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窃听丑闻，默多克发表公开道歉信，面临英议会质询。

　　这不是他第一次道歉了。记忆中，上一次道歉是因为新闻集团“不顾正义”，要为涉嫌杀死前妻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出版自传、制作访谈节目。受害者家属指责出版商和电视台唯利是图，新闻同行也纷纷批评此举有违道德，是对司法制度明目张胆的挑战。迫于舆论压力，当年11月20日，新闻集团宣布取消自传出版和电视专访计划。

　　但他显然并没有从往事中吸取教训，或者说，新闻集团不择手段、绞尽脑汁追求收视率、发行量，已习以为常，致使今日深陷“窃听风暴”。

　　“商业社会中，金钱会说话”，这是2007年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之后《亚洲时报》的评论，“一旦默多克的利益倾向占上风，《华尔街日报》100多年来打磨的独立品质将荡然无存。”据说，收购后，默多克认为该报文章太长，读者没时间读完，“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了，还是发表一些吸引大众阅读的内容吧”。

　　于是，在《世界新闻报》、《太阳报》乃至《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可以带支票簿采访，可以高价买断新闻来源，可以买通警察获取内部新闻，可以雇佣特工窃听当事人……一句话，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打着“新闻自由”的大旗，想方设法摧毁对手，获得垄断地位。

　　这样的“新闻自由”就成了西方某些媒体的保护伞，在其“光环”笼罩之下，一味追求眼球效应，为获取新闻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挑战公共道德，凭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多年来，新闻集团等媒体的手段为人所共知，但问题是，标榜“保护人权”、“民主自由”的西方舆论管理机构，对这些触犯道德底线的行为怎不有效加以约束呢？

　　这涉及西方一些国家政府与媒体“权利互换”的问题。

　　一方面，政府和党派需要媒体影响舆论。在《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结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历次对外干涉表明，美国媒体在战争中已经鲜能坚持“中立”与“客观”(如果有过的话)，而是越来越成为政府进行国内战争动员和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工具。

　　伊拉克战争期间发生的英美主流媒体“集体沉默”、“新闻造假”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

　　另一方面，政府和党派给予配合的媒体更多“自由”和“宽容”，以至于容忍侵犯公民隐私事件不断发生，新闻道德沦为毫无约束力的累赘。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作出反思：“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正为“道德危机”付出沉重代价，还有谁更应该为“道德危机”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