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守有职责，职守之意。
“正名定分”是“循名责实”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组织管理的基础。因为只有名分正了，职责才清楚，才能够责实，否则问责无从谈起。
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正名定分”和“循名责实”都是用法律的形式实现的。先秦法家重要经典《商君书》曾引用 “百人逐兔”的故事说明以法正名定分的重要性，，认为若君主在上制定法令，而百姓在下议论纷纷，就会导致名分不定。所以要设置法官法吏，目的是让他们为天下师，以明确名分。《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上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商鞅的老师尸子同样强调“正名定分”，并将正名与“守要”和“用贤”相提并论，认为三者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根本。《尸子·分》篇说：“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这里的关键是“赏罚随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循名责实”，实现“垂衣裳而天下治” 。《尸子·发蒙》详加论述说：“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廷，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名与实分开就成为二，合并就是一。论定对与错要依据名与实，实行赏与罚要依据对与错，对的就行赏，错的就惩罚。这些是君主要独断专行的。圣明的君王在位，端正仪容，庄肃内心，不令自己的视见虚妄，不使自己的听闻嘈杂不一，不让自己的究察名分迷惑不明。立于朝庭，应对合乎名分，即使一些不顺从朝庭的隐匿不仕之辈有所非难，也一定不会多了。明君不需要博闻远视，不需要秘密侦探，不必努力见闻各种消息，可视的形色到面前了就看，可听的声音到耳前了就听，需处理的事来了就应付。近处的没有过失，远处的也就能治理好了；明处的没有失误，幽微的自然也就恭敬了。
“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名实-是非-赏罚，与《庄子·天道》达到太平至治的“九变”顺次（天道-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相同，只是没有强调“因任”和“原省”，这是因为《韩非子·二柄第七》所说的“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本在情理之中。
中华文化大道一贯，百家横通，精密如此！
一、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释义：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要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对于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的。”
二、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
释义：
孔子听说这件事说：“……惟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
三、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谷梁传》曰：“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谷梁传·桓公二年》）
释义：
夏季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郜大鼎，戊申这天，把鼎放入太庙。《谷梁传》解释说：“郜鼎，是当年的郜国铸造的；说宋，是因为从宋国得到的。人们把鼎看作是讨伐宋乱得到的贿赂品。孔子说：器物的名字应随从制造它的主人，称呼应随从中原华夏国家。”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曰：“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公羊传·僖公十六年》）
《谷梁传》曰：“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鹢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鹢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谷梁传·僖公十六年》）
释义：
鲁僖公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这天，初一，宋国上空坠落五块石头。这个月，有六只鹢鸟后退着飞，从宋国都城上经过。《公羊传》解释说：“为什么先说坠落后说石头呢？坠落石头是记载听到的事情，听到它们‘轰’的一声落下，走过去看。才知道是石头，仔细察看，才知道共有五块。‘是月’是什么意思？就是刚刚赶上这个月。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这是晦日，即每月的最后一天。既然是晦日，那么为什么不写明是晦日呢？因为《春秋》是不记载晦日的。朔日，即每月初一，有事情发生就写上是朔；如果是晦日，虽然有事情发生也不写上是晦。为什么先说六，后说鹢鸟呢？因为六只鹢鸟后退着飞这是记载看见的事情。先看见它们，知道有六只，仔细看才知道是鹢鸟，慢慢观察才发现它们是后退着飞的。五块陨石六只鹢鸟，为什么要记载呢？为了记载怪异现象。鲁国以外发生的怪异现象是不记的，这里为什么记载呢？因为这是为称过王的人的后代记载怪异现象。”
《谷梁传》解释说：“先说落后说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先看见有物从天上下落，而后才看清是陨石，因为落在宋国境内所以又说宋，最后说数目是五，因为这是描写陨石散落在各处数了以后才知道是五颗的用语，这是由耳听到陨石坠落的声音来查数的；这是指和陨石坠落是同一个月发生的，分开来叙述是由于日子不同而月份相同。‘有六只鹢鸟倒退着飞经过宋国都城’，先说数目是六，因为描写的是一群鹢鸟的用语，是用眼睛看着数的结果。石头是无知之物，鹢鸟是有小智慧之物。石头是无知之物，所以记载它坠落的日子；鹢鸟是有小智慧之物，所以只记载它飞过宋都的月份。写《春秋》的君子对于记载的事物没有一点马虎，对石头、鹢鸟尚且尽量作到准确无误，何况是对于人事呢！所以‘五石’‘六鹢’记载的文辞不具备，那么治国之道就不能发扬。”
四、梁亡。《谷梁传》曰：“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无正长之治，大臣背叛，民为寇盗。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谷梁传·僖公十九年》）
释义：
梁国灭亡。《谷梁传》解释说：“梁国是自己把自己搞灭亡的。梁君沉湎于酒，淫乱于女色，思想昏庸，闭目塞听，上面没有正直的首领治理，大臣纷纷背叛，人民起来反抗，所以说梁国灭亡，是自己把自己搞灭亡了。如果是有人用武力进攻它，那样湎淫之事就不值得一提了。‘梁亡’，‘郑弃其师’这两条经文，我没增加或减损，是为正名罢了。”
伍按：
孔子以“正名”为为政之先。《春秋》为正名分之书。如“取郜鼎”、“梁亡”、“五石六鹢”之辞，皆儒家正名之学也。
翟按：
以上四条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二条讲立政，三四条讲立言，皆以正名为先。然汉儒所鼓吹的“微言大义”容易使人陷入过度阐释的泥潭，不可不慎。《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桓子新论》也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里秦近君和秦君延疑为一人。
五、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吕氏春秋·圜道》
