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高度发达，物欲上高度膨胀，社会危机和生态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走出西方文明视域，将目光投入东方；从生活方式到社会制度，中国先贤建立起了一套理性克制人类物欲的复杂文明体系，此种文明范式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的诸多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这是中华礼义文明的现代性所在。 

如果把过去一百年的世界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大视野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物质上高度发达，物欲上高度膨胀，社会危机和生态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时代。

在军事上，以美国军事强权为中心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道义基础。美国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入侵一个伊斯兰世界最为开明的主权国家——伊拉克，它也可以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需要支持或反对恐怖组织……

在经济上，今天以美元债务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美国有足够的方法和纸张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它也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让人民币升值，稀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却拿不出一个负责任的长远经济政策。就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刻，北京时间（2010年）11月4日凌晨，美联储在结束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后宣布，将在2011年第二季度结束前采购6000亿美元国债……

在生态上，各种资源的消耗速度过快，人类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美国、欧洲、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大幅度减少开采自己脚下的资源，改为从中国、俄国等国大量进口并进行大规模的储备……

过去一百年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和漫长的冷战，可谓风起云涌，但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比较起来，世界格局依旧，昨日野蛮的列强尽乎全都成了今日的发达国家。

表面看来，我们在上述纷繁的现实中找不到任何人类危机的解决之道，世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现实修修补补。若再有时间，还可以和世界媒体一起咒骂一下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与无耻，自己则糊里糊涂地尝试一下“减碳生活”，或浪漫地想一想“可替代道路”。

事实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够的。欲识庐山真面目，我们需要跳出西方文明体系之外，用我们自己眼光看一看当代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并找到相应的解决之道。为此，我们首先从对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生态问题的研究入手。

请看以下两组数字：

目前，地球三分之一的陆地为森林所覆盖，而在过去一万年前，地球的森森覆盖率近乎减少了一半，这些森林的大部分都是在过去两个世纪被破坏的。更为惊人的是：自1990年以来（至2008年），这个星球失去了近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森林——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

美国是世界是最大的木制品消费国，每年一个美国人平均消费72立方英尺木材。尽管有回收和技术上的进步，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人均木材消费量仍在上升。随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木材消耗量的增加，森林减少的危险将会更加严峻。比如，如果中国也按美国人的方式消费，中国一个国家就会消费掉的纸张就相当于目前全球产量两倍，要知道，这些纸张的生产越来越依赖木质纤维。

对木材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森林被盗伐。2008年10月，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刊出了拉斐·卡查杜里恩（Raffi Khatchadourian）的《失窃的森林》[1]一文，该文在环保运动人士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揭露了中俄边境地区林木大规模被窃伐的真相。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木进口国，也是最大的木制品出口国。中俄边境上被窃的木材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再由中国的企业加工成木制品。那么这些木制品最终流向哪里呢？沃尔玛！

原来，贫穷而可怜的盗木者，中国进口木材的大公司，散布在中国各地的木制产品公司都在为一个组织服务，这就是沃尔玛——那些俄国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供给沃尔玛，进入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的。

一方面北半球最保贵的生态系统被严重地破坏了，另一方面，美国人却在借债不断地消费木材，而在中间主导这一切的，就是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大资本。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从伊拉克战争到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资本过度强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力量的失衡。失去节制的资本很容易控制媒体，逐利的本性又使它们通过媒体和广告不断刺激人类的物欲。随着消费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物欲膨胀的人类只能去不断地掠夺同类和自然，其结果便是人性的沉沦、社会的危机和生态的灾难——这里，物质的繁荣并没有带给人类相应的幸福。

节制资本，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平衡

如果我们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就能看到，节制资本、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平衡是怎样得重要。

能清楚体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中商业政策的是《傅子》一书，《傅子》是魏晋之际著名学者傅玄所撰。傅玄（217~278年），字休奕。仕魏，封鹑觚男，入晋历任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为官清峻，贵戚慑伏。著《傅子》数十万言，已佚，今天的《傅子》为后人所辑。

《傅子·卷一》有《检商贾》一章，这里的“检”为约束、节制之意。傅玄认为商业是涉及公共利益，甚至破坏公共道德（“积伪之所生”），不能不加以认真考察。商人可以约束节制，但商业资本是不能没有的，且商业才能同行政、军事、农工一样重要。他说：“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2]

傅玄将人才分为九类，其中之一就是为国兴利的商才。他说：“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风议。（“风议”意为放言，发议论——笔者注）”[3]

傅玄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对商业资本加以节制，社会平衡就会被破坏，所谓“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而节制资本的关键在于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归社会公有。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贤，因为今天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让公共资源私有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在《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一书中指出：“当今的全球金融攫取最主要地是通过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寻求资源租金（包括垄断利润），而不是投资于新的资本以赢得工业利润。”[4]

