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9年第8期揭载杨立华先生的《韩非之死》一文，不仅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有关韩非与李斯之间历史恩怨的故事，而且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即：“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图景？作者在描述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时，提到法家之“法”暗含了“将人的生存贬降为物的存在的趣向”，“人的尊严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在此种前现代的‘异化’理论面前，荡然无存。”“在韩非的‘理想国’里，国家的权力必须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小的空间。儒和侠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任何在国家权力之外构建正义原则的企图，都将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权威。在那样一个被彻底规训了世界里，没有学者、儒士、剑客和游侠，甚至连工商之民也将因浮堕之名而遭到斥逐。”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了前贤的一些相似看法。梁启超曾指出法家是一种静的机械的“物治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牟宗三顺此逻辑更提出法家是硬心肠的“物化的治道”（《政道与治道》），郭沫若则称韩非只需要“牛马以耕稼”、“豺狼以战阵”、“猎犬以告奸”三种人（《十批判书》）。如果把视野放宽，还可以看到《汉书?董仲舒传》批评秦朝统治：“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其中已经隐含了法家治下生活境遇的某种信息。近人章炳麟虽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极为赞赏，但对其不讲“仁义之道”的观点却颇有微词：“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国故论衡?原道下》）显然，在上述前贤视野中，“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完全是一个“非人”的世界！问题在于，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恐怕还需要我们更多诠释。
 
    当然，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实际统治中完全运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即便人们常说秦王朝“兴也法家，亡也法家”，然秦王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法家的政治理念，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实际上，阴阳五行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对秦王朝的影响就远远大于法家的影响）。故而所谓“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仅仅是一个依据法家文本进行合理想象的问题。从先秦“法术之士”思想观念的单纯阐述到具体鲜活社会生活图景的描述，确乎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路径。或许，美国学者史景迁熔文学描写与历史研究于一炉的思路，在此过程中当可作为有益的参照和借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其《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王氏之死》、《康熙自画像》等著作，此处不再赘言。不过，法家思想涉及方方面面，社会百态悉数纳入法术之士的观察视野，所以要全方位地生动形象的描绘“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一篇小文绝无可能承载此艰巨规划。进一步的工作，尚待时日。为了表达的方便，本文拟以“法家君主的一天”为时间坐标，力图简要地勾勒法家治下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藉此反映法家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捎带说明的是，此处的生活场景是一种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进行治理的理想状态，这里已不再有法术之士的孤独和愤懑，与韩非子势不两立、不可两存的“当涂重臣”在这个生活场景之中已然不复存在——
 

    一觉醒来，窗外已是天光大亮。尽管昨晚与爱妃一夜缠绵，他依然神清气爽。爱妃吹枕头风的话语犹然回荡在耳际。他知道，爱妃所言废长立幼之事，万不可信。看来，后宫干政，其害甚巨，切忌！疼爱与爱妃所生小儿不假，然太子废立关涉国运，岂可等同儿戏？不惟爱妃之言不可轻信，即便父兄、子侄、近侍之言，亦应谨慎谨慎，切不可因私情有损治国之公理。韩子的《备内》、《八奸》，确乎雄文也。
 
    正独自思忖间，侍者纷纷进寝宫服侍洗漱。洗漱停当，御膳呈上。所有食物均由御厨亲自品尝，然而他才能食用。玉馔美食，色味俱佳。食罢，已近早朝时间。于是更衣，准备上朝。一个侍者为他戴好王冠之后，接着要给他穿袍子。完毕，他看了一眼，问道：“另一个负责穿衣的侍者怎么没来？你不能给我穿袍子！”负责戴冠的侍者顿时吓得冷汗直冒，呆如木鸡，答不上来。随即传令：穿衣侍者无故擅离职守，杖责三十，逐出宫门；负责戴冠侍者尽管为寡人穿衣，按理有功，然擅自越权而为，功不抵过，有功亦罚！罚奉一月！众皆叹服，益加勤勉，不敢懈怠。

