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中，伍非百先生将包括“听言之术”在内的纵横家内容也列入其中，所以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纵横家与名家关系。
名家和纵横家皆出自礼官，皆重言辞。名家源流于礼官，而纵横家源流于西周掌外交礼仪的大小行人之官，《汉书·艺文志》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zhà xuān，欺诈，弄虚作假——笔者注）而弃其信。”但名家和纵横家又有明显不同，前者重正名，意在明是非，而后者则贵辞令，意在说服人。
近人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同样论述了名家和纵横家的异同，作者写道：“纵横家与名家在辩说方面是有血缘关系的，如公孙龙曾与邹衍辩于平原君之门，又如惠施说魏赵诸国……然而纵横家更是时务主义者，他们把转祸为福、转危为安的国势变化，看得非常容易，惟一的先决问题便是主观至上的谋策。只要诡诈得售，一切现实都可以由一个智辩者任意翻改，这叫做策略决定一切，其中毫无客观原则性。他们依此便‘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反复于国际之间。”（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1页。）
《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们还认为纵横家的辩术主要是逻辑上所忌的法吏诱人法，就是在对话中诱人深入自己所假定的前提之下，然后迫使对方承认合乎自己目的的推论。上面举例说：“例如个别类例是特称的命题，而纵横家常列举些例子，作为全称的命题，立为前提，然后诱人承认合乎自己所欲得出的结论。蔡泽欲应侯把相位让他，应侯自然不肯，蔡泽说服他的道理，就是使用上面所讲的推论方法。他举了一些功成名就而善让得有善果之人物，又举了一些功成名就而不善让不得善果之人物，随即以特称肯定代替了全称肯定，他的大前题是，凡成功而终其年不夭伤的人都善让；他的小前提是，应侯是一个功成名就而欲终其年的人；故结论是应侯必须让位。”（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3页。）
纵横家重权变，不重是非的特点，在被清代四库馆臣称为“纵横家之祖”（《四库全书总目》）的《鬼谷子》一书中表达得极为清楚。《鬼谷子·权篇第九》开篇就讲说服人要文饰言语，随时损益，上面说：“说之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南朝有“山中宰相”之誉的陶弘景注云：“说者，说之于彼人也。说之者，有资于彼人也。资，取也。说者，所以文饰言语，但假借以求人于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须有损益，故曰：假之者，损益之谓也。”
《鬼谷子》的作者还指出：“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所以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量宜发言极为重要。上面说：“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仍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鬼谷子·权篇第九》）
综上所述，名家“正名”，纵横家“贵奇”，二者的分野是极其清楚的。
一、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
释义：
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清楚。
二、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蝇，日夜而鸣，舌乾，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时也。” （《太平御览·卷第三百九十》）
释义：
子禽向老师请教道：“多说话有好处吗？”墨子答道：“蛤蟆、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叫得嘴巴都干了，舌头都累了，可是没有人去听它的叫声。再看那雄鸡，在黎明按时啼叫，天下振动。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在切合时机的情况下说话才有用。”
三、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释义：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鸠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妾，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
四、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释义：
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飞鸢，经过三年才制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手艺真巧，竟能达到让木鸢高飞的境界。”墨子说：“我比不上制造车的人手艺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费一天功夫，就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走很远的路，担当很大的力，并且可以用很多年。现在我做了木鸢，三年做成，才飞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后说：“墨子真精明！他知道做车是精明的，做木鸢是笨拙的。”
伍按：
“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此墨子之言所以“不辩而智，不文而察”，而为名家“智”、“察”之祖，能作《辩经》以立名本者欤？
翟按：
重言之有物，反对积辩累辞，是中国名家的显著特点。上文所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两则，都是解说该篇经文的，其相应经文是：“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这段话大意是说，君主听取言论时，一味欣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行动时，一味赞赏远离实际的作风。所以臣子和民众讲起话来，就高深莫测，做起事来就远离实际；纸上谈兵，舞文弄墨之害多么可怕啊！
五、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也。其说将必无可焉。（《墨子·兼爱下》）
释义：
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
