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奢崇俭”是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的核心，历来备受推崇。其实质具有两重性：既利于民众养成勤俭美德，对节约资源、积累财富、防患于未然、约束贪欲等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又铸模了墨守成规、吝啬守财等畸形心理，遏制了消费与生产互动，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桎梏。[1]封建统治者为处在不同等级的人，规定不同的消费标准，不许超越。到了近代，地主阶级顽固派宣扬“黜奢崇俭”，反对的主要不是个人消费方面，而转到生产消费方面。“黜奢”演变为反对从西方引进新式工业，反对向新式工业投资；“崇俭”则成为坚持落后封建生产方式的理论依据。

　　一、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在近代的延续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顽固派坚持认为“崇俭”才能国富民强，“民皆务本知俭，务本则生物多而物贱矣，知俭则耗物少而物愈贱矣，物贱而人之嗜欲不侈，则衣食日用所费无几，而财之留有馀者，遂以积而渐多，则富足所有致也。”他们把近代出现的银贵钱贱等现象归结于人们对“利”的追求，“民皆不知本计，而惟图安逸以获利，则生物之人因以日减，伤财之物转以日增。”[2]282由于这些原因，导致财富的骤减。他们还将罪魁祸首归之于商贾，“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贾多而仕宦众。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诱致人财者也”，再加上“仕宦者裒生物之人之财，而攫夺之以自裕己财者也，取之易则去之亦易”，[2]282更导致了对财富的浪费。他们反对消费，主张崇俭。 龚自珍虽然是中国近代开风气的第一人，但他也是传统消费伦理的拥护者，他对奢靡之风忧心忡忡，“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奢移，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3]106但是，龚自珍并不盲目肯定节俭，他认为奢与俭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礼制。 魏源指出：“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 [4]83认为“俭”是一种美德，但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他主张君主和贫苦的劳动者应该去奢崇俭，尤其强调君主崇俭的重要意义，因为“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4]82如此上行下效，奢靡之风盛行，最终将会危及封建统治秩序。而对有田富民即地主和无田富民即富商大贾这两种人，不应要求他们“崇俭”，而宜使之“尚奢”，不妨听任他们在生活上过得奢侈一些，当其在车马、衣裳、酒食和娱乐等方面花钱愈多，愈将有利于扩大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而为一般平民百姓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以及生活保障。魏源关于禁奢崇俭的这番言论，归根到底，还是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

　　二、中国近代“黜俭崇奢”消费伦理思想的形成

　　1.广开财源、增强国力：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消费伦理思想。张之洞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信奉的仍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观念。他曾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 [5]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的思想逐渐转变，他说：“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5]也就是说，在当时强邻环伺的情形下，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广开财源，多方筹措，广兴实业，增强国力。他批评洋务时期出现的吝啬经费之现象，“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6] 50致使洋务没有成效。早期维新派反对传统的节流之策，“为节流之策者，徒欲以磨针削杵，搜刮贪囊，实则血已腾，肉已飞，今亦仅存皮骨耳。”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以开源，“农也，矿也，工也，商也，皆取我地上地下本有之物，制之售之，以收外泄之利源，而还之中国者也。”[7] 273在早期维新派中，郑观应是批判传统消费伦理的第一人。他向封建的崇俭论发起进攻，指责封建教条的捍卫者顽固派借崇俭之名，行百事废弛之实。虽然揭露的深度不够，但他已看出传统的崇俭教条对新兴资产阶级有所作为的危害。这种认识也为后来的谭嗣同、严复等人批判封建崇俭论开了先河。

　　2.反对崇俭、提倡消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消费伦理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出发，对黜奢崇俭的消费伦理作了深入剖析与猛烈批判。传统消费伦理的核心是崇俭，谭嗣同着重对“俭”的消极影响进行批判，认为它是中国经济贫弱之源。他认为奢与俭具有相对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封建时代的奢俭标准已不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奢与俭要具体分析，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只提倡俭朴，反对奢华，则既不符合实际，又将阻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进步。“俭至於极，莫如禽兽。” [8] 322谭嗣同认为俭自有天然之度，“溢则倾之，歉则纳焉”，不用特意去推崇它。崇俭导致人人贫穷，“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事，遂乃不可以支。”“至贫极窘之中国”御侮“败亡之由，咸此而已矣”。[8]323谭嗣同将“崇俭”这一不具决定性的因素视为导致中国贫弱和败亡的原因，多少具有一定经济学上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制约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谭嗣同看来，“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8]327规劝富人拓展传统的生财之道，投资建厂，发展商品经济，如此经济才能得以繁荣。由此他反对崇俭，提倡消费。

　　康有为指出：“文明既进，则乱世之奢，文明以为极俭。世愈文明，则尚奢愈甚。”[9]32他用儒家思想阐发了对俭和奢的看法，认为俭和奢是相对而言的，时代不同，俭和奢的标准也就不同。他批评传统的崇俭观念，指出：“宋儒不通此义，以敝车羸马为贤。公孙布被，相率为俭，苏轼所谓，‘俭者陋风，有损国体。’岂为国体不美，实令人道退化。今中国之文明不进，大损所关，岂细故哉？”封建社会崇俭抑奢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时代，如果继续坚持崇俭的观念不变，那是违背进化观念的。康有为指出封建时代崇俭观念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他提醒人们一定要转变观念，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提倡崇奢思想。如果继续崇俭，不仅不能适应世界进化的潮流，而且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严复认为中西方在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传统观念主张等级消费,倾向崇俭,这体现了封建等级统治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消费的制约。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消费伦理，论述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通过消费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生产的目的。如果一味崇俭素而不消费,就失去了生产的本意:“夫求财所以足用”,“籍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在严复看来,消费是可以促进生产的,如果只讲生产不讲消费,人民的生产活动就失去了动力,生产就不可能发展:“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他鼓励积极消费，认为只有不断增加财富的消费量,人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家之务富者，所以厚生进种也。”[10] 880只有人民生活富足,各种需要能得到充分满足,天下才会大治。

