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上有这么一句话：商鞅变法于秦，行赏罚，兴国家。

    这句话实在很简单，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但仔细琢磨，却大有文章。

    赏罚之事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人类为生存所进行的很多事情上都存在赏罚。农村有一句老话，叫做人哄地皮，地哄人肚皮。你不好好伺候土地，土地就不会自动给你长出粮食，你就没有饭吃。这是大自然对人类实行的赏罚原则。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会记得其中有这么一个片段，李云龙团杀了头猪，这当然不够全团人吃的，如果平均分配，全团几千人每人分不到一片肉，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李云龙下令，经过测试，技战术好的人才能有资格吃肉。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赏罚措施。作为军人，就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军队才会有战斗力，这一个简单的赏罚措施的实施，显然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利的。如果李云龙下令只有与自己关系好或者会拍自己马屁才能吃肉，可以想象这会对部队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平均分配，显然什么影响也不会产生。

    就李云龙团吃肉这件事，可以有三种处置办法，第一种可以称为正向赏罚，可以有效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二种可以称为反向赏罚，只会涣散军心，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第三种可以说是无赏罚，即平均主义，短期看无影响，长期看，却是一种对技战术好的人的不公平，凭什么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显然也不利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举世公认的一个事实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会如此？这其中固然有着多种因素，不可否认，除了共产党引以为豪的政治思想工作之外，还有着严格的军法军纪和正方向的赏罚措施也对解放军的战斗力起着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战争年代，解放军在保证基本的政治忠诚度下，会打仗的人升职是很快的，这显然是一个正方向的赏罚措施；试想，如果只有巴结领导、拍领导马屁才能升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打下江山的。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坚决实行了土地改革，中国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可以说，这一策略才是共党最终得到江山根本原因。农民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利益，这是赏，而一旦不能打倒国民党，农民到手的利益就会丢掉，这就是罚。无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参军参战，这时的国民党还有不失败的可能吗？土改策略，可以说是毛泽东应用赏罚手段的大手笔，共产党不花一分钱，慷他人之慨，却得到了整个江山。

    在一个私营企业中，干好工作，老板会给你发工资，干得出色，一般也会有特别的奖励，如果干坏了，老板肯定会扣工资。这也体现了赏罚原则。

    国营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原因并不在于私营与国营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国营企业的经营者们，国家没有一套完善有效地赏罚机制，好无赏，坏无罚，没有利益的驱动，谁没事干会去呕心沥血地经营企业？靠思想觉悟，明显是靠不住的。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正向的赏罚对事业的成功有着巨大的作用。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有赏罚存在，但在商鞅之前，却从没有过将赏罚提高到振兴国家的高度。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赏罚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正向的赏罚，有反向的赏罚（善意助人被判有罪，贪赃枉法却能逍遥自在）；有滥赏滥罚，有胡赏乱罚，有无赏无罚。

    而只有正向的有度的赏罚才能促进事业的成功，其他赏罚方式则会败坏事业。

    《韩非子》上说，“庆赏则事功成，畏罚则奸无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也是说的同样一个道理。

    赏罚是法家治国理念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手段的依据就是人类趋利的本性，是个人就会懂得趋利避害。

    法家治国的目标就是国家富强，就是民富国强、富国强兵。要富强，仅有决心和信心不够，还必须有财富基础，而财富的积累无非两个途径，一是从外部掠夺，二是高效率地组织内部的生产。掠夺一般需要通过战争，无论是战争还是生产，都是做事，并且要成功地做事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事功。

    近代西方列强的崛起也同样是通过了这两个途径。战国时代秦帝国的崛起更是一个典范。

    秦人在激赏事功军功的政策导向下，开阡陌废井田，取消奴隶，国家授田，兴水利，招徕移民，极大地刺激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完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四川变成了天府之国；兴建郑国渠，使八百里秦川变成米粮川；开通灵渠，为秦军征服岭南大业解决了后勤保障。都江堰和灵渠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为中国人民服务，不能不说是人类水利史上的奇迹。

