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的近五十年间被当代史学称作美苏冷战时期，这是以意识形态阵营为依据划分政治格局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当时世界的政治形式。中国与苏联虽然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也是传统的集权制民族国家，由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使两者不能简单归入同一阵营。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领袖的崛起，改变了原来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式的直辖殖民地的统治模式，建立了经济上垄断所有权、政治上遥控民主政府代理人的美式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这种新式殖民体系下出现了所谓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

    欧署殖民地的独立并非官方史学所谓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遭到削弱的结果，而是其改变统治方式的结果。欧洲殖民地是在欧洲仍处在民族国家时期建立起来的，采取政治任命和军事占领的集权统治模式。当一战结束后欧洲主要民族国家都被民主制政体推翻而成为历史，接踵而来的二战更是摧毁了欧洲民族国家复辟的企图，使南北欧所有民族居于犹太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宗主国的政府集权制已被消灭，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模式自然也需要相应的转变。而这转变中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殖民地的所谓政治独立，使其脱离原属欧洲宗主国，而接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兴领袖美国的幕后操纵。因此所谓的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是名不符实的，其实质是金融大资本以资本集权取代原民族国家宗主国的政治集权的殖民统治模式的转变。

    因此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存在三大势力，一是犹太金融资本控制的以金字塔模式分布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一是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政府集权制国家苏联及其控制下的附庸国，再有就是新兴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政府集权制中国。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将中国纳入第三世界国家是出于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战略图谋，因为三方中国实力最弱，而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三方对峙格局，通过自贬身份以避锋芒并拉拢两方体系的下层成员而分化对手，是以守为攻的战略妙招。这与现在号称韬光养晦的缩头乌龟政策是决然不同的。

    战后三国鼎立的世界局势是由中共统一中国夺取政权而造成的，而这一迅速变化的形势也是美苏双方未曾预料的。中共建国后，三方关系并未明朗。中苏虽然渊源已久，但苏联对中共的干涉和控制一直是双方的主要矛盾。苏联对中共的一贯政策是扶植利用而防止其过分壮大，并不支持中共内战，因此中共建国并非苏联的理想结果。而中美虽然由于民国的关系使双方似乎处于敌对状态，但这种敌对并未直接和明朗化。对于美国而言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而不是将其推入苏联怀抱是最佳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利用美苏争霸而从中周旋获利是最有利的战略态势，而这种可能性被中国建国后立即爆发的朝鲜战争打破了。

    朝鲜战争是苏联直接授意下朝共发动的统一战争，虽然金日成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中方背景，但并未向中国请示便发动了战争，这使中美双方都陷入被动局面，并被迫作出抉择。一旦苏联支持下的朝共统一了朝鲜，将与苏联远东一起对美国控制的日本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使日本成为死地，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形成美国只有直接出兵介入战争。而朝鲜是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门户，一旦失守将成腹心大患，朝共的失败又迫使中国必须直接进行军事介入。朝鲜战争中，中国以志愿军而非国家名义出征，中美双方也未宣战，可见兵戎相向对中美双方都非理想选择。朝鲜战争的结果迫使中国彻底投向苏联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苏联虽然未能阻止统一的中国的出现，却也成功防止了中美合作的可能。

    60年代由于苏联对中国主权的一再干涉企图最终使双方决裂，在最严重的军事摩擦时期，中苏在蒙古边境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而此时的中国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在外交上不属于任何阵营，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面临着核战争的切实威胁。此时毛泽东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将近代以来形成的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的知识阶层疏散到偏远农村地区，又通过三线建设转移重工业，扩大战略纵深。工业和人才的疏散转移加上全民皆兵的战备模式将使苏联核战争和闪击战的威力大打折扣，完美的防守战略将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战争威胁化于无形。曾经的知识青年们有幸没有在俄国人的核弹中化作飞灰，却有精力在伤痕文学中忸怩作态，此种作风也颇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水平。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代新兴知识阶层逐渐从社会下层抽离、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造成了城乡知识水平的严重分化，与备受批判的地方士绅藏智于民的传统社会知识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对买办化的中国近代知识阶层而言，离开大城市即如丧考妣，确是其绝难承受之伤。

    70年代中美建交扭转了中国的绝地处境，最终解除了苏联的战争威胁。此前中苏通过越南战争拖垮了美国，此后中美通过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这两场战争均以中国为目标，且均以进攻方的失败而告终。

    80年代西方金融资本经过渗透布局在政治上瓦解了苏联集权政府，在经济上打造了中美国经济体，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脱离集权政府掌控，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衰微。此后是三国归晋还是楚汉相争将由中国的发展状况决定。

    50、60年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国土经过半个世纪几乎不间断的全面战争的破坏，内部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外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中国不但没有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却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掌握了最先进的军事技术，积累起了足够后代瓜分和贩卖的巨大资本，这是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集权政府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才能创造出的奇迹。只有高度垄断才能实现高效配置和高效利用，这无论对于政府集权的计划经济还是资本集权的市场经济都是如此。计划与市场的辩论不过是用来迷惑人的文字游戏，两者在垄断本质上并无差异。而此时的中国对外非但不卑躬屈膝，反而能主动出击输出革命，也只有高度集权的统治核心才能有效防止买办势力的壮大，从而保证政府的一切决策从本国和本民族利益出发。政由己出，这一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当今世界数以百计的国家中几乎已经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近代上百年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以小博大，不但使两大超级对手未占到任何便宜，还能凭借自身力量不断壮大，真正做到了四两拨千斤。对此日后历史自有公断，非若干跳梁小丑便可抹黑。集权政府强力的组织保障是创造这一时代的根本前提，组织力是第一战斗力，这就是集权和垄断的威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