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学术界始终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或说法：中国传统思维是整体和综合性的，因而也是浑沌的或笼统的。这种看法或说法的传染力之强如流感一般。人们往往不加考订即随处搬用。其实，这种看法或说法是可被证伪的。不过，在证伪工作之前，尚有另一项工作须先接触，这就是上述看法或说法提出的背景，考究下来大抵有二：
其一，与经典作家，具体地说即是与恩格斯的观点有关。恩格斯在考察了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中注重“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世界观后指出：“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并且指出：“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三卷，第60页。）恩格斯的上述看法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注：应当指出的是，这百年来，世界范围内许多新的研究已可对恩格斯上述观点作出补充和修正。古代人（恩格斯尚没有注意到包括巴比伦、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的状况）甚至原始人思维精细程度可能远超出我们的了解和想象。以原始思维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H·C康克林对菲律宾的哈努诺部族做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哈努诺族拥有自己极其精致、绵密的分类体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其分类单位多达1800种，而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分类单位却只有不到1300种。并且，哈努诺人用于记述植物各部分及特征的用语多达150个。康克林的研究后来为列维一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一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见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39页。为此，列维一斯特劳斯指出：“野性的思维……可理解为无微不至地充分关心具体事物的态度”。《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0页。）。但当人们将这一看法转换成一种评判中国传统思维的潜在理论的时候却发生了十分怪谲的问题。第一，学者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恩格斯这一看法所指的对象或范围。它是指全部的古代，并且首先是欧洲古代思维（当时可能的视域）的不精确性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习惯于恩格斯所提示的近代科学的精确性，人们往往会十分有趣地将古代中国思维与近代西方思维作比较。然而，古代思维（也包括西方）与近代思维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与古代西方即希腊某些领域的思维相比较。这些领域主要包括：1.哲学领域中对本质与性质问题的把握，或概念的清晰性和严密性；2.逻辑学领域中的形式化成果，尤其是对概念的属加种差为原则的定义方法和以三段论为标志的演绎方法的确立；3.语言学领域中与逻辑学相关的对语法结构的重视及其细密化；4.科学领域中与逻辑学相关的公理系统的发现和几何学体系的建立，以及在力学知识中的广泛运用；5.艺术领域中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等等。的确，与古代希腊这些思维相比，古代中国的相应部分几乎都是弱项。但有句话大概可以视作是对这一比较方式的最好概括：“以彼之长，击此之短。”又有民谚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难看出，这里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以上所列诸条是否就是思维或古代思维的全部。更有甚者，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以上方式作比较时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以西方思维为中心或作为唯一标准范式的泥沼。显然，这是在比较活动的规范性上出了问题。应当看到，思维不同于任何一门具体知识，它是极其宽泛的。思维渗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到高深思想可以说无所不包。并且各个民族对于思维的开掘深度或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往往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可以说，那种满足于泛泛而谈，不加深入考究的“学术”本身倒是非常笼统的。
二、证伪之一：来自自然与科学的事例