六、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
释义：
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
伍按：
有以非之，必有以易之。若非之而无易之，将不得而非之。此即《小取篇》“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之义。能破而不能立，与能立而不能破者，皆不谓之“真能立、真能破”。必也，立与破兼，始得谓之为“真能立、真能破”也。
翟按：
能破能立对于学人作到言之有物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学者多是言之无物的空谈家，造成这种现象有如下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空发牢骚，至多作到能破而不能立；二是建空中楼阁，至多作到能立而不能破。
七、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释义：
告子说：“本性犹如杞柳，义理犹如杯盂，凭藉人的本性成就仁义，犹如用杞柳制作杯盂。”孟子说：“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孟呢，还是要毁伤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盂，如果要毁伤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盂，那也要毁伤人的本性来成就仁义啰，放任天下之人损害仁义的，必定是你的言论！”
伍按：
此与下文论性数章，皆孟子自用其“知言”之术与人论辩。其辞锋所至，往往有不尽如律令者。如告子举“戕贼杞柳以为桮棬”，喻“戕贼人性以为仁义”，此为同喻，其辞本无过失。而孟子答辞，言“戕贼杞柳以为桮棬，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于“人”字下省略“性”字，对告子之辩，为误解原意。夫“戕贼杞柳以为桮棬”，既为立敌所共许。则“戕贼人性以为仁义”，有何不可？而孟子答辞，乃将“人性” 一辞，轻轻转为“人”字。以“知言”论之，实犹未免为淫诐之辞也。
翟按：
伍非百先生这里似乎对孟子之言有误解。因为孟子将“以杞柳为桮棬”分为两种情况，“能顺杞柳之性”和“将戕贼杞柳”，孟子之意，如果顺人类本性行事，即为仁义。故伍氏说孟子“为淫诐之辞”，恐怕有些过了。
八、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释义：
告子说：“本性犹如急流，冲开东面就向东流，冲开西面就向西流。人的本性没有善、不善的分别，犹如水没有东、西流的分别。”孟子说：“水确实没有东、西流的分别，但没有上、下流的分别吗？人的本性趋向善，犹如水趋向下流。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的。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堵住通道而让水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乃是情势如此。人之所以能做出不善的行为，其本性也犹如这样受到了逼迫。”
九、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自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释义：
告子说：“天生的叫做本性。”孟子说：“天生的叫做本性，犹如白的叫做白吗？”告子说，“是的。”孟子说：“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吗？”告子说：“是的。”孟子说：“那么，狗的本性犹如牛的本性，牛的本性犹如人的本性吗？”
十、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与？”（《孟子·告子上》）
释义：
告子说：“饮食、性欲是本性。仁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孟子说：“为什么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呢？”告子说：“他年长，我尊敬他，他并不就是我的长辈了，犹如那东西白而我把它作为白的东西，是随着它外表的白，所以说义是外在的。”孟子说：“不同于白色，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没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对老马的爱惜和对长者的尊敬也没有什么不同吗？而且你是说长者义呢，还是尊敬他的人义呢？”告子说：“我的弟弟就爱护，秦人的弟弟就不爱护了，是以我作为乐意的标准，所以说仁是内在的；尊敬楚人的长者，也尊敬我的长辈，是以长者作为乐意的标准，所以说义是外在的。”孟子说：“嗜好秦人的烤肉和嗜好我的烤肉没有什么不同，事物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嗜好烤肉也是外在的吗？”
十一、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释义：
孟季子问公都子说：“为什么说义是内在的呢？”公都子说：“它施行我的敬意，所以说是内在的。”孟季子说：“乡里人比兄长大一岁，你敬谁？”公都子说：“敬重兄长。”孟季子说：“饮酒给谁先斟呢；”公都子说：“先斟乡里人。”孟季子说：“所敬的是兄长，所尊的是乡里人，可见义毕竟是外在的，不是由内发出的。”公都子不能应答，把这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敬叔父，还是敬弟弟呢，他会说‘敬叔父’。你说‘弟弟担任了受祭的尸，那敬谁呢’，他会说‘敬弟弟’。你说‘那么叔父敬在哪儿呢’，他会说‘这是因为弟弟处在尸位的缘故’。你也说‘因为所处地位的缘故，平常该敬兄长，那一会儿该敬乡里人’。”孟季子听了，说：“要敬重叔父的时候就敬重叔父，要敬重弟弟的时候就敬重弟弟，可见义毕竟是外在的，不是由内发出的。”公都子说：“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凉水，那饮食也是外在的吗？”
伍按：
《墨经下说》： “仁义俱有内外。”告子之“仁内义外”说，与孟子之“仁义俱内”说，皆属偏举。犹两目之俱有出入，而举左目出，右目入也。可参看《经说下篇》。
孟子之言好辩，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而其言不尽合辩论规律。是殆好辩之过，不暇择辞欤？
翟按：
从《孟子》书中我们确实能看到孟子文辞雄辩，但不能说他“不暇择辞”。比如上面所引的驳告子“生之谓性”时，就很精当，有公孙龙子论“白马非马”之风范。
从体上说，人性本善，从用上说，就有善有恶了。就是说，“义”是体之用，故孟子有“仁义俱内”一说。
十二、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荀子·非相第五》）
释义：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十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此之谓也。 （《荀子·不苟第三》）
