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段讲的是导言，第二段讲的是国，第三段由国一点点过渡到家。经济学的本义是治家，也就是家庭财产管理。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这是《史记》的文章好。上一次讲管仲，春秋的初期，五霸的开始。然后一下子来到春秋的末期，五霸的结束。而且由春秋一点点过到战国，从治国一点点过渡到治家。五霸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参考《易学史丛论》的《综论五霸》。这里具体是吴越争霸，“吴王金戈越王剑”，就是这一地区的兵气。

　　会稽就是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祖师鲁迅的家乡。从古代来讲，传说大禹死在这里，至今还有一个大禹陵。会稽的意思就是会计，但是比现在会计一词的意义要大，包含政治因素在内。《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裴 《集解》引及《越绝书》卷八《记地传》：“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爵有德，赠爵位，相应于立德。封有功，封功臣，相应于立功。大会计重新安排天下，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总体布置，因此留下了会稽的地名。

　　乃用范蠡、计然。

　　今天主要讲三个人，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子贡，一个是白圭。讲范蠡，首先就带出了一个计然。一般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范蠡，然而知道计然的很少。如果问计然是谁，我敢说十个人中有九个答不上来。其实计然的重要性绝对不在范蠡之下，知道范蠡要知道计然，就好像我们知道沃伦·巴菲特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计然是发明原理的人，范蠡是计然思想的实践者。在中国发明原理的人没有实践的人著名，隐含了一个问题。计然讲的一段东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商业学的最古老原理，深得不得了。

　　计然是什么人呢？裴駰《集解》说：“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又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这里有几关系。第一，计然是三晋人，他的先人是晋国逃亡的公子。现在大体已核实，在春秋末期的三晋地区，编成了今本《周易》的卦爻辞，而计然的思想应该从《周易》来。第二，他的名是研。《吴越春秋》谓之“计倪”。现在的上海话中还保存有古音，研这个字可以读成倪，上海话把“研究”读成“nījiū”。《范子计然》这本书在唐代还有（《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作《范子问计然》），真的假的不知道，以后亡佚了。关于此书的内容，可以参考《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范子计然》三卷，但是《史记》保留下来的这段文字，已经涵盖了计然思想的要点。第三，他的字是文子。道家典籍的流传中，有《文》这本书，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封为《通玄真经》，为《道德》、《南华》、《冲虚》、《通玄》四部真经之一。此书作者有人猜测是否和文种有关，当然不是。因为计然字文子，也有人附会到计然身上（如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这层关系也可以切断。但是过去一直认为《文子》不是先秦的著作，现在研究下来是真的，因为出土文物已证明它是先秦的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有《文子》残简）。此书的总体思想跟《老子》一致，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卷五道德》“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这些内容是《老子》没有的。

　　下面这段文字是最靠得住的计然思想，真是非常好。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这两句话我想了好长时间。为什么“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呢？用词用得这么重。通常的解释也能对，但是达不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程度，必须发掘出它的深意。开篇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讲的还是治国，所以相应“万货之情”。

　　什么是“知斗则修备”，的解释是，知道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尤其是军事竞争关系，那么应对这个竞争，然涉及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总和。“备”就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性的物资储备，样样东西都要有的，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不能存在幻想。不是不要讲和平，但是你讲和平，别人不讲怎么办。所以要保卫和平，还是不能不涉及军备。“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个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也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修备”。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一个军事专家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人都知道盟军的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其实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马歇尔，他就是负责协调后勤的人。马歇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贡献，绝不在艾森豪威尔之下。

　　“时用则知物”这句话还要深，就是一样物品有它的稀缺性，到正好需要派用场的时候，这样物品的本性才会彻底体现，才会知道它可贵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和平的时候黄金贵重粮食不值钱，战争的时候如果有黄金买不到粮食，那就是粮食贵重黄金不值钱了。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会大幅度提高，这个东西的内在使用性才能真正体现。

