“多极世界”。

两极的世界是可制衡的、可平衡的世界。二战之后到苏联解体之前，世界格局属于“两极世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朝鲜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有利的“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如果离开当时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打赢朝鲜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

单极的世界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和平保障的世界。当今世界就是一个由美国霸权主宰的单极世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当今的单极化的世界格局下，如果再次发生美国及其盟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是否有胆量再次参与这场战争？中国是否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答案无疑是：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赢得战争。美国和韩国显然看清楚了这一世界格局下新的朝鲜半岛趋势，于是，美国开始将航母战斗群开进黄海、李明博公开将统一朝鲜半岛提到议事日程。可以预见，美国从中东和阿富汗战场收回铁拳之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朝鲜半岛和中国。

三足鼎立的三级世界（或称之为“三级鼎立的世界”）往往属于平衡、和谐、稳定的世界格局。理想的三足鼎立的三级化的世界格局是：（1）欧盟脱离美国，形成独立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从而构成世界的一级；（2）中俄之间形成经济、军事、外交的共同体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有效力量；（3）美日韩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同盟而存在，但受到中俄朝以及欧盟的牵制，使其无法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为所欲为。

欧盟存在脱离美国而独立的趋势，但还不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为了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其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的现实任务是：与俄罗斯建立起经济、军事和外交的同盟，改变单极的世界格局，形成两极的世界新格局。

通过与俄罗斯的结盟，使得中俄两国可以同时突破美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围剿，改变中俄遭遇美国“魔鬼三角阵”各个击破的命运；中俄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可以彻底打破目前单极世界的格局，形成可制衡、可平衡的两极世界；中俄两国版图相连、横跨欧亚大陆、经济和军事的互补性强，中俄结盟可以成为维护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中俄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结盟能够有效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削弱美国在主要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能力，从而加速欧盟和欧元脱离美国和美元，使两极世界向三级世界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突围目标应该从重建两极世界、改变单极世界开始，并逐步推进三级世界的形成。

通过中俄的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增强中国的硬实力。中俄结盟本身就可以极大增强双方的硬实力，从而可以有效地突破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围剿。

面对美国长期打造的“魔鬼三角阵”，中俄两国的领导人都需要问一个问题：强大无比的美国尚且需要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国，难道并不强大的中俄不需要相互依靠、相互结盟而可以独立而尊严地生存吗？因此，中俄结盟是全球战略格局演变和中俄两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俄同盟可以为中俄两国打开巨大的战略空间：（１）中俄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参与中东事务，开展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合作，而中俄同盟的强大吸引力同样能够加大中东一些国家“脱美”的速度，增加中俄同盟之外的卫星国数量；（２）中俄同盟可以为中国争取到巨大的战略后援，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处理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类问题的实力，而南海困局则可以轻松解决，不战而胜（只有战无不胜，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应该通过全球战略格局设计并主导全球大格局建设来化解四处狼烟的困境。只有重视大战略和大格局的建设，才能达到“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境界。

中俄军事联盟可以有效地化解目前的南海危机。受限于中国远距离军事投射能力不足，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合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加速蚕食瓜分我国南海。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与俄罗斯结盟，至少要尽快积极主动地向俄方表达军事、经济、国际政治等领域结成战略同盟的意愿。中俄结盟可以有效化解南海危机，原因在于：（１）美国最担心中俄结盟，美国高层视中俄结盟为最大的战略败局，中方完全掌握把美国置于国际战略败局的主动权，中俄结盟的态度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在南海和汇率等领域给予中国的压力，而中俄一旦结盟，中国的南海危机和中国的货币危机即可迎刃而解；（２）中俄结盟可以有效牵制日本南下南海的力量；（３）中俄结盟可以减少俄罗斯向越南、印度等国提供先进武器的数量；（４）中俄结盟之后，中国可以提出向俄罗斯租用或购买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要求，快速进入南海；（５）中俄军事同盟可以在中国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打击第三方力量。

中俄结盟的全球战略意义还在于可以为伊朗、朝鲜以及其它受美国及其盟国压迫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会使这些国家加速加入到中俄的阵营中来从而进一步壮大中俄阵营，最终将加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保障能力。

与其把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债和欧债，不如把钱用于与俄罗斯结盟、用于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用于购买俄罗斯的航母战斗群、用于保卫南海、用于打造中国的国际安全网。

对策二：坚持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和国防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国际竞争的硬实力。

中国的国家硬实力是由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工业制造体系的国防转化能力决定的。正确的工业化模式应该满足以下标准：