释义：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推崇，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十四、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荀子·儒效第八》）
释义：
君子的所谓贤能，并不是能够全部做到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君子的所谓智慧，并不是能够全部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的所谓善辩，并不是能够全部辩明别人所辩论的一切；君子的所谓明察，并不是能够全部观察到别人所观察的一切；君子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啊。观察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与肥沃，安排各种庄稼的种植季节，君子不如农民；使财物流通，鉴别货物的好坏，区别货物的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圆规和矩尺，弹划墨线，完善各种器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与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互相污辱，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评估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有德与无德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地位，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人都得到应有的职事，使各种事物都得到适宜的处置，突发的事变都得到相应的处理，使慎到、墨翟不能推出他们的言论，惠施、邓析不敢贩卖他们貌似明察的诡辩，说话一定符合道理，做事一定符合要求，这些才是君子所擅长的。凡是事情和行为，有益于治理的就做它，无益于治理的就不做它，这叫做正确地处理事情。凡是知识和学说，有益于治理的就确立它，无益于治理的就废除它，这叫做正确地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叫做奸邪的事情；知识和学说不得当，就叫做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情、奸邪的学说，是太平盛世所抛弃的，却是混乱的社会所依从的。至于天地间盈和虚的互相转化，“坚白”、“同异”的分辨，这是耳朵灵敏的人也不能听懂的，是眼睛明亮的人也不能看清楚的，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不能说明白的，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很快地将它们点明。但是，不知道这些学说，君子还是君子。懂得这些学说，小人还是小人。工匠不了解这些，无害于掌握技巧。卿大夫不懂得这些，无害于从事政治。帝王、诸侯爱好这些学说，就会乱了法度。老百姓喜欢这些学说，就会把各项工作搞乱。但是那些狂妄糊涂、愚蠢浅陋的人，却率领着他们的一伙门徒，辩护他们的主张学说，阐明他们的比喻引证，一直到自己衰老了、儿子长大了，也不知道厌恶那一套。这可以叫做极端的愚蠢，还不如爱好鉴别鸡狗的优劣倒可以出名。《诗》云：“你若是鬼是蜮，那就无法看清楚；你的面目这样丑，给人看就看不透？作此好 歌唱一唱，用来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十五、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第六》）
释义：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伍按：
以上四条，可以考惠施、邓析学说之大概。荀子屡以惠邓并称，其学说内客，必大体相同。姑无论邓析子书之真伪如何，斯时持“察辩”之学者，其怪说琦辞，必多托之邓析。如法家之于管子，道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孙吴，家有其书，附益己说而成。荀卿之毁惠邓，与尹文所见全同。“以为无益于治者，明之不如其已”。上承庄周“寓庸”之旨，下开韩非“实验”之论，可以觇（音chān，窥探——笔者注）名家流别矣。
翟按：
千百年来，以惠施、邓析为代表的名家被戴上了无用的帽子，多为世人所讥；名家论题表面上看似荒诞无稽，事实上是一种思维训练的形式，是学人最基础逻辑修养。二十一世纪，社会高度复杂化，不同文明间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技高度发展，名学更是不可不学！
由《荀子》一书我们看到，战国末期名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丑化了。《荀子·儒效第八》甚至说爱好名家最普遍的“坚白”、“同异”之辩也会“乱法”、“乱事”。上面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
十六、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荀子·非十二子第六》）
释义：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毒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淫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阴谋诡计而同党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伍按：
与“行不贵苟难，言不贵苟察”同意。“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二语甚精。信其可其信，固是决定。疑其可疑，亦是决定。
翟按：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使人联想到佛家大道的修证。“信为道源功德母”，净土法门重信；禅宗参话头重疑，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说——大道圆融如此！
十七、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释义：