　　这两句话是总纲。如果结合起来看，前面一句话是客观的，体现的是普遍性，后面一句话是主观的，体现的是特殊性。如果用经济学理论来解说，前面一句话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后面一句话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论。这两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而在这里形成了相互补充。因为物品有一个价值，所以会相应给它一个价格（《墨子·经说上》：“价宜，贵贱也”）。怎么才能说明这个物品的价值呢，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在别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墨子·经说下》：“宜不宜，在欲不欲”）。“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把这些价格变来变去的物品的真实情况看懂了。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这里用的是岁星纪年法，结合了五行学说。岁星就是木星，绕日一周实际须11.86年。岁星在某一个方位差不多是三年，金为西方，水为北方，木为东方，火为南方，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岁在金的三年丰收，岁在水的三年歉收，岁在木的三年饥荒，岁在火的三年旱灾。五行中没有提到土，土居中央而没有方位，大概可以算是平年。这十二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坐标，可以在这个坐标里研究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如果套用这个固定模式，以为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进入误区了。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大旱的时候卖出车辆买进船，大水的时候卖出船买进车辆，在大旱之年再抛售车辆。这就是中国古代投资学的最根本的原理，也就是相反理论。相反理论当然也有问题，也不能机械地套用，但是投资最根本的原理就是相反理论，对此要有一个深入骨髓的认识。这八个字也是投资学的定律，贱买贵卖。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在十二年里边再细分，其中六年会好一点，六年会差一点。牛熊交替，不会永远好，也不会永远坏。总体来说十二年，到一个周期末会有大的不好，因为农业靠天吃饭，不可能完全风调雨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指每隔六年一穰，每隔六年一旱（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8-179页）。本段是对前面岁在金、岁在水、岁在木、岁在火的另一种计算，两种计算可以互相印证。用多种模式探讨同一种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互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认识。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粜是卖出谷物。一石米卖出来，如果只卖到二十农业就会亏损，而卖到九十商业就会亏损。这里的二十不一定是具体钱的数字，而是可以看成一个比例。二十对发展农业不利，但是九十商业也承受不了。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是谷贱伤农，农民在这时候可能拿不到二十了。

　　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

　　如果商人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商人就没有积极性。如果农民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农民也没有动力去开荒种粮食。

　　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最贵也不要超过八十，最便宜也不低于三十，那么大家都有利润，交易就能维持下去。“农末俱利”，今所谓双赢。“平粜齐物”，合理的价格会促进物资流动。“关市不乏”，国家的税收也不会少。在三十和八十之间还是有高低的，但总体已经平衡了，经济正常活动，国家也安全运转。

　　税收和农末之间的关系，大体也要维持一个平衡。税收得太高，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税也就收不到了。当然税也不能收得太少，这里也有一个度。其实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度研究出来了，就是所谓“拉法曲线”（laffet’s curve ）。如果收百分之十的话，比方说一年一千万，多一点收百分之十五，那么就是一千五百万，收二十就是两千万。那么收百分之二十五好了，会不会到两千五百万呢，不一定，也许只能收到一千五百万，反而降低了，因为大家都不做了。如果再升高，比方说收百分之三十好了，那么收到的反而降到只有一千万了。因此不是收得越高得到的税收越多，这里有一个曲线。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积著之理就是经商致富的道理。积著也写作积聚、著积，也就是买进货物为了卖出给别人。因为商是消费的中间环节，囤积的这些货物，买了不是给自己用的。“务完物，无息币”，物品的质量一定要好，金钱的流动一定不能断。这就是最要紧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所谓的物资流，一个就是所谓的现金流，两者互相平衡，流动的方向相反。而所谓货殖，就是在物资和现金之间变来变去。

　　以物相贸易。

　　贸这个词我觉得很好，《说文解字》：“易财也。从贝，卯声。”卯作为声符也可以有意义。卯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一般都在这个时间准备上班或上学，所以过去也把上班叫作点卯、应卯。卯就是早，贸易就是要抢时间，就是要起得早，就是要努力。做小生意的人一早就得起来，睡到太阳晒屁股肯定不行。