     另一个令人震撼的发现是，两千多年前的秦人竟然在军工生产中实现了标准化与互换性技术，使百万秦军无论在北方草原或在岭南丛林，都能使用上同一质量统一标准的剑、戟、矛、弩、箭等优良兵器，有效地保证了秦军的战斗力。“标准化与互换性技术”正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基础！

    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严格法制下，秦军在秦国崛起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几乎是战无不胜，最终一统天下！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到，严格的正方向的赏罚手段在国家发展富强过程中的巨大功用。要保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能普遍的严格的实行正方向的赏罚激励措施，没有一套公平公正的周详的坚强的法治体系是不可能办到的。这就是法家治国思想中坚持实行法治根本原因。

    赏要依法而赏且必赏，罚要依法行罚且必罚，任何人不能例外，否则法治就会陷于崩溃。治理国家是政府的职能，要实行法治、实现正确的赏罚，必须要求政府对人民言必信、行必果，必须建立政府信用，这就是商鞅蓰木立信的用意。

    在法家看来，政府失信，无异于山崩。这将会使法治体系陷于崩溃，所以对政府官员也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违法必究，官员也不能脱离于法治体系之外。

  再回过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政府，看看我们现在的官员，哪有信用可言，称之为赖皮毫不为过。今天的政府，对洋人还可能讲点信用，对自己的人民，却绝无信用可言。

    看过中央台节目“法律服务动车行——12·4传递法治的力量”，昆明法院的判决，仅仅三十万元的债务纠纷，遇到了齐齐哈尔市委办公厅这个权力部门就难以执行，十多年不能解决。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感觉那里实在是没有传递出法治的力量，而是传递出了权力的力量，那不叫法治，那叫人治、叫权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

    说到以德治国，说到法家，就不能不说说儒家。儒家和法家都是先秦显学，法家强调依法治国，儒家鼓吹以德治国。儒家自汉朝以后在中国被独尊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对国人影响巨大，中国今天的方方面面仍然侵透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独尊的两千多年真不是白给的，看看中国今天的官员们也好，在野的民主精英们也罢，他们的思想、作风到处都能找出儒家的痕迹。今天的中国人不受到儒家影响的几乎没有，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人可说是凤毛麟爪。

    在儒家看来，天下的财富是一定的，某个人得到的多了，那么其他人得到的就必然减少，所以儒家不主张赏罚，而是教化人们互相谦让，从而减少矛盾冲突。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就是宋朝大儒司马光。

    那么财富究竟是什么？今天来看，财富无非就是可供人们吃穿住用的物品。金钱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符号而已。如此看来，天下的财富就不是一个确定数，而是可以无限增加的。通过战争手段对外掠夺可以增加财富，通过高效率的组织内部的生产，同样可以增加财富，这就是赏罚手段可行的物质基础。

    儒家和法家都认识到了人类趋利的本性，但处置完全不同。法家通过法治与赏罚手段，把人们的趋利本能引导到国家富强的方向；儒家认识到利益是人类一切矛盾的根源，人类的一切矛盾都是因为对利益的争夺而产生，没有了利益的争夺自然就没有了纠纷，自然社会安宁、国家稳定。因此儒家采取的办法是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民讲礼仪廉耻，远离利益争夺，从而达成社会的安宁稳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褒君子贬小人，使人远利益近礼仪，儒家名篇《孟子见梁惠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可见，儒家治国的目标从来不是富强而是社会安定！

    社会安定也有两种，在法家公平公正的严明法治之下，通过公平的法治调节人们的利益纠纷，从而达成社会的安定，如此情形下，人们的利益追求不受阻碍，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国家迅速发展、富裕强大。儒家通过教导人们礼让仁义，不争利益，从而不发生纠纷，达到社会的安定，如此情形下，社会变成了死水一潭般的安定，不争利益，就没有了财富的来源，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

    趋利是人的本性，想靠礼让仁义这个所谓的高尚道德，压制人类对利益的追求，从根本上也是行不通的，从汉朝以后儒家两千多年治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法家把人们的利益追求，也就是人欲，当作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儒家把人们的利益追求，当成了危害社会安定的洪水猛兽，必欲灭之而后快，这就是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