大凡劝说别人的难处是：怀着极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触那些最能把国家搞乱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做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流水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具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胸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子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荀子·非相第五》）
十八、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荀子·非相第五》）
释义：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十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导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荀子·非相第五》
释义：
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道，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子能说会道，是宣扬仁爱之道。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爱之道，那么他开口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道还不如他笨嘴拙舌；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爱之道，那么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爱之道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子奉行仁爱之道从不厌倦，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头绪，揭示头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固有的名分能弄清楚，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备了。有小人式的辩说，有士君子式的辩说，有圣人式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这是圣人式的辩说。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这是士君子式的辩说。听他说话则言辞动听而没有系统，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但是他讲话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调节得宜。这类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称为坏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台，这种人是首先要杀掉的，然后把盗贼放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惩处。因为盗贼还能够转变，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悔过自新的。
伍按：
荀卿鄙惠邓而喜言“辩”，盖操术同而究心不同者。其“好辩”与孟子同风，而用术过之。因人立说，诡不失正，然异乎孟氏之所守矣。下传而为韩非，作《说难》，穷变极态，以冀诡遇，而非卒受恶名，死于用说之国，悲夫！
翟按：
荀子一方面称“君子必辩” ，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名学，此真是南辕北辙。爱其枝叶，又伐其根本，岂有此理！然物至其极则必反，所以“小人之辩”亦有可怕之处。今天大学中有太多理论自恰又百无一用的口耳之学，危害是很大的——这些所谓的“学术”浪费了多少国家的教育资源，浪费了多少青年学子的金色年华啊！为学之害，有时害于盗贼，吾信之矣！
二十、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释义：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伍按：
此亦“按实定名”之术，以“参伍法”施之听言者。
翟按：
人类信息传播技术越发达，这类“虚旧之学”似乎就越多。在自由学术的旗帜下，用一套套逻辑自恰的理论愚弄大众——要清除这类学术垃圾，真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行。
二十一、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韩非子·难二第三十七》）
释义：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上计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窕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
二十二、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已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韩非子·说难第十二》）
释义：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任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通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饰，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采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进说就成功。
伍按：
推本苟卿“说难”之恉（旨），而深究之。切事情，极智巧，辩之雄也。然离于“正名”之道远矣。
翟按：
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家不同于名家，远离“正名”宗旨也是正常的；于此大争这世，纵横之学几乎无人参究，能以言动天下的纵横家不出，不禁让人思苏秦、张仪矣！
二十三、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辩者，为其由所论也……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备说非六王、五伯，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矣！”辨若此，不如无辨。（《吕氏春秋·当务》）
释义：
