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约翰·奈斯比特，据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最负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之后，约翰·奈斯比特先后进入犹他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此后曾供职IBM与柯达公司。1963年他进军华盛顿，担任肯尼迪总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约翰·奈斯比特还拥有人文科学、科技等领域的15个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2009年写出《中国大趋势》最新力作，提出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洞悉中国未来大趋势，其中，首次向世界宣告“中国特殊的民主模式”正在助力中国改变世界，并将成为世界新的中心。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

想要描述中国所创造的这一新体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就像其他时代的演变一样，一个新的体制的命名总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者们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发现，管理权正通过省政府、市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一步步转移到人民手中。外围正逐步转变为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样的试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法律法规经常在“试点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就是一个体制和管辖权改革的庞大实验室。

中国为私企和国企都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的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

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人权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民主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于其他文化背景、拥有对世界和社会不同的理解。采纳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的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民主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这也自然而然减轻了单个领导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做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民主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实际劳动。建立在这一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纵向民主模式还将逐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过去耿耿于怀，似乎并不怎么想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断指出西方民主推选的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多次食言，他们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中国质疑西欧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诚信，它们又该如何应答呢？要知道，它们在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指责彼此的无能和判断失误呢。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人类治理的“历史之终结”那该如何是好呢？

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再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提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将继续提高，自下而上的参与也将继续加强。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在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行使领导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难有像罗斯福、布什或者奥巴马之类的人物。恰恰相反，大家提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在中国，人们所特别看重的领导者素质并非个人智慧与魅力，而是能够为大家营造通向成功的大环境的能力。

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一样了。2009年1月12日的《时代》周刊中一篇关于民主的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实行选举制，但是真正的民主仍然遥不可及。”现在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判世界任何国家的“真正民主”。

但是对于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 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偏远的村庄中的18位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农业政策——从集体农场到个体耕种——的故事。

从农业迈出第一步起，中国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壮大，而且还将继续壮大。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体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