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柯提出“话语”理论，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史料甄别及思想史研究思路。近人汪士铎（1802-1899）便说：“自品乱后之作，笔记为上（语录也），诗次之，词又次之，而文最下。”笔记、诗词者，便于直接宣泄个人内心真实情感之私人话语也；文者，堂而皇之、例行公事之公共话语也。此公眼光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能够准确揭示文人公私话语的面相，更身体力行写了一本《汪悔翁乙丙日记》。表面上，他是儒林公认的“旷代醇儒”，然而却不知他在一个人独自对话时却对孔孟之道大加挞伐！

 汪士铎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普遍。清人陈澧（1810－1882）的《东塾读书记》中每每批评汉学流弊，但多引而不发，婉约其辞，然而1931年岭南大学购得得陈澧未刊遗稿中，对此却畅发无疑。台湾李敖大师曾考证出，清代学者朱彝尊曾将其描述爱情心情的“风怀诗”收入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劝他注意影响，他却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清初思想家李塨甚至在其日记中记下“昨夜与老妻敦伦一番”的字样。看来人们只有在真正面对自己或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时候，才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私人话语呈现的个人性情，公共话语事关切身利益。大凡公共话语，均与某人之地位及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身份与地位则是个人利益的最直接表征。当代中国，“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曾说,一次一印尼华裔企业家在哈佛演讲,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儒家思想。其后,杜维明与他面谈,才发现他是因为马若然这么讲,杜也这么讲,大家都这么讲,所以他也这么讲。这显然属于公共话语，我比较关心的是，提倡儒学复兴论者的私人话语又是什么呢？

 儒学复兴尚面临一个困境，即现代新儒家的提倡者本身，很多都存在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这是李泽厚的一个观点，一般人不敢说或不愿意说。按照孔子的说法，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都说明儒学提倡者本人的道德素养及人格内涵对于儒学的复兴意义至关重大。想想当年为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圣方济格最终饿死在南中国海上一个小岛的执著，就能想象欲使别人信仰的东西必得自己真心信仰的重要性。然而很遗憾，近代以来的儒学提倡者的某些道德瑕疵，很难望方济格之项背。当代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亦印证了李泽厚的想法，这使我对于儒学复兴论者的言论及动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夜读雷海宗论史之文：

 “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同样的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

 掩卷沉思，当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