辩说而不合道理，诚实而不合理义，勇敢而不合正义，守法而不合时务，这就像人精神迷乱却乘着快马一样，像人神志颠狂却握着利剑一样，大乱天下的，一定是以上四种行为。辩说之可贵在于它遵从道理……跖的徒党问跖说；“强盗有道义吗？”跖说：“何只是有道义啊！猜测室内所藏之物而能猜中就是圣，带头进去就是勇，最后离去就是义，懂得时机就是智，分利均匀就是仁。不通晓这五点而能成为大盗的，天下没有。”跖以辩说非难六王、五霸，认为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不孝的行为，禹有沉湎于酒的意愿，商汤、武王有放逐杀死他们君主的罪行，五霸有侵暴的图谋。然而世世代代都赞誉他们，人们都回避不谈他们的罪恶，真是糊涂。所以跖吩咐自己死后要持金锤下葬，他说；“下到黄泉，见到六王，五霸，要击碎他们的头。”辩说要像这样还不如没有。
二十四、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于大豆，蜂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吕氏春秋·听言》）
释义：
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业。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辨察清楚的。
二十五、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于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吕氏春秋·谨听》）
释义：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接见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不尽情发言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错。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
二十六、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吕氏春秋·顺说》）
释义：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把它作为自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出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到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二十七、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吕氏春秋·贵因》）
释义：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了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观测天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惜，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裸体国去，裸体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瑕去见釐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依凭外物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
二十八、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瞑士未尝照，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吕氏春秋·知接》）
释义：
人的眼睛，因为明亮才能看见东西，失明就看不见，看见或看不见，眼睛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明亮、或失明却是不同的。失明的人眼睛未曾明亮过，所以从未看见过。失明的人眼睛无法与外物接触，无法与外物接触却说看见了，这是欺骗。智力也是这样。人们的智力达到或达不到，凭借的条件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聪明、或愚笨却是不同的。聪明的人，他们的智力能达到很远，愚笨的人，他们的智力所及范圈很近。智力所及很近的人，却告诉他长远的变化趋势，怎么能理解？对于无法理解的人，游说的人即使善辩，也无法让他明白了。有个戎人看到一个晒布的，就问他说；“用什么东西织得这样长大呢？”那个人指着麻让戎人看。戎人生气地说，“哪里有这样乱纷纷的东西可以织得这样长大呢？”所以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之士，也不是没有贤德之人，而是因为亡国的君主智力不及，无法接触他们的缘故啊。无法接触他们所带来的祸患是自以为聪明，这样智力势必达不到。如果智力达不到却又自以为聪明，这是糊涂。像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君主就无法安定了。如果君主智力达不到，而自知智力不及，那样就不会有灭亡的国家，不会有处于险境的君主了。
伍按：
《墨经上》曰：“知者接也。”无由接则无由知。世有恃一己之闻见，而臆断所不知之事者，其蔽聪塞明大类此。
翟按：
中国古典政治学从多维的角度论述贤人共治的重要性，以上则主要是从听言纳谏的角度论说。《吕氏春秋·谨听》所谓：“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
二十九、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说者虽辩，为道虽精，不能见矣。（《吕氏春秋·悔过》）
释义：
洞深八尺，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善辩，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也不能使他体会到。
伍按：
与前条略同。知有所不接，则智有所不照而言有所不入。
翟按：
“说难”，故纵横之术大矣！然智有所不照，说亦无用。
三十、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于涂，故人曰： “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 “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于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离谓》）
释义：
