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长期以来对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采用民族优惠政策，可是民族矛盾却似乎始终未见缓和，民族问题始终成为当局的心头之患 对于中国民族矛盾的存在，西方国家和海外的民族分离主义者通常会将之归结为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许多其他人也往往附和这种说法。其实，中国民族矛盾的长期存在而未见缓和，这其中首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现有的民族自治制度有关，而另一个因素则是与民族意识的偏向性有关。

　　民族意识的偏向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在民族问题上是否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甚至大力优惠，特殊照顾，而在于，这种意识本身有一种对事物真相扭曲解读的倾向。

　　一、社会改造——对社会革命的不同解读

　　「推翻反动统治」，「打碎旧世界」这曾经被中共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这种社会改造到底是不是一种历史进步，对于革命过程中的血腥暴力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今天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革命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一民族而来的，不是为了消灭某一民族而发动的，而是一种不分族群的革命。这种革命打倒了少数民族中原有统治者，但它又何尝没有消灭主体民族内原有的统治阶级呢 然而同样作为被推翻者，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主体民族内部，那些被打倒者，他们可以与中共有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梦想反攻倒算和复辟，但却不会否定原有的民族和国家认同。而民族主义者（如流亡藏人）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会将这种本来是不分族群的社会革命看成是一种民族压迫，一种民族的苦难，并以此作为民族分离的理由。

　　二、政治失误——对社会治理失误和体制弊端的不同解读

　　一个国家难免不会在这一或那一时期中出现治理失误，或者，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会选错某种体制，从而造成某种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失误或体制问题，如对中国过去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和文革动乱等社会灾难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腐败等问题，大多数的国民即便要抱怨，也只会将之归结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或某种制度的问题，即便是那些持有最激进立场的人，他们要打倒或推翻的，也只会是针对这某个人、某个党或某种制度，而不会是其国家认同。而民族主义者却会将这种不幸看成是民族压迫或民族歧视的结果，并以此作为民族分离的理由，或至少是将之作为要求更多区域民族特权和更多国家照顾的理由，而尽管那些被他们指责为压迫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因国家治理失误或制度问题，实际上也遭受了与他们同样的、甚至更多的不幸。

　　三、竞争中的失落——对社会竞争结果的不同解读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其文化不同，会有竞争上的高低之分。一些少数族群因文化宗教和历史原因而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导致失落甚至贫穷，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样一种结果本来纯粹是一个与自身文化和竞争力有关的问题，一个谁更适应现代化竞争的问题，一个谁应当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问题。但是这种自由竞争的结果却常常被解读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由于竞争的失落，导致对外来竞争者的排斥，导致区域民族关门主义和区域民族分离主义。

　　四、传统的消失——对现代化结果的不同解读

　　现代化进程会改变一个社会原有的面貌，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是传统的建筑、服饰、饮食、宗教、语言等都会受到冲击，大气和水体被污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城市化改变了古老的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弊病，从毒品到卖淫等等。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和逆转的。这是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竞争。然而，如果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或发生在主体民族中，传统势力往往只是将矛头指向改革开放，只会否定现代化的必要性。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非主体民族身上时，这种与民族压迫无关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副产物却往往被民族分离主义者解读为主体民族对他们的「文化灭絶」，是「消灭民族文化」。显然，如果一定要说某些传统的民族性的东西事实上消失了，那么，「罪魁祸首」也只是现代化进程本身，而不是民族压迫。

　　五、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事实根据，而在于如何解释这些事实

　　当一种指控发生时，问题并不在于它否有事实根据，而在于如何解释事实。民族意识的偏向性就在于，它将那种并非针对某一民族的全国性的社会革命和政治失误，将现代化进程中竞争的失落和传统的消失，都解释为民族压迫或民族歧视。而那些社会革命中的血腥记录，政治失误所导致的灾难结果，自身在经济竞争中失败后的贫困，和古老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失，都被当作「铁的事实」，用以作为证实种族清除、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絶的证据，和作为支持民族分离主义的理由。

　　尽管不能否认中国在历史上并非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尽管不能否认今日中国存在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尽管人们可以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对今日中国的执政者和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但是在今天，在民族优惠政策、国家巨额财政补贴和各省对口支持，已经无处不体现对少数民族特殊照顾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民族矛盾和民族抱怨的存在，就以此推论一定是因为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一定是没有「一碗水端平」，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有意曲解真相，就是忽略了民族意识的偏向性这个因素。

　　要消除这种民族意识的偏向性和由此导致的民族矛盾，靠软硬两手不可能解决问题。不管是「柔性治疆」，还是「絶不手软」，或是「刚柔并济」，都只是治标维稳的权宜之计，要治本和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民族融合之路（参见周农建的《中国民族问题的困局与出路》和《解决民族问题应走出旧模式》）。

　　中国古代治国者认为，族群不同，其心必异，故而主张「教化」和「改土归流」。这和现代西方人认为的，只有民族融合，才能消除民族矛盾，其实两者说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即族群不同，难免不产生隔阂、猜忌和族群意识的偏向性，而导致族际矛盾和冲突。只不过中国古人说的较为直白而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而现代西方人说的较为含蓄温文和体面罢了。殊途同归，两者都认为民族融合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