    维新派是从扩大再生产、发展资本主义，追求民族公利的角度来理解消费观念的。他们提出的消费观念试图打破传统的农本主义观念,使资本主义的获利冲动获得合理性,为资本的生产积累提供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其思想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维护他们权益的道德规范的愿望,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以消费刺激生产、刺激流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消费伦理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赞赏《管子?侈糜篇》，指出“《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糜’！” [11]43《管子?侈糜篇》主张用提高消费来刺激生产，用消耗钱财来减少失业，而以货币作为调节消费与生产的手段。革命派借此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伦理，宣传了消费刺激生产、刺激流通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章太炎认为消费可以使技术不断改进，“人非草形之虫也，慧亦益启，侈亦益甚，则定质之弃于地，与诸气诸味之弃于地外者，必将审御机数以求之。是故侈糜者，百工之所自出也。”技术的改进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一方之工有余，而一方或不足，求者相等。尤是商贾操之以征贵贱，则其势不得不生轻重。轻重者，亦势之无可遁者也。”[11]43认为消费是刺激商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侈糜者，轻重之本，而泰西商务之所自出也。”[12]24章太炎由此得出结论：消费是衡量社会生产提高与否的尺度，“顾势也，浸久而浸文明，则亦不得不浸久而浸侈糜。” [11]42同时，章太炎指出“侈糜”这一概念是相对的，“‘譬如真金，为无价宝。若无真金，银为无价。若无银者……’是即侈糜无定，适其时尚之义也。”[11]44只要适合时代风尚，并且不使地力和劳动力耗费干净，就不算“侈糜”。章太炎的消费思想既反映了资产阶级以消费促进生产和流通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企图借此与西方进行商战以救亡图存的思想。

　　三、中国近代“黜俭崇奢”消费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黜俭崇奢”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消费伦理思想，它反对过分节俭、壅积社会财富，主张积极消费和投资实业，通过扩大市场需求促进生产发展。这种思想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追求民族公利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是在近代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对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突破和超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今天，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近代思想家的消费伦理思想，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总结起来，近代中国“黜俭崇奢”的消费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如下几点价值：

    1.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消费与生产、积累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才能消费什么，生产水平决定消费水平，生产关系决定消费关系；同时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近代思想家的消费伦理肯定消费的积极作用，提出通过消费以满足人的需要是生产的目的，生产的产品只有被消费了，生产目的才能实现，新的生产过程才能开始，因此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他们反对一味地“崇俭”，认为过度“崇俭”不消费，会使生产失去其本意，因此消费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和最终目的；认为只有消费需求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才有可靠的前提。这一思想，体现了消费需求与生产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不仅如此，近代思想家还肯定消费对积累的积极作用，主张要处理好“母财”与“支费”（消费与积累）的关系，“约而论之，财如粟然。其专尚支费而不知母财之用者，获而尽食者也，其独重母财而甚啬支费者，罄所收以为子种者也”。只讲积累不讲消费,就像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留作种子,行不通。只讲消费不讲积累,则像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吃光而不留种子,也行不通。“获而尽食”和“富而不用”都是不对的,都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2.有利于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的革新。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模式下，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传统的“崇俭”消费伦理往往容易造成人们只注重“节流”而不注重“开源”的理财观念思维定式。“节流”只能维持低水平的消费循环，而“开源”方可使财富不断地增殖。“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8]324“俭”体现的是“节流”，“奢”突出的则是“开源”，“苟有以开其源，而日用不穷则滔滔而来，与岷江之水无异，不待节流而自无匮竭之虑；苟无以开源，则如运河之水虽节节设闸终亦有告涸之一日……呜呼！理财必先开源也。”[13] 而消费正是经济“开源”的一剂良方。他们规劝富人拓展传统的生财之道，将资金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使财富进入社会大循环以实现增殖，发展商品经济。近代思想家的“崇奢”消费伦理为理财观念的革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主张消费的同时，近代思想家强调俭奢有度的消费观念。认为俭和奢的标准应因时而异、因世而变。在消费观念上他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获而尽食”的盲目过度消费，主张消费要适度，要求“顾事必求其可长，而养必期其无竭”；一种是“富而不用”的守财奴式的俭德。其实质是适度“崇奢”但不是盲目“崇奢”。正如朱英指出的：“对俭和奢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出分析。只要不是超出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准，适当地倡导和鼓励消费未尝不是利大于弊。……如果未超过当时当地社会生活水准以上，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适当的消费享受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也是属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常经济行为。”[14]121一定时代的消费观念的形成和变革是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们逐渐摒弃了自给自足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方式，代之以量入为出、注重消费效益、注重从消费中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和享受的新型消费观念。在满足较低层次衣食住行的消费需要之后，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富裕，人们会越来越追求身心愉悦和全面发展，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利于我国当前实施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近代“黜俭崇奢”论者对“奢”的讴歌，其本质在于鼓励积极的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扩大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在未来五年中国要实施的十个重要任务中，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这表明我国将扩大内需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投资、出口、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与消费被称为内需，坚持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据统计，其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之间。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的最终消费需要，让消费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唱好“主角”，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仍要靠消费来推动，消费才是国民经济最终的可持续推动力。” [15]消费能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中国近代“黜俭崇奢”的消费伦理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与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黜俭崇奢”的消费伦理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是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崛起和商品经济发展中应时而生的鲜活有力的思想，为中国固有文化融入了新质。从消费的长远发展趋势看，其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脉跳，对于我们建构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特色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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