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亡国的君主，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就与夏桀、商村、周幽王、周厉王一样了。这样看来，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洧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法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于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长袍，学习小的狱讼要送上短衣裤，献上衣裤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得以实行。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殉死。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说；“您这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回答说：“你认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是非常不义的，可是这个人还振振有词，凭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是很清楚的了。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糊涂的。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讲话是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讲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区别了。齐国人有个叫淳于髡的，他用合纵之术劝说魏王。魏王认为他说得好，就套好十辆车，要派他到楚国去。他告辞要走的时侯，又用连横之术劝说魏王，魏王于是就不让他去了。既让合纵的主张落空，又让连横的事落空，那么他才能多就不如才能少，他有辩才就不如没有辩才。周鼎刻铸上倕的图像却让他咬断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表明大巧是不可取的。
三十一、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孔穿、公孙龙相与论於平原君所，深而辩，至于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深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于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曰，日“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日（曰）“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 “齿十二与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伯决之，任者无罪。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謣，后亦应之，此其於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吕氏春秋·淫辞》）
释义：
没有言辞就无法互相交往，只听信言辞就会发生混乱。言辞之中又有言辞，这指的就是思想。言语不违背思想，那就差不多了。凡是说的话，都是为了表达思想的。说的话和思想相背离，可是在上位的却无法考察，那么在下位的就会有很多说的话与做的事不相符，做的事与说的话不相符的情况。言行互相背离，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在空雄盟会的时候，秦国，赵国相互订立盟约，盟约说；“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过了不久，秦国发兵攻打魏国，赵国想援救魏国。秦王很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盟约说；‘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现在秦国想攻打燕国，而赵国却想援救它，这不符合盟约。”赵王把这些话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赵王也可以派使臣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援救魏国，现在秦国却偏偏不帮助赵国，这不符合盟约。”孔穿、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互相辩论，言辞精深而雄辩，谈到羊有三耳的命题，公孙龙说羊有三耳，说得头头是道。孔穿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第二天，孔穿来朝见，平原君对孔穿说：“昨天公孙龙说的话非常雄辩。”孔穿说，“是的。几乎能让羊有三耳了，尽管这说法很难成立。我愿问问您，说羊有三耳难度很大，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说羊有两耳很容易，而事实确实是这样。不知您将赞同容易而正确的说法呢，还是赞同困难而不正确的说法呢？”平原君不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跟孔穿辩论了”。楚国的柱国庄伯让父亲去看看太阳是早是晚，父亲却说“在天上”，看看太阳怎么样了，却说“正圆”，看看是什么时辰，却说“正是现在”。让谒者去传令驾车，却回答说“没有马”。让涓人去拿帽子，回答说“呈上去了”。问马的长幼，圉人却说“齿十二个，加上牙共三十个”。有个担保人家的奴仆不逃跑的人，奴仆逃跑了，庄伯判决，担保的人却没有罪。 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丢了一件黑色衣服。他到路上去寻找，看见一个妇女穿着黑色衣服，就抓住她不放手，要脱掉她的衣服，说；“如今我丢了件黑色衣服。”妇女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不过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赶快把衣服给我。昨天我丢的是纺丝的黑衣服，如今你的衣服是单面的黑衣服。用单面的黑衣服抵偿纺丝的黑衣服，你难道还不占便宜吗？”宋王对他的相唐鞅说：“我杀死的人很多了，可是臣子们却越发不是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唐鞅回答说。“您治罪的，都是不好的人。对不好的人治罪，所以好人不畏惧。您想让臣子们畏惧您，不如不要区分好与不好，不断地治罪臣子，这样，臣子们就会是惧了。”过了不久，宋国君主杀死了唐鞅。唐鞅的回答，还不如不回答。惠子给魏惠王制定法令。法令已经制定完了，拿来给人们看，人们都认为法令很好。把法令献给惠王，惠王认为法令很好，拿来让翟翦看，翟翦说：“好啊。”惠王说：“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惠王说：“好却不可以实行，为什么？”翟翦回答说：“如今抬大木头的，前面的唱号子，后面的来应和，这号子对于推大木头的来说是很好了。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人民喜爱的音乐可唱吗？然而唱那个不如唱这个适宜。治理国家也像抬大木头一样自有其适宜的法令啊。”