   儒家之道，也就是夫子之道，唯忠恕而已。恕就是上面说的礼让仁义。忠是什么？忠就是忠君，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下对上的无条件忠诚，忠君被当成是做人的本分，要求人们恪守君臣父子的伦理本分的用意就在这里。儒家把忠君爱国搁到一起，欺骗人民把无条件的忠君当成爱国，用心卑鄙之极。

    而法家治国，则是在人民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后，自然会回报以忠诚。儒法两家治国之道，分析到此可说是高下已判。

    从根本上说来，儒家治国之道是一种意识形态治国的方式，靠禁锢思想，压制人们的欲望（存天理灭人欲）来实现稳定，这与今天的中国通过建设所谓的精神文明，提高道德修养，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以此压抑人们的利益追求，从而减少矛盾实现稳定，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客气地说，当局现在采取的治国之道完全就是儒家和马列主义结合出来的一个怪胎，仍然没有脱离儒家以德治国的范畴。国外有人把中国称为“儒家社会主义”，可谓一语中的。

    菲律宾选举屠杀案（09年11月23日、57人被害）的发生，泰国红衫军民主运动被镇压，彻底撕碎了民主精英们描绘出来的虚幻的美妙画卷。普世价值不是万应灵药，在没有法治基础的条件下，只能是一剂毒药。“觅主精英”们只知道吆喝民主、人权，却看不到《世界人权宣言》所主张的各种权利都有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要“受到各国法治的保障”，没有法治就谈不到什么人权民主。今日中国的“觅主精英”们却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些“觅主精英”们也只能说是新时代下的儒家变种，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儒家思想杂交出来的的一个怪胎，与真正的民主二字毫不相干。

    行赏罚必以政府为主体，但政府必须有信用，必须有法治保障。赏罚手段也有多种，有政府直接掌握与推行的赏罚，还有政策导向的间接赏罚。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一种赏罚。但由于政策导向并非富强的目标，也没有法治的保障，造成了先富起来者基本上都是奸商买办和贪官污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民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国家也并未真正强大。

    法家治国理念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治国目标明确，就是民富国强，富国强兵；

                            二，实现富强的手段就是赏罚，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手段驱使人们向富强的目标前进。

                            三，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赏罚手段的实行，实现正向赏罚，避免赏罚的滥用。

    国家作为一个人类的集群，其发展的目标只能是民富国强，富国强兵，不能是其他目标，否则只能贻害国家民族。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以富强作为治国的明确目标条件下，民主、专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都只不过是用来治国的策略和手段而已，用之有效则用，用之无效或效果不好则弃之或改之，标榜着一定要坚持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真是可笑之极。过去说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本末倒置！

    这个地球只要有不同的国家存在，也就是存在着不同的人类集团，就必然有利益的冲突，就必然会有战争，不管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还是集权制度，战争永远不会消除。要想消除战争，就只有把全球都统一到一个政权、一个法治体系之下。

    国家之间的统一，只有强国去统一弱国，不存在道德高尚的国家去统一道德低下的国家。统一别人，自己的国家民族得利多，被别人统一，只会是利益被别人掠夺。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只见过强国侵略掠夺弱国，没见过弱国侵略掠夺强国。所以作为世界上现存的国家，其发展目标都只能是民富国强，富国强兵，从而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争取更大的利益。

    总是听到民主派们鼓吹什么美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是因为美国民主中国专制的结果。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敌人遍天下，九一一事件就是一个证明。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丘吉尔那句话可谓一阵见血：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列强们都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

    经常会听到中国老百姓的议论，这个世界上怎么净是白眼狼，越南朝鲜日本无不如此，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国家之间，利益为先，整个民族的感恩是不存在的。全世界都信奉利益，只有中国由于存在儒家两千多年仁义道德的教化，总是习惯性的道义为先，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当上了冤大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世界只相信机枪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