1.生物学与农学。与欧洲人不同的是，早期中国思维中观察能力方面的训练主要并不是沿“摹形”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而是沿“辨物”亦即识别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尽管识别方法开始于非常久远的年代，但保存这种形式最早也是最好的文献则莫过于《山海经》。说到《山海经》，人们或许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它那荒诞不经的神怪故事，并因而将其划入神话学领域。然而，吕子方的研究表明，《山海经》中的许多内容与药物知识有关（注：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而根据赵璞珊的统计，《山海经》中有药物132种（注：赵璞珊：《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在此基础上，分类形态便出现了。就思维而言，它是更加精细化的一种表现，这可以《尔雅》为代表。在《尔雅》的《释草》篇中包含有一百多种植物，均为草本植物；《释木》篇中包含有几十种植物，都是木本植物。这样，《尔雅》就第一次明确地将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大类，这与现在分类学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又《释草》一篇所列举的动物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中的无脊椎动物。其中昆虫共66种，占全篇82.5%，故以虫命篇十分准确。《释鱼》、《释鸟》、《释兽》各篇与现在分类学也基本吻合。不仅如此，《尔雅》在分述各类动植物时又将这样一种分类工作做得更加具体细致。如《释草》中将山韭、山葱、藿、ｇé＠①、＠②、山薤、＠③、山蒜等排列在一起，属葱蒜类，这同现在分类学的葱蒜属相当；又《释虫》中把蜩、蛰、＠④、＠⑤等排列在一起，同属蝉类，这也与现在分类学中的同翅目蝉科相当。其他如植物中的桃李类、松柏类、桑类，动物中的蚁类、蜂类、蚕类、贝类、甲虫类、蛇类、蛙类等都有分门别类的叙述，其中一些已具有现今分类学的“属”或“科”的概念（注：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101、102页；邹树文：《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学》，见《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天文学与数学。精细思维在这里始于对天象的记录。古代中国对于天象的记录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非常详备的。只要当时能被肉眼观察到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慧星、新星等，无一不作认真的记录。如古代中国第一次最可靠的月食记录是公元前1361年8月9日的月全食，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发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的日偏食（注：分别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三册，第858、1005页。又据历代史书记载统计，从春秋到清末二千六百多年中共有一千一百二十四次日食记录；从公元前1309年到公元1843年为止，共记录有日食二千次以上。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870、1007页。）。卜辞上分别记述为“月D食，闻，八月。”（《殷虚文学甲编》1289）“癸酉贞，日D附图食，隹若。”（《殷契佚存》374片）相比之下，国外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发生在巴比伦的一次日全食，时间是公元前763年6月15日；最早的月食记录是古代埃及的月全食，其时为公元前721年2月19日（注：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记录》（科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1、52页。）。又如关于太阳黑子的纪录，中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太阳黑子现象（注：本世纪6O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发掘出一批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其中有一件画的是一只飞鸟驮着一轮红日，考古工作者指出，这是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并且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到汉代，类似的描述更加详尽。如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汉书·五行志》）（注：据统计，从汉河平元年到明崇桢十三年的一千六百七十年间，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共有一百二十五次之多。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074页。）古代中国关于彗星的记载也十分突出，奥利维耶指出：公元1500年以前出现的四十颗彗星，其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是根据中国的观测推算出来的。法国的巴耳代也说：“彗性记载最好的，当推中国的记载。”（注：参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记录》，第53页。）