伍按：
此与前篇皆“循名贵实，不重察辩”之意。
翟按：
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多习惯于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评论中国本土学术，以为自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在言意的关系上存在“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截然对立的两派。事实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言意之辩极为深刻，非“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所能概括，其中《吕氏春秋·离谓》所云极为精当：“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桥，通“矫”；桥言即乖戾之言）无择。”
三十二、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于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于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于白圭，亦有大甚者。 （《吕氏春秋·不屈》）
释义：
明察的士人，认为他得到了道术那倒未必。虽说这样，可是他对答事物，言辞是难以穷尽的。言辞即使穷尽了，这到底是祸是福还是不可以知道。明察如果用以通晓事理弄清道义，那么明察就是福了，明察如果用以掩饰错误愚弄蠢人，那么明察就是祸了。古代之所以看重善于驾车的，是因为可以借以驱逐残暴的人，制止邪恶的事。魏惠王对惠子说：“前代享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如今我确实不如先生您，我希望能把国家传给您。”惠子谢绝了，魏王又坚决请求道；“假如我不享有这个国家，而把它传给贤德的人，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就可以制止了。希望先生您因此而听从我的话。”惠子说：“像您说的这样，那我就不能听从您的话了。您本来是大国的君主，把国家让给别人尚且可以制止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如今我是个平民，可以享有大国却谢绝了，这样，那就更能制止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了。”惠王对惠子说：“古代享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接受别人的国家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舜，这样就是想让惠子成为舜那样的人；谢绝享有别人的国家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许由，这样就是惠子想成为许由那样的人；把国家传给别人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尧，这就是惠王想成为尧那样的人。尧、舜、许由所以名闻天下，不单单是尧把帝位传给舜而舜接受了，尧把帝位传给许由而许由谢绝了，他们其他的行为也与此相称。如今没有其他的行为，却想成为尧、舜、许由那样的人，所以惠王穿着丧国之服把自己拘禁在鄄请求归服齐国，齐威王几乎不肯接受他的归服，惠子改换了衣帽，乘车逃走，几乎逃不出魏国国境。大凡自己的行为，不可以凭侥幸之心去行动，一定要诚恳。
匡章在惠王面前对惠子说：“螟虫，农夫捉住就弄死它，为什么？因为它损害庄稼。如今您一行动，多的时候跟随着几百辆车、几百个步行的人，少的时候跟随着几十辆车、几十个步行的人。这些都是不耕而食的人，他们损害庄稼也太厉害了。”惠王说；“惠子很难用言辞回答您，虽然如此，还是请惠子谈谈自己的想法。”惠子说：“如今修筑城墙的，有的拿着大杵在墟上捣士。有的背着畚箕在城下来来往往运土，有的拿着标志仔细观望方位的斜正。像我这样的，就是拿着标志的人啊。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成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成木材，就不能处置木材了，让圣人变成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就是能管理农夫的人啊。您为什么把我比做螟虫呢？”惠子以治理魏国为根本，他却治理得不好。在惠王的时代，作战五十次却失败了二十次，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惠王的大将、爱子有被俘虏的。惠子治国之术的愚惑，被天下人耻笑，天下人都得以称举他的过错。惠王这才请求让周天子的太史改变惠子仲父的名号。惠王包围邯郸三年却不能攻下来，兵士和人民很疲惫，国家弄得很空虚，天下诸侯的救兵从四面到来解救邯郸之围，百姓们责难他，诸侯们不赞誉他。他向翟翦道歉，重新听取翟翦的计谋，国家才保存住。名贵的宝物都失散到国外，土地被四邻割去，魏国从此衰弱了。仲父是显赫的名号，把国家让给别人是高尚的行动。惠子用不可听不可信之言劝说惠王。惠王如此听从意见，不以叫做善于听取意见。不善于听取意见却来治理国家，对天下人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好惠子的话只是被魏国听从了。以危害天下人为实，却以治理国家为名，匡章非难惠子，不是应该的吗！白圭刚与惠子相见，惠子就用如何使国家强大来劝说他，白圭无话回答。惠子出去后，白圭告诉别人说；“有个刚娶媳妇的人，媳妇到来时，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童仆拿的火把烧得太旺，新媳妇说：‘火把太旺。’进了门，门里有陷坎，新媳妇说；‘填上它！它将跌伤人的腿。’这对于她的夫家不是没有利，然而太过分了些。如今惠子刚刚见到我，他劝说我的话太过分了些。”惠子听到这话以后，说：“不对。《诗》上说：‘具有恺悌之风的君子，如同人民的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盛大的，就可以成为人民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里要等好久呢？为什么把我比做新媳妇呢？《诗》上难道说过‘具有恺悌之风的新媳妇’吗？”用污秽责难污秽，用邪僻责难邪僻，这样就是责难的人与被责难的人相同了。白圭说，“惠子刚刚见到我，他劝说我的话太过分了些。”惠子听到这话以后就责难他，于是自认为可以成为他的父母，那惠子的错误比白圭说的太过分了还要严重得多。
三十三、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蝺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 “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
