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正如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的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飞跃，即从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飞跃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全方位崛起。这一内涵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第一，这意味着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又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道路加上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第二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讲和平崛起，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阐述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指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第三点，中国和平崛起的着眼点，是要解决13亿至15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让占世界1/4 的人口过上一种比较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这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共产党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通过军事扩张谋求世界霸权是根本不同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完成这个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其他国家都不曾碰到过的“巨型工程”，已经够我们很忙很忙的了，也已经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

第四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生逢其时，恰好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重蹈当年德、日等国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去掠夺别国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参与进去，已经同国际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希望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打算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原因之所在。

第五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邓小平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界定为：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方面，全面继承并且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先生所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内政外交中坚定地奉行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两岸谋求和解这样一种核心理念，主张建设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这样一种崭新的理念，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六点，“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邓小平先生一再告诫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发展起来了也决不能称霸。现在，永不称霸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换句话说，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方面的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弘扬中华文明新的光彩，塑造中华民族新的形象，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分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能理解这一点，相信人们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了。

第七点，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应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资源包括能源的挑战、生态环境的挑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这 “三大挑战”。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这就是要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的条件下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这是因为，这三大战略所追求的，乃是中国特色的 “节约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城乡协调型社会”、“开放型社会”的有机统一，是和谐而又活跃的“和谐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变革，必然是在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新的自我改造，中国社会的新的自我改造，13亿乃至15亿中国国民素质的新的自我改造。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人均年消费石油25桶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 “十一五”期间即到2010年要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世界近代历史以来曾经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决不做“苏联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股劲地搞军备竞赛、对外“输出革命”，而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

第八点，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推进中欧关系包括中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包括英国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中欧关系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美好的前景。中国的市场对欧洲是开放的。去年，扩大后的欧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由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双方去年贸易额为1730亿美元。预料今年将达到 2000亿美元。我们希望在推动经济、贸易和金融、科技、教育以及环境保护合作的同时，中欧、中英双方还应加强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对话与磋商，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伊拉克、伊朗、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中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立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为中欧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我们与许多欧洲一样支持多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重视文明的多样性和宽容性。

第九点，如何看待中欧之间的贸易磨擦。随着中欧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出现一些磨擦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从双边关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年夏天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这一协议体现了中欧相互妥协和相互体谅的精神。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坚持这种精神，中欧未来也会较好的处理类似争执。

第十点，中国为解决和平崛起中的一系列难题，需要向欧洲学习，向英国学习。我们所理解的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家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向欧洲学习，并学到了许多经验。这种学习当然没有完结。随着中国拓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们愈益感到欧洲经验的重要性。

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因此，欧洲深知和平的珍贵。特别是冷战格局结束后，欧洲在一体化方面有序地推进，出现了和平统一、和平崛起的新局面。这种统一和平崛起，并非没有困难和问题，但是欧洲从建立煤钢共同体开始，创立了欧盟，并进而一步一步地扩大欧盟。欧洲逐渐成为世界上令人注目的一极政治力量。特别是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四大自由流通，以及统一货币的发行，为欧盟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保证了欧洲联合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经验，对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欧洲自战后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转变和社会转型。特别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变动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矛盾增加，包括最近巴黎发生的骚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我们相信，具有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民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经验。

总之，我认为，战后欧洲振兴和崛起的经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十分重要、十分有益，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当今世界，中国与欧洲，即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我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必将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我们更需要欧洲的经验，我们更需要欧洲的朋友，相信今天这样的讲演和交流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这样的机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