之后，测算与演算形式出现了，这使得古代中国思维步入了量化的阶段。回归年长度的测定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春秋早期，天文学家已得到365.25日的回归年长度值。以后这一数值不断得到修定。至公元1199年，南宋杨忠辅在《统天历》中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正是近四百年后（1582年）欧洲格里历，亦即现今世界通用公历中的回归年数值。（注：参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记录》，第43-44页。）关于行星运行测定也是如此。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给出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七十年间金星、木星、土星的准确位置。如土星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只小1.09日；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值仅小0.48日（注：参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记录》，第54-55页。）。此外，还有交点月长度的测定、交食周期的测定、岁差与黄赤交角的测定均是如此（注：在交点月长度方面，不少历法，如刘孝孙《武平历》（576年）、南宫说《神龙历》（705年）、一行《大衍历》（728年）等所得数值与理论值相比均小于零点一秒。交食周期方面，姚舜辅于1106年得到的数值与理论值仅差1.8秒，今天依然可用。岁差与黄赤交角方面，唐徐昂《宣明历》、宋姚舜辅《纪元历》的误差均在半分左右。参见同上书，45-50页。）。
古代中国天文测算的高度发展又影响了与其毗邻的另一门知识——数学。祖冲之将当时天文学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圆周率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功。而同一成果，在欧洲直到16世纪末才由德国人奥托重新求得，但已经比祖冲之足足晚了一千一百余年（注：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87-88页。）。
3.地理学。在农耕文明到来之后，人们出于耕作的需要，便对土地的性质特征做深入细密的考察。其中，对土壤的分辨就是一例，其最早可以上溯到夏代，主要文本根据是《尚书·禹贡》。该书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汶、垆埴等种类，每个种类都作了肥力评价。此后，《管子·地员》进一步将一般地区的土壤分成18种类型，依次为：粟土、沃土、位土、＠⑥土、壤土、浮土、＠⑦土、垆土、＠⑧土、剽土、沙土、塥土、犹土、＠⑨土、埴土、觳土、凫土、桀土。如讲：“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垆之状，强力刚坚”。“五沙之状，粟焉如屑”。“五桀之状，甚碱以苦”。
地理学知识方面的精细性还体现在测绘技术，特别是地图的绘制上。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三幅地图，研究表明，其中地形图的主区部分即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的精度相当高。这表明当时已建立起一套相当科学的测绘方法，这包括在复杂地形下通过实地勘测，求取两远方地物间的实际距离等等，否则要达到这样的精度是不可想象的（注：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187-188页。）。此外，又如专家们注意到，若将我国唐宋时期的传世地图与同时期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地图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的测绘水平要远远超过欧洲（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
4.制作技术。制作技术中，精细思维主要表现在工艺的精细和参数的稳定方面（注：这里所谓参数稳定自然是就古代经验思维而言的，不可以近代水乎苛求之。）。
比如，早在大汶口时期，我国已产生了快轮制陶。而制陶中速度愈快，所制器形也就愈规整，即器壁厚度愈均匀。同时，由于陶轮的快速运转，还可制成器壁很薄的物件。如著名的龙山文化蛋壳陶、屈家岭文化蛋壳彩陶，其壁厚都在1毫米左右。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三件龙山文化蛋壳陶，经复原后壁厚都在0.5-1毫米之间，而胶县三里河二期所见薄胎高柄杯，其中一件壁厚甚至不足0.5毫米（注：又如瓷器，发展至唐宋，其技艺之精湛令人叹服。以柴窑为例，《陶录》云：“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在这里，我们已可看到一条思维不断精益求精的轨迹。之后，青铜器的制作堪称是精细思维的经典范例。此举二则：其一，曾侯乙墓编钟。研究表明，其用组合陶范铸成，分范合铸工艺极为高超。“形体最复杂的甬钟，铸型分为四个层次，由百余块铸范和芯组成，可谓匠心独具，巧夺天工。”（注：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08页。）其二，曾侯乙墓铜尊盘。由于其构件极其复杂和细密，尤其是其中繁复的透空附饰，故用失蜡法铸成。经细致的检查，整座铜尊盘，无论是其铜撑、铜梗还是花纹，都没有丝毫焊缝或铸接痕迹（注：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01页。）。其技艺之精湛，思维之细密令人称绝。
制作领域思维的精细化还体现在通过对操作的反复修正达到对技术的严密控制上。生铁与铁范的化学成份就是很好的说明。以铁范为例，它主要是使用木炭熔炼的铁碳二元合金，硅、锰等元素含量都很低。如河南渑池出土的汉魏时期的铁范，其含硫量最高为0.031%，最低为0.017%，平均含量为0.025%。又锰含量平均值也为0.226%。这些数值均低于现代铸铁金属所要求的最佳值(S≤0.03%,Mn≤0.3%)（注：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40页。）。毫无疑问，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生铁化学成份方面保持很稳定合理的数值，是与对技术的反复修正密切相关的。又如铸件壁厚控制技术也十分典型。现代铸件的壁厚通常不少于3毫米。但古代中国在战国时期的许多韧性铸铁件的壁厚已多为3毫米，其中一些用铁范浇注的铁ｃｈā＠⑩、耧铧的壁厚仅仅2毫米。控制铸件壁厚从技术上讲是工艺的需要，因为壁厚增大就会给退火处理增加难度。反之，铸件壁厚小则冷却快，这可缩短热处理时间，使退火完全（注：华觉明：《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2页。）。显然，控制壁厚技术同样是在反复探索、不断修正的基础上获得的。