    朝堂之上，他高高端坐。大臣纷纷上奏，捷报频传：南方丽水私采金矿之事，在群众监督举报之下，轻罪重罚，说一不二，法令威信确立，心存侥幸者再不敢铤而走险。巨贪逃往他国一案已结，用吾国一城池的代价，将其引渡回国，不日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尊严得以维护！吾国今年粮食有望获得高产丰收，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军队后勤供应充足，士气旺盛，邻国无敢犯我边境者！民间废法用私、有罪得免的陋俗已全面改观，移风易俗初见成效，风俗淳化！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群臣议论国事，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滥竽充数、尸位素餐的现象基本不存在。因此，大家的目的在于阐述自己真实的想法，至于是否与其他大臣相一致，是否遭到政敌的打击报复，那是无需担忧的，因为当涂重臣把持朝纲、左右舆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候，大臣们说话惟当涂重臣的马首是瞻，他说白的，别人不敢说是黑的，以致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很多大臣为求自保，不敢清白，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可言！现在，大臣们没了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旦大臣弄虚作假、言不由衷被发现，将面临严惩。当然，倘若哪个大臣的意见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或者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明显，他就可能面临失职的责罚！这就要求每一个大臣都必须兢兢业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真正成为专家，尽量用专业手段解决实际问题。外行领导内行？那不是法家的治国原则！

    国君看着群臣不断对于国事发表精彩的见解，时而微笑，时而颔首，时而沉思，时而欲言又止，一副高深莫测的摸样。他深知，他不是万能的神。无论才能还是资质，他都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他没有能力事必躬亲地处理每一件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喜怒不形于色，让那些专家大臣发表意见，然后再由他与首席大臣——一位智慧和能力超群的法术之士（这位法术之士与他的关系相当于伊尹之于商汤、周公之于周成王、管仲之于齐桓公），一同评议出一个相对最优的想法来。法家“君臣共治”的理念，于此得以制度化的体现。至于实践效果如何，实行首倡问责制。谁先提出来的，由谁负责具体落实，有功则赏，有过必罚。

    君臣上下一日百战的道理，他是熟谙于心的。要有效驾驭群臣，除却考核问责之外，还必须运用一些权术。盲目听信于某一个大臣，就会为其所蒙蔽，这是应当谨记的。当然，这些权术的运用，只要掌握了要领，即使普通人，也能够灵活运用。他在上朝的路上，就曾私下小声询问过一个刚从外面办事回来的卫士，问他在外面看到什么新鲜事没有。卫士回答说没有，他继续问，即使没有，随便说说都看见了什么，卫士说看见都城南门外有几堆牛粪。他告诫卫士，此事不要再跟其他任何人提起。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对着群臣百官说：谁家的牛没关好到处乱跑啊？群臣面面相觑，负责社会综合管理的官员赶紧上前禀奏道：没有接到谁家牛走失的报告。他又漫不经心的问：那都城南门外几堆牛粪是怎么回事啊？官员大惊，赶紧吩咐下去探查究竟，果然发现某家牛栏坏损致使小牛在大街闲逛，并且拉了很多屎。此类挟知而问的事件，天天都会发生，意在考察群臣的诚实度和敬业心。刚开始，群臣惊恐，久而久之，大家亦习以为常。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行的端、坐的正，也无所谓悚惧与惊恐了。于是，尽管群臣为官的目的在于为了获得利益，但是他们都把获得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干好本职工作，而不是作奸犯科、损公肥私。人臣追求富贵，国君可以在满足人臣欲求的同时整合他们的才智为国家效力，追求富国强兵、雄霸天下。这样，即使他很平庸，但偌大一个国家，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吏治清白，朗如青天明月。