释义：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效法它们，据以设立君臣上下。怎样解释天道圜呢？精气一上一下，环绕往复，循环不已，无所留止，所以说天道圆。怎样解释地道方呢？万物异类异形，都有各自的名分、职守，不能互相代替，所以说地道方。君主掌握圜道，臣下处守方道，方道圆道不颠倒改变，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六、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吕氏春秋·圜道》）
释义：
先王设立高官，一定要使百官各得其职，各治其事。如此职分就确定了，职分确定了，臣下就不会有隐私壅蔽其上。尧舜是贤明的君主，他们都把贤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肯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然而设立官职仍然一定要使它各得其职，各治其事。当今世上的君主，都想父子相传世世代代不失君位，从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孙。但他们设立官职反而不能使它各得其职，各治其事，用私欲把它搞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贪求的太远，而见识太短的缘故。五音无不应和，这是由于它们各自的乐律确定。官、徵，商，羽、角各处在白己的位置上，音都调得十分准确，不可以有丝毫盖误，这就是五音无不应和的缘故。贤主设立官职与此相似。百官各守其职，治理分内的事，以此恃奉君主，君主就没有不安宁的，以此治理国家，国家就没有不兴旺的，以此防备祸患，祸患就无从降临了。
伍按：
右为形名家“君臣定分”之义。
翟按：
领袖与臣下名分确定是无为而治的关键。《老子·第七十四章》云：“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段话意思是说，有专管杀人的人去执行杀人的任务，代替专管杀人的人去杀人，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那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指头的。
七、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
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齐湣王后为其相卓齿所杀——笔者注）而信公玉丹（公玉丹是齐湣王谀臣——笔者注），岂非以自仇邪？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 “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吕氏春秋·正名》）
释义：
名分正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副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言，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相乖、名实不副。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像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湣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湣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尹文子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很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很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湣王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像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像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言论都像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跑到了卫国。齐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
伍按：
此论形名家“正名”“审分”之道。其言最精，可补《尹文子》之缺。
翟按：
名辩之学似乎真是起源很早，因为在现存管仲遗教《管子》中多有论及名实的言论；今天淫说横行，名实混乱，学人却习以为常，真乃可悲之事——名学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本篇论述得十分清楚。
八、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
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吕氏春秋·审分》）
释义：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让自己省力，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偷工，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像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为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像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扰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以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上下阻塞啊。上下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
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上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洁，这人表现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都由此产生。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
九、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贤于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氏春秋·慎势》）
释义：
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伍按：
以上二节，亦“正名”、“明分”之义。名分既定，则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君臣上下，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而不乱也。不尽其职而尽他人之职者谓之“侵”，不自尽其责者谓之“旷”。“旷”与“侵”皆失其“名分”，而致乱之道也。
翟按：
伍非百先生强调了“侵”、“旷”两种名分混乱的情况，是值得管理者特别注意的。只有名分确定后，组织中才能人人各守其职，各尽其责，才会实现真正的治理，实现无为而治。西晋郭象《庄子·天道》注云：“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此之谓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