赫德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向已私有化的土地、地下矿产资 源和自然垄断征税”，而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解决方案是让这些资源为社会公有，防止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即所谓的“抑兼并”，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解决方案更具有彻底性。傅玄写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急”有缩紧之意——笔者注）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擅”，意为垄断——笔者注）山泽之民。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5]

在制度层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将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归社会公有，还有常平仓、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等一系列措施节制资本，保证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另外，从西周开始，通过流动性很强的社会分层，我们的先贤就将消费（礼数）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和地位（名位）联系了起来，中华礼义文明因此有效地节制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这也是中国名家产生的重要历史原因。

《汉书·艺文志》论名家源流时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近人姚明煇《汉志注解》释云：“名，名号、爵位。异数，名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是也。”

所以，战国哲人荀子认为礼不单纯具有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出于经济是的原因，礼本身就是用来调养人类欲望的，其终极目的是在有限的资源（物）与无限物欲（欲）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相持而长）。《荀子·礼论第十九》中指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孔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说得更为笼统。《礼记•礼运第九》记孔子言曰：“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不过郑玄认为文中的“养”字为“义”字之误。

《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作者陈焕章先生指出，礼的基本功能是欲望的满足，其次是节制欲望，除了伦理上的自我约束，社会约束同样重要，这是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层来实现的。他如此论述道：“在儒家经典中，社会被分为五个层级，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每个阶层有自己的标准，对自己的消费进行调节。关于食物、衣服、住所、家具、饰物等等，法律都有一定的规定。比如，天子有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没有庙，他们在自己的住屋里祭祖。还有，男孩出生后三天，要举行迎接他的仪式。如果他是天子或诸侯的长子，就要杀三牲；如果是大夫的长子，则杀两个小的动物；如果是士的长子，只杀一头猪；如果是庶人的长子，则杀一头乳猪。如果他不是长子，供品按等级各减一等。”[6]

陈焕章甚至认为：“儒家称为礼的东西实际就是满足欲望的消费规则。孔子用‘礼’一词而不用经济术语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7]

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社会可消费的产品总是有限的，如何解决二者之间内在的必然冲突？中国人建立起了礼义制度，这是中华文明挺立世界千年的精魂所在。

如果不再从西方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人出发，而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人与人生来并不具有平等的天赋，市场并不像西方经济学假定的那样会自动实现平衡，自由市场常常会走向灾难性的失衡——这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不断强调的。[8]

可喜的是，西方有实际市场经验的学者也正在从对均衡理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比如熟谙金融市场的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就注意到，从商品市场到外汇市场，自我强化的趋势是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特例，金融市场并不必然趋向平衡，所以就不应让其为所欲为。更为重要的是，乔治·索罗斯指出了均衡概念的历史渊源以及这一理论的本质缺陷，在2008年出版的《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他写道：“再看看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其使用的均衡概念其实就是对牛顿物理学模仿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预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如果认为市场会趋向均衡，那就是不符合现实的。理性预期理论更是离谱，认为营造了一个均衡成为常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要服从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去适应现实。”[9]

同样，索罗斯先生对自己的思想核心反身性理论（索罗斯用“反身性”这一概念描述一个市场参与者的思维与他所处的市场境况之间的双向联系——笔者注）长期得不到认同感到失望。事实上，反身性理论会使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均衡理论破产，索罗斯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反身性概念妨碍了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妨碍了他们像自然科学家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去解释并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势。经济学家为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并维持其地位，竭力把反身性概念清除出其学科体系。我觉得，既然社会活动的结构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那么用牛顿物理学框架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就是错误的。”[10]

失去了均衡理论，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都要彻底重建，重建的结果可能会使经济学回归中华礼义文明，回归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这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愿看到的——或者说，攫取他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强大利益使他们不愿意这样作！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这类学术思想对于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在短期内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在历史上，当西方一个国家取得世界霸权时，他马上放弃长期坚持的保护主义，开始大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在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史中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伦理上的约束，因人情节人欲

除了用社会制度去克制人类无限膨胀的物欲，伦理上的约束同样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克制人类物欲的生活方式比一种克制人类物欲的社会制度还要重要，而节欲反情，因人情节人欲是中华礼义精神的核心所在。

相对于当代西方文明纵情极欲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五百年中，西方社会原有的节制与中庸美德几乎被抛弃殆尽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提倡节制物欲。《礼记·曲礼上第一》开篇就说：“欲不可从（同“纵”——笔者注）……乐不可极。”