    正在此时，使者来报，西陲某地发生严重饥荒，民不聊生。那里有一处他的皇家御苑，每年秋季，他都会会同各路射箭好手，到那里一显身手。平时，整个皇家御苑都是封闭起来的，里面草木繁盛，花果殷实。此时，有大臣建议，应当效法秦昭襄王不发五苑的旧例，树立公正的赏罚标准，御苑不能作为救灾之用。早秦昭襄王时代，就曾有大臣提议在发生饥荒之时打开御苑供百姓采摘果实果腹，但昭襄王拒绝了。在昭襄王看来，以他打猎御苑救济饥荒，形同无功行赏，这不符合赏功罚罪的施政原则。他认为，昭襄王的这个原则应该坚持，不能开无功者受赏这个口子。否则，规则一旦允许存在例外，便可能随处都存在例外，法治的公平原则将无法得以保障。

    但是，他对于秦昭襄王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也是颇不以为然。韩子曾云：“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显学》），国家征收赋税，官吏负责赈灾。此时相关责任官员不积极动用相关资源救灾，反倒需要君主用自己私人的娱乐设施来解决当地的灾荒问题，这岂不是很愚蠢的做法吗？行政资源何在？地方官员何在？灾荒，应寄托于体制的运转，仅仅靠君主发一时之善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随即传旨：着当地官员勘察灾情，查验灾民类别及数量，若受灾数量极少且皆为平时游手好闲、挥霍无度之辈，平素勤劳节俭的百姓皆温衣美食者，此事不必加以理会，不可助长好吃懒做之风；若灾情严重且数量甚巨，宜疾速动用仓库储备以赈灾民，不得有误。

    散朝时分，已近晌午，他略微有一些疲倦。驾鸾回宫，王后太子一干人在宫门迎候。他半躺在床上养神，双目微闭。王后在身边伺候，奉上了精美绝伦的羹汤。喝罢，赞不绝口。问王后羹汤系何人所做？王后答曰：此乃她娘家一个侄子所做！他一拍脑门，“哦，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见过，手艺确实不错”。王后趁机表示她的侄子尽管厨艺高超，但有意在仕途发展，看能否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他一听，连忙制止，“选官自有法度标准，由专人负责，寡人不便插手！寡人若插手，群臣百官恐怕不答应！”完了又加一句：“后宫不得干政！”心中暗自叹服先贤韩非子英明远见，身边的人时刻都在诱导他破坏规则呢。王后还不死心，引经据典，“管子曾云：‘生法者君也，法于法者臣也’，您身为一国之君，法度由您制定，您的旨意就是法度啊！您为什么还担心群臣百官反对呢？”一听这话，国君勃然大怒：“法令者，君臣之所共守也。岂可形同儿戏？且法令兴废，不在寡人一人，当与群臣商议，尤当听取首席大臣之意见。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吾意已决，勿复再言。”王后愤愤而退。
 
    近侍将御膳端上桌案，国君该吃午餐了。看着满桌美味可口的菜肴，他不由得生发无限感慨：厨师的手艺真是太高超了！对于吃，他是很讲究的，各种珍馐美味，他基本都尝过。好在他给自己定过一个基本原则，各种美味只管享用，厨师手艺再高，但绝不可因国君贪恋美食而宠信他进而听命于他，齐桓公宠信厨师易牙遭致杀身之祸的教训尤当记取。关于这点，韩子早就苦口婆心的告诫过的。厨师只应享受厨师的待遇，如果他有其他本领，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去表现，从基层做起。宰相必出乎州部，将军必起于行伍。而且，韩子有关君主享乐应有度的话语，他必每天三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十过》）：“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亡征》）“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八奸》）
 