　　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容易腐败的货物要赶快处理掉，不要一味要求高价而停留在手上。食也可以写成蚀，物品坏掉了就蚀本了。所以买菜时遇到收摊生意，总归可以便宜点，因为推回去不合算。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论有排比的意思，所谓《论语》，就是排比孔子的话。论其有余和不足，排比市场上一样东西多了还是少了，就会知道这样东西到底贵还是贱。而排比次序，也就是研究。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研究生如果不会写论文，也不要太害怕，把材料排比排比，论文就出来了。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排比材料而出来一个活的结论，就成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72，217页）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贵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下落，贱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上升。所谓积著之理，就是在价格波动中取利。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一旦这个物品贵了，一点都不要吝惜，像垃圾一样把它抛出去。在大家都认为不值钱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宝贝，一点点小心收集起来。还是刚才的道理，贵卖贱买。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都是好的物品，也就是前面讲的山东出什么，山西出什么，不是好的物品也不能取。其实这句话中也暗含了一句投机格言：“卖出要快，买进要慢慢来。”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所谓货币的五大功能，主要是流通的功能。英语中currency就是货币，也有流通的意思，这真是密合。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发多了，要收一点起来。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

　　把这一套东西修了十年，修就是经营，也就是刚才的二十、八十这些治国之道，可以上通管仲所谓的“轻重”之术。修了十年，国家富强起来了。用经济手段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士兵在打仗时非常勇敢。

　　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遂报强吴”，报复了强大的吴国。“观兵中国”，中国就是刚才讲的中原一带地区，吴越当时还在这个大舞台的边缘。“观兵”是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耀武扬威。“称号‘五霸’”，完成了强国梦。这套理论是计然提出的，具体执行的人是范蠡、文种。当然这套理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创，应该有其渊源。而计然本人没有应用这套理论，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只能够做老师了。也可能是他不求闻达，在精神上有着更高的追求。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也可以是不做的，自己看明白就行了。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范蠡已经看明白了，在胜利以后，不能再跟越王共事下去了。于是下决心走，文种不愿意走，那么就让他留下来。“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我用了一部分在治国上，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想来用在治家上也一样啊。这句话在《汉书·货殖传》中写成“计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一般认为是抄错了。抄错了也可能，因为在古文里边七和十字形很相似，一横当中断掉是七，看上去很像扁扁的十。据王叔岷的《史记证》，《史记》中七、十互误有六十几处之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八，1982，第5页）。但是即使是抄错，也可能有一点道理。因为《史记》是通史，司马迁看到战乱比较多，所以感到大部分用在国上，少部分用在家上。《汉书》是断代史，班固看到和平比较多，那么国和家就是一半对一半。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这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在外国人中是没有的。上一次讲毕达哥拉斯也乘了一艘小船离开萨莫斯，sailed away，但不是扁舟啊。这条扁舟打动了古今多少人，像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明朝散发弄扁舟”。为什么要散发，就是不要被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套牢呀，一旦套牢发就散不下来了。什么是“扁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舟（《集解》），一种是轻舟（《索隐》）。特舟是单独的小船，轻舟是负担少，速度快。中国古代文化强调简单直截，不需要的东西越少越好，达磨所谓的“一苇渡江”，原来指的也是小船（用《诗经·河广》的典故），但在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神话。

　　扁舟有文学色彩，而江湖也有文学色彩。《国语·越语下》写越王勾践灭吴回来，到了五湖，范蠡就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的“五湖”是一个地理或山水概念，《史记》的江湖是个社会或文化概念。司马迁的改动有其思想性，其语来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江湖既泛指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也暗含和朝廷的庙堂文化的对立。也就是这样的江湖概念，启发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对于武侠小说的写作来讲，武功怎么打其实都是细枝末节，而要紧在于后面驱动的思想。有人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金庸不假思索地回答，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见《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金庸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江湖”描述的是社会的广阔、复杂、多层次，如果用西方的观念来比拟，最接近的是哈耶克所谓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人心就是江湖。