5.操作类与专门性著述。操作类与专门性著述的大量出现从又一个方面证明笼统说的不真实。（因其十分丰富且已成系统，故在此单独考察）在这些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分突出的具体性亦即精细化倾向。
如早在春秋末年，制作方面即有《考工记》问世，其中记载了官营工业的三十种技术，包括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11)、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12)；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罄；抟植之工：陶、＠(13)。其中对于具体技术运用的指导可谓不厌其详（注：如《考工记·轮人》中关于车的制作与校准。其包括(1)“规之，以＠(15)其圆”。即用圆规来校准轮子，视其外形是否完全的圆。(2)“＠(16)之，以＠(15)其匡也”。即将轮子平放在平整的圆盘上，以检测其是否平正。(3)“县之，以＠(15)其辐之直也”。通过悬线来检验相对应的车辐是否笔直。(4)“水之，以＠(15)其平沉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沉浮是否一致，以确定是否均衡。(5)“量其薮以黍，以＠(15)其同也；权之，以＠(15)其轻重之体也”。即用黍量与天平来检验两个轮子的尺寸和重量是否相等。……参见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09页。）在农业方面，如对粟的研究，三世纪的《广志》便列有11个品种，而到《齐民要术》时，已增至86个。且《齐民要术》对种子特性、选种、拌种、晒种及催芽等都作了精细的研究。又如《陈＠(14)农书》第一次对南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作了系统论述，书中详列整地、育苗、除草、灌溉等方法。仅整地一项又有旱水田、丘陵、平原、低地之分。再看《九章算术》，其中列有二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到田亩计算、农业生产、农作物产量的计算、粟米和布匹的交换、纺织、制瓦、酿酒等手工业生产、徭役、赋税及其平均负担、工程量的计算，还有劳动的分配、运输以及利息、关税等等，几乎包括了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中国古代医学，虽然其以整体性思维见长，但它同时并没有放弃具体性的思维。以《内经》为例，《素问》和《灵枢》各有《热论》、《疟论》、《厥病》、《颠狂》、《周痹》等篇，对不同疾症作了分别探究。
在以上较早期著述的基础上或范式下，大量专门性著作得以产生。如农学与生物学中有《茶经》、《菊谱》、《桔录》、《救荒本草》（记载应急的野草）；医学中有《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专考病因）、《洗冤录》（法医学）、《温疫论》；地学中有《水经注》、《海涛志》、《云林石谱》（详述化石种类）；制作中包括《耒耜经》、《农器谱》、《梓人遗制》、《营造法式》等等。如将这些著述与早期著述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古代中国科技思维的动态过程也体现出极为明显的具体化倾向。
三、证伪之二：来自社会与人文的事例
1.社会。在这方面，《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中对“礼”的各种繁缛规定最具有说服力。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的礼有五类，分别是吉、凶、嘉、宾、军。以吉礼为例，其为五礼之首，所涉内容包括对天即上帝、日月星辰、地或社稷、四望山川、五帝、先祖等的祭祀。又如嘉礼，其有婚礼、冠礼、飨燕、宾射、贺庆诸类。这些礼节的规定都极其繁复琐细。如祀天又有圜丘祀天（时在冬至之日）与祈谷（孟春）、大雩（仲夏）、明堂（季秋）之别。又古人对行礼方式也曾做过严格的划分，有所谓“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周礼·春官·太祀》）依不同场合时间、对象而行不同大礼。
丧服制度又是典型一例。据《仪礼·丧服》，丧服共有五类，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亦称五服。丧服的使用根据生者与死者的血缘亲疏关系而定。如斩衰，其适用于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嫁后复从父居之女为父，嗣子为所嗣之父、承重孙为祖父，妻妾为夫、父为长子。又如齐衰，其适用于父卒为母，包括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母为长子。其实服制并不限于丧事，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中曾引用刘师培和任大椿关于古代中国服制的研究，其繁缛之状令人生畏（注：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衣服饮食医药之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艺术。先让我们来看造型艺术。与欧洲人对于形体把握的能力相比较，中国人的确是逊色的，但如果由此便得出结论：中国造型艺术是不精细的则未免简单化了（注：其原因在于：作为科学主义的解剖与透视方法固然是造型艺术达致精细化的重要途径，但却不是唯一途径。并且即使在欧洲，严格意义的解剖和透视方法也是近代的产物，尤其是与近代科学结伴而行的。其实，欧洲造型艺术中对人体把握的精细风格主要在其两端：古希腊和近现代，其年代相加不超过一千年，而这之间的粗疏特征却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此可以雕塑绘画为例（注：其它如青铜器也十分典型，大量器物表现出极其精美、细腻的特征，不少纹饰甚至细如发丝，即使在今日也难以复原，令人叹为观止乃至瞠目结舌。）