（1）每一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可以提供各个产业部门开展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机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过设立A股国际板、QDII等方式输出国内居民储蓄而为境外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8）探索并形成一个完善的、扎根于民族传统又具备现代先进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体系，可以有效地保障企业实体的持续发展。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工业化都是结合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吸收了工业化国家的先进企业制度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最终完成了可自主、可持续的工业化。

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所谓的开发区化、GDP化、城镇化、城市化、货币化或金融深化，等等。如果工业化不能转化为国家的硬实力，不能形成国际舞台上的铁拳，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无非是一场制造虚假繁荣、并引来杀身之祸的泡沫化。

总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需要科学的选择标准和行动纲领，必须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竞争的硬实力。

对策三：旗帜鲜明地发展国家资本，鼓励和扶持民营资本，节制甚至限制海外资本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关停并转、改制变卖国营企业开始的。随着国营企业的资产和人才的流失，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出现了大批的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差但经营灵活的中小型企业。对照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发展自由资本开始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由资本需要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下历经50年至100年的发展才能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但是，中国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给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留下发育时间和市场空间。

改革，发展了本国自由资本；但是，开放，引进了国际垄断资本。于是，本土自由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完全不对称的、甚至不平等的竞争。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类似于义和团与洋枪队的不对称战争。海外垄断资本凭借百年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韬略积累，迅速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抢占了中国的本土市场，封杀了自由资本升级的空间。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看，先期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并没有成功挤占后起的法国、德国的本土资本的发展空间；欧洲的垄断资本并没有成功封杀美日韩的本土资本发展空间，但是，英法德美日韩各国的垄断资本却成功地封杀了中国本土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升级的市场空间。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长远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经济发展的悲剧，但是，这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发展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先）改革是真理，（后）开放也是真理，但是，“改革＋开放”就是谬误了。哪个国家是依靠所谓的“改革＋开放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改革＋开放”模式可以称之为“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不能称之为“可持续的中国道路”。

加拿大华侨马耀邦先生指出：“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对本国工业实施保护，限制外来投资，从而都拥有世界级公司和许多全球商标。为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之所以缺乏世界级公司，归因于其拥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履行了入世协议的苛刻条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鉴于中国公司在华盛顿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强大阻力，中国商务部长依然呼吁进一步开放。与大多数中国决策者一样，这位部长可悲地忽略了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当今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商标的世界经济强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制度，保护其本国新兴工业，从而成功并致富的。”（详见《华为在美国》，马耀邦著，林贤剑译）

中国的自由资本无法完成向垄断资本的自然过渡，也就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为了避免海外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硬实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由国家资本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发展国家资本并使之主导产业升级、主导经济发展合乎经济规律。近年来，国家资本主导的各类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如下事实，国家资本是唯一具备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经济力量（可以预见，中国国家资本必将成为美国政府和议会重点围剿的对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垄断资本主导模式”，也不可能是“国内自由资本主导模式”，只能是“国家资本主导模式”。国家资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国内自由资本的发展壮大，同时，国家资本必须制约海外垄断资本的渗透与控制。需要在战略角度明确的是：国家资本是增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资本力量和资本主体。

对策四：以符合规律的经济政策和组织模式，发展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农民，夯实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离开“三农”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硬实力，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已经得了癌症。房地产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镇化癌症、开发区癌症、高能耗高污染癌症已经突破了农业生存、农村生存和农民生存的底线。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终于传导到城市，成为城市的高房价、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问题”。中国的“三高症”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或“货币问题”。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不仅不能解决“三高问题”，而且会使得“三高”更高、更严重，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提前到来。根除中国经济的癌症必须从发展“三农”开始。具体措施是：

改变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通过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定价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改变农业补贴模式，把现行的“政府－>农民”和“政府－>土地”的补贴模式，转变为“政府－>农业组织”和“政府－>农产品”的补贴模式，以财政手段引导农民重新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提高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定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的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政府财政和国家资本应该大力投入于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农村职业培训网络、种子肥料等农资供应网络、农副产品采购网络、医疗卫生教育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这些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再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组织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组织化。

农业组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的建设与投入的过程，是吸引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流向“三农”领域的过程，是增加“大农业体系”的社会就业岗位的过程，是减轻城市乡镇就业压力的过程，是提高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供应能力和效率的过程，是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和社会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那么，中国则需要通过“定向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紧缩政策）来根治通货膨胀，即，中国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定向宽松地向’三农’领域提供倾斜性的货币供应”，以此提高“三农”领域的各项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项目的建设，提高中国的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供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因为货币投放太多，而是货币投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