　　变名易姓。

　　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掉，就是担心越王还来找他，担心当年的战友和部下还来找他。你带过部队，这些人跟你熟，有什么事情跟你来商量，你不能说我不在位就可以不谈。所以不得不“名可名非常名”，没有办法。

　　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鸱夷子皮是一个人的名号。鸱夷是一种酒囊，一般是用皮做的。这个放酒的口袋能大能小，用的话可以装很多酒，不用的话可以卷起来，《论语·卫灵公》所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范蠡估计即使离开了，还会有人认出他来，于是换了一个名字再换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好比演出了一场情景戏剧。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

　　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于是在这里开始做生意。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这是他体会了计然的理论，总结出来最要紧的一句话。做生意的第一义就是要与时代争胜，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乃乘扁舟”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骨子里透出来的第一义，做生意根本竞争的就是时间，跟人去竞争已经是第二义了。第一义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完完全全就是怎样认识你的时代，怎样认识你自己。世界首富的象都跟时代有关系，保罗·格蒂是石油，比尔·盖茨是电脑，就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物质或者最先进的科技。“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最要紧的是跟时代竞争，跟别人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甚至可以根本对人没有要求。一旦你得到了这个关键，自然而然会有人来配合你，也用不着所有的地方都预先计划好。这句话来自道家思想，《老子》七十九章“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孙子·势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史记》“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应当从这里化出来。对于这句话，古代也有人把它标点成“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种理解我以为还不够透彻，正解应该是“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所谓的大富，就是与时代竞争。小富当然也要努力，抢时间争取早一点。

　　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把生意做得好的人，要选择好干部，而且也要研究时间。一般认为“择人”应该写成“释人”（《史记会注考证》），也就是上文的不要求人。这样“择人”可以看成是笔误，但是我觉得写成“择人”也很好。刚才讲“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第一义，完全是天上的象，经常想一想，对你会有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做起来，你不一定能达到第一义，那么就要选择好干部队伍，培训好营销人员。第一流的人什么可以都不要，随随便便地拉几个人就行了，自然而然会有东西来凑他，因为他已经抢到了时代的先机。但是你做不到就得做第二义，而且即使是第二义的择人，你还是不能忘记，自始至终要重视时。所以如果做到第一义，当然也会重视第二义。而做到了第二义，还要回过头来重视第一义。只是到了第二义的兢兢业业，第一义的潇洒基本上是没有了。而第三义以下大概只能是微利或者保本了，想赚钱大概是谈不上了。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十九年其实也是道家的象，这个数字虚虚实实，不一定是真的。《庄子·养生主》写庖丁解牛，“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我觉得对范蠡这样第一流的人来说，懂了这个东西后，几乎遍地都是钱，他只要捡起来就是了。对他来说钱也并不是特别重要，得到了以后就散给“贫交疏昆弟”，就是贫困的朋友和比较远的亲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有些相似于现在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寒的读书人，把钱花在这方面最值得。

　　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呼应上文“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年衰老后他自己不管了，让子孙来接手。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所以在聚财以后，跟着还有散财的思想。子孙的境界达不到，所以不知道散财，只是成为了一方的大富。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就是范蠡的象，第一等的大商人。最要紧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另一句话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口诀来念，反反复复体会，太精彩了。对于从古到今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第一义，不会有比他更好的理论了。当然如果还能补充第二义，那就更好了。

　　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

　　第一个范蠡是道家人物，第二个子贡是儒家人物。他学了孔子的一部分思想，退回卫国而做了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废著（《仲尼弟子列传》作“废居”）就是上文的积聚，可以看作是货殖的两方面。积聚是善于买，废著是善于卖。一个是先买进再卖出，一个是先卖出再买进，人的天才不一样，善于买和善于卖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讲，废著的废就是出仓，著就是守仓，两件事是阴阳两端。