。(1)人物总体把握方面，中国艺术特重神态的生动，此与西方艺术注重形态逼真恰成异趣，当属精细路向不同。如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甘肃武威马俑、四川成都说唱俑，其生动风格只能由精细观察所致（注：绘画理论方面，如《淮南子·说山训》：“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世说新语·巧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语）两例均说眼神之重要。）。(2)结构与比例方面，雕塑在兵马俑、绘画在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周ｆǎｎｇ＠(17)《簪花仕女图》里也都已达致极高境界。(3)衣饰方面，中国画在把握织物的透明感方面更为擅长，如《簪花仕女图》，这与希腊与犍陀罗艺术中褶纹处理也相辉映（注：当由衣饰的不同质料所致。）。(4)又中国人更注重情节亦即画面中人物呼应关系的处理，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再让我们来看音乐，其精细思维突出地表现在有关律学的研究上。按照杨荫浏的考证，中国产生五声音阶应不迟于公元前11世纪（注：《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06页。）。至前6世纪，七声音阶也已形成了，因为周景王就曾有过“七律者何”的发问（《国语·周语下》）。与此同时，十二律也形成了，这即是周景王的乐官伶州鸠所举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国语·周语下》）。稍后，《管子·地员》始提出三分损益律。依该律，五声音阶的弦长排列应顺次为：徵(108)、羽(96)、宫(81)、商(72)、角(64)。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保守地估计，亦即按学界普遍认其为稷下学派的作品，则不会迟于前4世纪（注：在欧洲，传说由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相同的律制，即西方所谓五度相生律。但事实上，该律制的真正建立乃是由亚里士多塞诺斯或者克利奥尼德斯所完成的。其时当为前四至三世纪，稍晚于《管子·地员》。可参见（美）唐纳德·杰·格劳特与克劳德·帕利斯卡合著的《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之后，《吕氏春秋》又将三分损益律用于十二律的计算。三分损益律的出现是声学与数学结合的成果，自然也是思维精细化的体现，不过，三分损益律有其局限性。因为根据该律从黄钟生律顺至仲吕后却无法再返回黄钟。这一问题在汉代已被发现，并不断有学者试图解决（注：这其中也包括失败的尝试，如京房等人所使用的律历结合的方法。）。最终，明朱载ｙù＠(18)在前人何承天工作的基础上，成功创造了新律制，此即其《律吕精义》中所提出的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而这一律制恰恰也是现今器乐所使用的律制。
3.文学。文学中思维的精细特征突出地表现于形式化倾向，并且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因为古代欧洲语言的形式化是发生在科学领域的。此仅举两个典型的例子：骈文与诗。骈文形式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对仗。按照王力先生的概括有：句法的对仗（如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词性的对仗（如动词对动词）、物类的对仗（如人名对人名）以及同义、反义、数目、颜色等的对称。古人甚至将对仗细分为联绵对、双声对、叠韵对等二三十类。此外，骈文还有字数句式的限制，所谓“四六”。而有了句式便有节奏和读音即平仄的要求，其中平仄又要求对仗，即以平对仄，以仄对平（注：参见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第一分册），第1161-1777页。）。至于诗，首先有用韵的要求。如隋陆法言著《切韵》，分韵206。以后虑其过于繁细，便将同用的韵合并，但仍有106韵（注：又早在南朝，沈约已提出八种音律上的毛病，即所谓四声入病之说，对诗歌的韵律作过过于严格和苛细的规定。）。而诗律之严密尤在平仄。其中五律与七律分别有四种类型。具体运用中，律诗又有粘对、避孤、救拗等要求，其中救拗又有三种方式，每种方式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受骈文的影响，诗也有对仗和句式的要求，唐人还发明了流水对和借对，且规定对仗中完全同义即“合掌”为诗家之大忌等等（注：参见王力：《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第1430-1461页。）。于此不难见其细密程度。
4.史学或记事方法。中国史学的历史极其悠久，很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史官制度。夏商二代已有了专职的史官，如卜辞中贞人即是商代的史官。至西周，史官又有了更细密的分工，包括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种，各有明确的职责，这在世界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仅以有关汉代的史学为例，据粗略统计，《史记》全书有五十二万字，《汉书》有八十万字，《后汉书》有六十七万字，由此不难看出研究之深入。具体地说，中国史学的细密风格又表现为以下若干方面。第一，记事翔实，编年体裁始肇其端。值得注意的是，巫史结合的传统对之影响至为深刻（注：星占术中对天象的精细记录始自夏商甚至龙山文化后期，这种方式以后延及记事，特别是这种史学乃在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之中。司马迁即有“文史星历，近乎人祝之间”（《报任安书》）一说。）。第二，注重统计。