《礼记•乐记第十九》详细论证了先贤制礼作乐的伦理目的：由于人在外物不断的刺激之下物欲会无限膨胀，所以必须节制人类欲望。如果没有道德约束，人只为经济私欲所驱使，结果将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危机。上面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极力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使好恶之情得到节制，从而回归人道的正途。人的本性本是清静的，这是人的天性。受到外物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冲动，这是由人性产生的欲求。外物的各种影响使人产生了不同的感觉，人们的喜好和厌恶的情绪就反应出来了。人们对好的事物总是不会主动拒绝，外界的美好事物持续存在，不断诱惑人，如是人们不能反省自己，就会沉溺其中，难以自拔，这样就会丧失人的天性。外物对人的影响诱惑是种类繁多无穷无尽的，如是人的好恶心情没有节制，那么在外物的影响下，人就会被某一外物所诱惑而深陷其中，成为外在事物的俘虏，而失去人的自然本性。人变成某种外在事物的俘虏，就会失去人的天性，而执着于某一个欲望，这样就会有悖逆之心，虚伪之心，出现虚假敷衍的心态，就会发生纵欲放荡，为非作歹的事情。于是强暴的人就会胁迫弱小的人，多数人就会欺凌少数人，聪明人就会欺骗愚笨的人，勇敢的人欺侮怯懦的人，生病的人没有人照顾，老幼孤独者无依无靠，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呀！

黄老学派的重要经典《鹖冠子》同样强调人生节欲反情的重要性。《鹖冠子·著希第二》上说：“夫君子者，易亲而难狎，畏祸而难却（宋朝陆佃注：死义，故难却。），嗜利而不为非，时动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然后礼生；心虽欲之，而弗敢信（当为“言”——笔者注），然后义生。夫义，节欲而治，礼，反情而辨（“辨”，分明之意——笔者注）者也，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黄怀信先生按：“径情，犹言任情，由情。节欲，反情，故曰不径情而行。”[11]

在人生实践层面，我们的先贤不仅强调进退周旋的礼节和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伦理规范，更强调修道进德、克念作圣，恢复人类清静本性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长期而坚苦的修行，得清静心，人类的欲望才能得到最彻底地节制。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曾记“《内业》十五篇”，注曰“不知作书者”。宋王应麟《汉志考证》云：“《管子》有‘内业篇’，此书恐亦其类。”

儒家《内业》至唐人编史书时已经不载，说明该书亡佚很早。如果真如王应麟所说《汉书·艺文志》“内业十五篇”与现存《管子·内业》篇内容相类，那么我们参阅《管子》心术四篇，即《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可以推定儒家有自己的修持方法。

今天我们通过《大学》、《中庸》等著作略知儒家修行大体——明代憨山大师和今人南怀瑾先生都曾从心性修持的角度对这两篇文章详加阐发。

另外，《论语》和《孟子》中许多记载都涉及修行的内容，比如《论语·子罕篇第九》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显然是与心性的修行相关的；《孟子·告子上》明确指出，收敛昏乱的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上面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恢复先秦心性之学为己任的宋代儒者对这段话极为重视，程颐解释说：“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朱熹进一步指出：“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语，程子又发明之，曲尽其指，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四书集注》）

相传孟子“师事子思”，《中庸》为子思所作，看来思孟学派的确代表了儒家心性修行的一系。据《孔丛子·抗志第十》记载，子思曾亲近春秋时重要道家人物老莱子。另外该篇中还记载子思曾对卫国国君言及大道，指示体道者得大自在，明了死生的道理。子思说：“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术者劳而无功。古之笃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惧之。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易其胫毛。无所概（“概”意为变易——笔者注）于志矣。”

宋儒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孔子心性之学“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对于儒家内部来说这一论断大体是对的，但对于整个中国文化来说则不是这样。因为道家修行从来没有中绝，只是后来流入道教。东汉佛家的引入更是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心性之学。

然而，宋明理学家大多视道家和佛家为异端，这极大的阻碍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复兴，尽管明代有王阳明、王龙溪（王畿）、陈献章这样的大修行者出世，仍无法避免清代以来心性之学衰败的趋势。

大道为公，只有一个。虽然入道多门，然大同而小异，何必陷于门户之见，株守一家。今天有志于复兴儒家者不仅要借鉴道家和佛家的修行经验，还要借签伊斯兰苏非派等其他宗教的修行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作到“接乎孟氏之传”，使“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大学章句序》）语），真正为往圣继绝学！

王龙溪《南游会纪》云：“人心本来虚寂，原是入圣真路头。虚寂之旨，羲黄姬孔相传之学脉。儒得之以为儒，禅得之以为禅。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七》）

大道归一，此言极是！

综上所述，从生活方式到社会制度，中国先贤建立起了一套理性克制人类物欲的复杂文明体系，此种文明范式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的诸多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这一大宝藏亟待有志者去辛勤发掘，大力发扬于全世界……

注释：

[1]The Stolen Forests：Inside the covert war on illegal logging.，网址：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10/06/081006fa_fact_khatchadourian，访问日期：2010年11月4日。

[2]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22页。

[3]同[2]，第110页。

[4]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新版前言”第15页。

[5]同[2]，第23页。

[6]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22页。

[7]同[6]，第117页注二。

[8]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60~63页。

[9]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刘丽娜，綦相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第58页。

[10]同[9]，第21页。

[11]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