　　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孔子的学生中他最有钱，过得最滋润。

　　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

　　原宪是孔子弟子中最穷的一个人，这里引出他来作为陪衬，令人深思。原宪对糟糠之类没有感到不能吃，一个人隐居在穷巷里不引人注目，然而他还有一个坚守的东西。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

　　好比现在开最好的轿车，有最豪华的排场。

　　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子贡可以看成后来战国纵横家之祖。但是纵横家是没有原则的，子贡还是有原则的。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孔子扬名天下，子贡的努力推动也有作用。“得埶而益彰”，呼应前文“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一个人本来有才能，如果再有财富，更加把他显出来了。

　　《史记会注考证》引崔述批评司马迁，他说孔子伟大，怎么让司马迁一说，好像成了子贡把他推出来似的（《洙泗考信余录》卷一：“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乎”）。我觉得当然不是有了子贡孔子才伟大，孔子本身就是伟大的。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包容子贡，而且能包容原宪，不但能包容原宪，而且能包容子贡。对于孔子来说，这两边是无碍的。不是有了一个有钱的学生就能把老师炒起来，否则让比尔·盖茨去炒一个人好了。或许也可能炒得起来一时，但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以至一百年以后他还能站得住，绝不是靠炒就能炒出来的，他自己一定有特殊的地方。

　　子贡本人是明白的。《论语·子张》有人问子贡，在我看来，你比你老师好，“子贡贤于仲尼”。你有这么大的才能，经济条件这么好，各国诸侯又摆得平，难道没有超过你的老师吗。子贡说，那是因为我的墙太低，所以你一看就看见了。孔子的墙太高，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无法看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里边有两段是学生赞老师，一段出于颜渊之口（《子罕》），一段出于子贡之口，赞得好极了。我们现在做学生的人，被称为列于门墙，就是从这段话里来的。因为有了子贡，才看到原来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也就是孔子的伟大感应了子贡。

　　白圭，周人也。

　　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子贡是一个儒家人物。白圭跟道家和儒家没有关系，是后来生意人的真正祖师。如果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在范蠡和子贡那里，是“道亦有盗”。因为货殖也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部分，在儒、道思想中有经济活动的地位。在白圭那里正好反过来，是“盗亦有道”。他运用了儒道的一部分思想，组织进了他做生意的理论，可见所谓“盗”也不是贸贸然能做的。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多少有些变味了，跟前面的大哲人形象不一样了。

　　古希腊哲人中也有类似于做生意的人，就是哲学家的祖师泰勒斯。有一年他预见到了橄榄丰收，就租下了所有的榨油坊，从而积累了一笔财富（第奥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7页）。他也不一定要赚钱，他是想表明，自己也是懂得做生意的，只不过是不想把精力用在这方面罢了。

　　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

　　“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一个是发展农业，一个是发展商业。一个致力的是基本面，一个研究的是技术面。李克就是李悝，《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把农业发展了起来，国家也变富强了。

　　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你们不要的时候我买进，你们要的时候我卖出，渗透着《货殖列传》的根本思想就是相反理论，当然相反理论还有几个限制，也不是知道了这个理论就能发大财。

　　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丰收的时候收购谷子，把丝漆卖出去。等蚕茧出的时候就收购帛絮，把粮食卖出去。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

　　还是在五行生克的坐标系中研究变化，只是进一步细致化了。不但看三年总的变化，而且看三年中每一年的变化。明岁衰恶或明岁美的岁，应该包括两年，那么已经说了三年的情况。一开始是太阴在卯，然后至午，至酉，至子，兜了一个圈子再至卯，这样完成了一个周期。这里给出了一个坐标系，如果具体运用起来，其中的相关因素都要重新考虑过。

　　积著率岁倍。

　　他做生意的利润一年可以翻一倍。这个收益率高得不得了，远远超过了巴菲特。巴菲特年收益百分之二十五，已经不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概是牛市多赚点，留一些给熊市再赔点进去，因为不可能永远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