梁方仲曾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统计做过研究，其中指出中国的古代人口调查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而又最全面的，并且也是最深入细致的。”（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总序第17页。其还以为：“中国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之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许多。”（同上）第15页。）。第三，与西方古代史学偏重重大事件和人物不同，中国史学更全面，也更系统。如《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分别记述了不同等级的人物，其中《儒林》、《货殖》等类传与《平准》、《天官》诸书又具有专题性质。以后《汉书》又增衍《地理志》、《艺文志》等。这些都是思维精细化的体现。
除此以外，自三国刘劭编撰《皇览》起，有了类书，类书颇似于今日之百科全书，其特点在于将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加以分类汇辑，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渊鉴类涵》都是古代重要的类书。此以《太平御览》为例，该书细分为五十五部，依次为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亲、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香、药、百卉。每部再分为若干子目，如时序部又包括律、历、五行、四时、闰、岁、岁除、春、立春、春分、夏、立夏、夏至、秋、立秋、秋分、冬、立冬、冬至、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晦日、中和节、社、寒食、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腊、小岁、热、寒、丰稔、凶荒、旱等共三十九目。子目总计五千三百六十三。由类书同样可观古代中国人记事之细密。
5.哲学与思想。这一领域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古代中国思维缺乏精细性的最典型之处。应当看到，就概念的准确性而言，或者就对事物性质的判断与定义而言，以及涉及到与此相关的推理系统和逻辑的形式化来说，古代中国的确是显得粗疏的。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哲学或思想的周密特征并不仅仅表现于上述方面。
如对问题的分析。不少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思维缺乏分析方法，这样一个结论显然是草率的。此仅举古代中国思维中两种分析类型，姑且称作划分与解析。所谓划分是指其特别关注对对象作形态上的区分或分类，如《孙子兵法》中之于地形地理的分析：“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孙子兵法·地形》）“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孙子兵法·九地》）其它如《韩非子》中“五蠹”、“八ｊｉāｎ＠(19)”、“四十七亡征”均属此型。所谓解析乃由划分而来，但其特点则在于全面、周密、详尽。如《商君书·垦令》所分析的保证垦令实施的二十个方面。中国思维中还有其它分析类型，此不一一列举（注：可参见拙作《中国思维形态》第二十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即使概念系统也不能一概而论。希腊的概念系统是沿种属方向发展的，而中国则是沿划分方向发展的。孔子虽未就仁的本质含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但却对其内涵作了细密的探究（注：据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述孔子使用仁字有109次。）。又公孙龙之“白马非马”理论，其中对概念内涵的分析是非常精细的（注：公孙龙讲：“白马者，马与白也，黄黑马不可致”。又讲：“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还讲：“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公孙龙子·白马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孙龙首先关注的就是概念的差异性。马的内涵就是马，它是命形的。而白马的内涵则不仅仅是马，它除了命形还有命色。）。
四、精细思维之方向
由上述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中国思维中的精细化乃是十分多样的，并且其与古代希腊相比，在精细化的方向上显得各有侧重（其实这也是人类各民族思维的普遍状况）。具体来说，古代中国人所关注或发展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辨—分类—分析结构。中国人的精细思维首先是从对事物的仔细辩识开始的（见二·1，如前所见，这也是许多原始民族的普遍开端）。通过这种辩识，人们期望能够找寻到某一事物的基本特征，诸如形状、纹理、颜色、声音、姿态、属性、功能、习性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确定性质即定性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与古代希腊通过属加种差的定性方法有所不同，前者得以把握某一事物一系列精细的内涵，而后者则是得到一个准确的外延。接着，分类形态出现了，有如生物学知识（二·1）、地理学知识（二·3）以及知识的分类（三·4）。至于分析，则是分类的进一步发展，如思想领域（三·5），但又不局限于分类。因其不仅使思维在分类的基础上对性质的把握更加精细化，而且沿此方向引导思维向着更普遍意义的具体化方向发展。上述结构并非是古希腊思维中的强项。