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 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 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于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于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绛、汾、安邑令负牛书与秦，犹乃善牛也。卬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轻臣也，令臣责，卬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责以偿矣，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卬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
秦王立帝，宜阳令许绾诞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 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秦虽大胜於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当此时也，两周全，其北存，魏举陶削卫，地方六百，有之势是，而入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吕氏春秋·应言》）
释义：
白圭对魏王说：“用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可是却不熟，然而这鼎看起来非常高大漂亮，不过没有什么用处。惠子的话，就跟这大鼎相似。”惠子听到这话以后，说；“不对。假使三军士兵饥饿了停留在鼎旁边，恰好弄到了蒸饭用的大甑，那么和甑搭配起来蒸饭就没有比这鼎更合适的了。”白圭听到这话以后，说；“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想来只能在上面放上甑蒸饭用啦！”白圭的评论是错的，他太轻视魏王了。白圭认为惠子的话只是说得漂亮，但没什么用处，是说魏王把说话没什么用处的人当成仲父了，把说话没什用处的人当成完美的人了。
公孙龙用如何消除战争的话劝说燕昭王，昭王说；“很好。我愿意跟宾客们商议这件事。”公孙龙说；“我私下里估计大王您不会消除战争的。”昭王说；“为什么？”公孙龙说：“从前大王您想打败齐国，天下杰出的人士中那些想打败齐国的人，大王您全都养着他们，那些了解齐国的险阻要塞和君臣之间关系的人，大王您全都养着他们；那些虽然了解这些情况但却不想打齐国的人，大王您还是不肯养他们，最后果然打败了齐国，并以此为功劳。如今大王您说，我很赞成消除战争。可是其他诸侯国的人士在大王您朝廷里的，都是善于用兵的人。我因此知道大王您不会消除战争的。”昭王无话回答。
司马喜在中山国王前就“非攻”的主张诘责墨家学派名叫师的人，说；“先生您所主张的是‘非攻’吧？”师说：“是的。”司马喜说；“假如国王发兵攻打燕国，先生您将责备国王吗？”师回答说：“这样说来，那么相国您赞成攻打燕国吗？”司马喜说：“是的。”师说；“假如赵国发兵攻打中山国，相国您也将赞成攻打中山国吗？”司马喜无话回答。
路说对周颇说：“您如果不爱赵国，那么天下人一定会跟随您。”周颇说：“我本来想让天下人跟随我啊。天下人跟随我，那么秦国就有利。”路说回答他说；“这样说来，那么您想让秦国有利啦？”周颇说：“想让秦国有利。”路说说；“您想让秦国有利，那么为什么不因此而让天下人跟随您呢？”魏王派孟卬割让绛、汾、安邑等地给秦王。秦王很高兴，让起贾去向魏王为孟卬请求司徒的官职。魏王很不高兴，回答起贾说：“孟卬是我的臣子。我宁肯用奴仆当司徒，也不用孟卬。希望大王另用其他的人诏示我。”起贾出来，在庭院里遇到孟卬。孟卬说：“您说的事情怎么样？”超贾说：“您太受您的君主轻视了。您的君主说宁肯用奴仆当司徒，也不用您。”孟卬进去谒见，对魏王说：“秦国客人说什么？”魏王说：“请求用你当司徒。”孟卬说；“您怎样回答他的？”魏王说；“我说‘宁肯任用奴仆，也不用孟卬，。”孟卬长叹道：“您受秦国控制是应该的了，秦国善待我，您对此为什么要猜疑呢？把绛、汾、安邑的地图让牛驮着献给秦国，秦国尚且会好好对待牛。我虽然不好，难道还不如牛吗？况且，您让三位将军先去秦国为我致意，说‘看待孟卬如同看待我一样’，这是重视我啊。如今您轻视我，以后让我去索取秦国答应过的东西，我即使贤德，难道还能做到吗？”过了三天，魏王才答应了起贾的请求。大凡君主给人大的官职，是因为他有益于国家。如今割让国家少量土地，因而得到了大的官职，以后哪有那么多土地供给他割让？大的官职，是臣子所希望得到的。孟卬让秦国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土地，秦国也让孟卬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官职。对方所欠的债已经偿还了，还有什么可索取的呢？魏国即使强大，也还不能向不欠债的素取债务，更何况它本身是弱小的国家呢？魏王让孟卬当了司徒，从而失掉了自己向秦国提出要求的地位，这就很笨拙了。
秦王立为帝，宜阳令许绾骗魏王，魏王要去秦朝拜。魏敬对魏王说：“拿河内和大梁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大梁重要。”魏敬又说；“大粱跟您自身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自身重要。”魏敬又说：“假如秦国索取河内，那么您将给它吗？”魏王说。“不给它。”巍敬说：“河内在三者之中占最下等，您自身在三者之中占最上等。秦国索取最下等的您不答应，索取最上等的您却答应了。我私下里对此是不赞成的。”魏王说：“很对。”这才不去秦国。秦国虽然在长平打了大胜仗，但打了三年然后才决定胜负，它的兵士和人民很疲惫，粮食很匮乏。正当那个时候，东、西周尚没有灭亡，大粱以北的地区尚未失去，魏国攻下了陶，夺取了卫国城邑，土地有六百里见方。具有这样的形势，却要去秦朝拜，那是太早了，何必要等魏敬劝说之后才不去秦朝拜呢？在不可去的时候却要去，这种祸患与将来可以去的时候却不去是一样的。去与不去的时机，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伍按：
《应言》乃举辩者“自违论宗”之例。使对辩者即其言以应之而辞自穷。篇中所举，皆其例。
翟按：
《应言》讲说话应对之术，与《墨子·经上》中的“五诺”有相通之处，都是讲辩论对策。“五诺”分别相从、相去、先知、是、可。何洋先生解释说，“相从”的诺，指顺着对方的思路进行应对；“相去”的诺，指不管对方的思路，打破对方的思路自己谈自己的看法；“先知”的诺，直接提出古圣先贤的话或事来进行应对；“是”之诺，接受对方的“诽”而中止辩论的应答（应许）；“可”之诺，认为对方的“诽”虽然不全合理，但却有合理之处。这是有条件地接受对方的“诽”的应答。（何洋：《论〈墨辩〉之“诺”评论》，载《江汉论坛》2002年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