    用膳之际，近臣禀奏：大将军巡视边关大败小股流窜敌军，现已回京，正在宫门外候旨。他示意：让他进来。很快，大将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吩咐看座，并邀请大将军一同进餐。大将军均一一照办，面无感激之色。用完御膳，他又详细询问了大将军边关士兵、辎重、后勤保障等情况，大将军皆一一作答，且如数家珍。随即传旨：大将军镇守边关有功，作为奖赏，特许大将军乘坐寡人御用马车一个月！大将军亦不客气，转身出宫，乘上国君的御用马车，打道回府。法家治下的国度，崇尚以功受赏，臣不德君！只要有了功劳，受到封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无需对君主感恩戴德。

    大将军走后，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出宫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很快收拾好行装，带着两个贴身随从，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漫步在都城的大街小巷。他看到两旁店铺林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自继位以来，他厉行法家重农抑商之策。重农，使得农业得以空前繁荣，农夫亦以生产粮食多寡赐爵，其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抑商，绝非灭商。所抑者，奢侈浮华之商品，中看不中用之商品。至于商业互通有无的功能，不仅没有限制，反倒在物质逐渐丰富的时代变得繁盛起来。韩子曾曰：“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难二》），这给他的治国理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路过棺材铺时，他听见老板感叹最近生意不是太好，隐隐希望多死点人；路过车行，他看见老板忙的不亦乐乎，店铺正中间竖一牌位，祈求人人都能成为富翁，以便多卖几辆车。他并不苛责棺材铺老板的歹毒，也不赞赏车行老板的仁慈，他们都在为了自己合理的利益而成日奔波忙碌。他和他的臣民，在评价一个人时，最重要的不是其动机如何，而是其行为如何。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何谓“人情”，趋利避害之谓也。人人都在为了生活忙碌着，这是一个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天下。在法家看来，最大的仁政，就是让人们渴求过好日子的欲望得到相应满足。他抬起头，仰望天空，陷入沉思。至于人的主体性与精神境界，还是交给人们自己去选择吧。

    一阵似有似无的读书声，将他从沉思中唤回。前面有一院落，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国家不是明令禁止私人教学的吗？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政策，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带着一丝疑惑，他与贴身随从来到院里，只见两个中年人正跟十几个孩子在一起。其中一人正教孩子念“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这不是孟轲《离娄上》的文字么？现在居然还有人讲什么先王之道？！真是岂有此理！另外一人正教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义理呢，为了一探究竟，他示意随从暂时不要打扰，只听得这个中年人告诉那几个孩子：父亲犯了错误，儿子知道之后，是不应该向官府举报的，那样就是不孝之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仅仅靠法治，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他听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叫随从通知有司，将两个中年人抓起来，依律治罪。儒以文犯法，混淆视听，出则巷议、入则心非，于国家治理只知空发牢骚，不能起任何建设性的作用。这样的人，就像蠹虫一样，还是越少越好。吩咐有司：加强孩子的法制教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一定要贯彻落实。
 
    刚从院子出来，迎面走来一位儒者打扮的老者，文质彬彬，气度非凡。他一眼便看出这位老者是个外乡人，因为法家治下的国度，基本没有儒者打扮的人，即便刚才给孩子们灌输儒家理念的两个中年人，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穿儒服的。遂拱手作揖，询问老者：“不知先生来自何国？来吾国有何贵干？”老者还礼，答曰：“素闻贵国法治谨严，秩序井然，恰逢路过，故来探访。”“先生观感如何？”老者答曰：“贵国地势险要，风物俊美，天材之利多。入境，观其风俗，民风淳朴，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忠信、兢兢业业，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言及此，似欲言又止，他随即问道：“先生有何赐教，但言无妨！”“贵国之短，在于无儒！”“谨受教！儒有贱儒、陋儒、俗儒、大儒之别，敝国于彼虚文浮夸、以文乱法之贱儒、陋儒、俗儒，向来是禁止他们活动的。然于大儒，譬如周、孔、荀卿之儒，敝国向以圣人尊之的。”老者似乎听明白了，也似乎没太明白，一脸狐疑的表情，匆匆作揖而别。望着老者渐渐远去的背影，他心底似乎有一些感慨。有些道理，其实很明白，为什么实行起来就那么难呢？儒者，真正“吾欲仁斯仁至矣”、“为仁在己”的儒者又到底有几个呢？绝大多数是沽名钓誉的俗儒罢了。