2.精细的记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二·2）与史学（三·4）领域，由于完备的职官制度保障，遂使得记录十分周详。这反映了思维在面对事件（或许还不止事件）等细节时所给予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思维对于包括连续性在内的完备性的特殊敏感。可以这样说，在早期中国巫史结合的完备记录中，已经有了科学和严格的探索管理的模型。
3.量化或数字化。精细记录又导致了精细的测算（天文学，二·2）和精细的统计（如人口调查，三·4）；而精细的测算又带动了精细的演算（数学，二·2）和精细的测绘（地理学，二·3）；继之，精细的演算则又辅助了精细的校准（音律学，三·2）。显然，在量化或数字化方面，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形成了组合效应（注：其实，古代希腊人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几何学乃至人体造型领域所取得的精细风格同样得益于这种组合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笼统说”得以流传又有赖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观点的支持，即以为中国古代思维是定性而非定量的。事实上，与古代希腊比较，情况恰恰相反！古代中国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是定量的，而古代希腊才是定性的。对此，普赖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虽然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已有了数学，但其“缺乏处理十以上一般数字的知识和计算方法。”（注：（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0页。）同样，我们虽然已从欧几里得那里得到透彻的几何学，但其“总的缺陷是没有任何计算知识的深度。”（注：（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0页。）在天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希腊人对天体运行有着清晰的形象概念，但对可定量测量而不是定性观察的事物，则只能是粗糙的吻合。”（注：（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4.实践—修正结构。在技术领域，反复实践（包括观察和试验）—修正的运作模式同样也导致了思维的精细化（见二·4）。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不断的修正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经验思维同样有获致精细化的可能。
5.专门化和具体化的倾向。受分类思维的影响，但更受操作、实用之需求和观念的支配，古代中国思维中还有将问题专门化与具体化的倾向。如工业之《考工》（二·5）、农业之《齐民》（二·5）、数学之《九章》（二·5）、医学之《内经》（二·5）。在此基础上，又有大量专门著作的问世（二·5）。而类书（三·4）同样也体现了这种倾向。此外，诸如社会生活中之于种种礼节的繁缛规定（三·1）也是如此。而专门化和具体化可以说是思维向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
6.沿针对性方向展开的“宜”思维。古代中国思维另有一表现非笼统之处：“宜”。所谓“宜”即根据不同的情况，包括对象、地点、时间采用不同的方法或制定相应的对策。这一思维注重事物或对象的差异性，并强调这种差异性对于主观活动的优先性，凸现针对性是这一思维的主要特征。显然，这同样是思维精细化的表现。如《孙子兵法》在对地理作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孙子兵法·九地》）这一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更加普遍，《黄帝内经》指出，治疗须因人而宜，故“刺布衣者，以火ｃｕì＠(20)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灵枢·寿夭刚柔》）宜思维方法还被广泛运用于制作、耕稼、商贾、教育等活动中。
7.诗文用语的形式化或规范化。与希腊的语言系统相比，古代中国的语言以活用、简约而见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精细在这里是无力的。中国的语词也曾有过形式化的尝试，并且有模有样。不过，它不是像古代希腊在语句的逻辑构造方面，而是在诗文的格律化方面。这既包括骈文的形式化，也包括诗词的格律化（均见三·3）。在这种形式化中，我们分明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语词思维中严谨甚至苛求的一面。
由此可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思维在精细性方向上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A之长，或许就是B之短；反之，A之短，也许正是B之长。以一方之长比较另一方之短是可以的，但若以为它就是全部而作为剪裁标准则往往会是大错特错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各
＠②原字茎加力
＠③原字艹下加鬲
＠④原字虫加面
＠⑤原字虫右加（白下加儿）
＠⑥原字艹下加隐
＠⑦原字术下加心
＠⑧原字址去止加监
＠⑨原字弓加士
＠⑩原字歃去欠
＠(11)原字韦加军
＠(12)原字巾加荒
＠(13)原字旋去疋加瓦
＠(14)原字甫下加方
＠(15)原字目加氐
＠(16)原字艹下加禹
＠(17)原字日加方
＠(18)原字地去也加育
＠(19)原字女下加两个女字
＠(20)原字火加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