    前面巷口围着一堆人，年纪好像都挺大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什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被围在中间。少年满脸横肉，腰间别着一把木剑，下巴一歪一歪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和随从围上去，问旁边一位长者：“老人家，这个年轻人到底怎么回事？”老人叹了一口气，“哎，他是个败家子，非要去做什么游侠，成天拿着木剑比划，到处惹是生非。他父母怎么教导都不管用，这不，把父母都气得生病在床了。我们几个街坊邻居，正在这劝他呢，告诉他‘侠以武犯禁’，那是要不得的。有什么不平的事啊，法律会公正的做出裁决的。要他好好做人，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孝敬父母，可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好办！他立刻大声吩咐随从去找有司，派人把这个不肖之子抓起来，好好管教。结果那少年一听要把他抓起来，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赶紧向他承认错误，并给老人们赔礼道歉，表示以后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看那少年确有悔过之意，教诲目的业已达到，事情也就到此作罢。

    眼看日落西山，这一下午的微服私访也该结束了。他想起昨天曾邀请首席大臣申时进宫，有重要事情商量，然后与他一起共进晚餐。估摸时辰已近酉时，大概要迟到了。随即命令随从，附近买一匹快马，他需要立刻回宫，越快越好，绝不能失信于人，这是他的原则，也是法家的基本原则。

    很快，他准时赶在酉时之前回到宫中，首席大臣早已等候多时。他想跟这位当代的法术之士探讨的，也是他一直荧惑于心的，就是如何处理旧主新君交替时的继统问题。一般而言，嫡长子继承制是没问题的。然而，“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苦恼，始终让他担心这大好的局面在他百年之后无法继续下去，同时也担心将来太子继位之后能否像他一样，对自己、对大臣、对社会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呢？如果不能像自己一样，太子就可能改变当前的法治局面，以另一种法来替代当前的法，那样的法治，就会演变为人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商君的郁闷，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想跟首席大臣好好谈谈。他俩边吃边谈，谈了很多很多，饭毕，接着在寝宫谈，一直谈到凌晨子时。从商君车裂的历史教训，到君主应该“体道”的修身养性，似乎都无法绝对保证太子将来能够继续坚持法治路线的。夜已深，首席大臣告退，他心事重重地和衣而卧，结束了忙碌充实的一天。

    他其实不知道，他的这个苦恼，也是法家的苦恼，沿袭了两千年。直到现在都还没完全解决。


    如果深入法家思想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坦荡真诚的，民风淳朴，吏治清明，社会到处弥漫着一种诚信、公正的信念，并且大家都对于此种信念深信不疑。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人情”，受到充分尊重，当然，也包括精神需求的主动性。某种意义上说，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也不乏人间温情，只不过这种温情应该有畛域之别而已。当今国人，似乎更应留意此点。此外，在法家的世界里，人们很难混天过日，更不可能偷奸耍滑，这大概也是具有懒散作风的某些国人比较反感法家的一个原因吧。毫无疑问，在“法家治下的生活世界”中，自由主义者在其中可以发现多元包容理念的欠缺，儒者更可以看到“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汉书?艺文志》）的不足。然而，正如科耶夫能在当代西方民主自由社会找到缺乏激情、缺乏崇高的“报废的人”、李汝真在《镜花缘》的“君子国”找到人们可以因谦虚让利而起争执一样，没有任何单独纯正的思想观念能够缔造一种完美的生活。现代民主不能，儒家不能，当然，法家也不能。生活，正因为其不完美，才成其为生活。法家治下的生活尽管不是完美的，但也并非如一般情形下所描绘的一个静止的机械的物的世界，一个只有牛马、豺狼、猎犬的动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