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著称的留美博士方舟子爆料，有中国“打工皇帝”之称的前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博士学历造假，一时间引发海内外华人热议，成为媒体争相炒作的话题。然而，如果文凭“造假”与“打假”的争议还停留在唐骏个人的诚信问题本身，就大题小作了。唐骏“学历门”事件，应引发我们对中国教育与社会深层问题的思考。

　　按照美国的高校管理体制，大学是公司化管理，只要依法注册的大学就是合法的。西太平洋大学没有经过权威认证，只能说教育质量没有保证，因此它可能不是中国社会所理解的“野鸡大学”，但其文凭水分含量颇高却不容置疑。

　　中国大陆自从恢复高考以来，历经“唯学历论”——“唯名校论”——“唯洋文凭论”几个阶段，而对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能力，未予高度关注。这也是唐骏们利用国人崇尚“洋文凭”心理的现实动力。当下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招募海外人才的计划，“学历门”事件则提醒中国社会反思，面对浩浩荡荡的“海归”潮和留学潮，这些踊跃归国的“海归”们的文凭究竟成色几何?

　　不过，在中国国内，在职研究生、在职博士、远程教育、研修班等等的文凭，其间何尝没有来自“学历工场” 。了解中国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多数“在职”学历的成色有多少 尤其是官员们手里的文凭，“注水”的成分有多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一纸文凭的附加价值太多，官场的官员添加了上升的空间，无业游民可以获取进入主流的机会，况且现在这个社会造假太容易，只要有钱或有权即可做到。

　　如此一来，经济学理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就大行其道。子虚乌有的“洋学历”排挤按部就班获取的本土学历，泡沫丰富的高学历驱逐真材实料的低学历或无学历人士。

　　多年来，中国上下对学历顶礼膜拜，甚至到了没有勇气去怀疑的地步。学历的“皇帝的新衣”之所以“光彩亮丽”，其背后的沉痾只能是社会整体的深度纵容。如果中国的任何用人单位招聘时都不单单看学历文凭，而是更注重个人能力，相信唐骏们也不会花那个冤枉钱“买”一份纸面意义上的学历。这也提醒当局，构筑教育发展蓝图的同时，更应建立监督机制，深度挤压国内的学历泡沫，最大程度还原学历所附加的真实的个人才能，从而在选才机制上真正回归“唯能力论”。

　　此前沸沸扬扬的“富士康”事件，令舆论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迈向新的经济转型期。在此之际，人才自然成为核心因素。但真正的人才评判标准应当改变此前“唯学历论”——尤其是“唯洋学历论”的偏见，转向“唯能力论”。美国很多知名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耀眼的学历光环，就像唐骏曾经的同事比尔•盖兹从来没有否认他仅仅是一个哈佛大学的辍学生，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打造独步全球的微软帝国。反观彼岸的中国，没有学历的成功人士少之又少，“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博士”的怪圈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公平竞争的江湖。

　　类似的，“学历门”拷问的不仅是唐骏个人，也是中国教育的诚信问题。近年来，中国人的诚信似乎成为“稀缺”产品，“假奶粉”、“假名牌”等“劣币”充斥市场，使得“良币”受到排挤。最近上海市社科院公布了一项“关于社会诚信问题”的调查，90.2%的受访者认为诚实守信者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教育领域本应是一片最后的凈土，当这片凈土也被“注水文凭”污染之后，不仅中国教育的根基会被摧毁，社会的诚信之塔也会崩溃。

　　因此，在拆穿“皇帝的新衣”之后，人们在指斥“皇帝”的同时，更应反思纵容皇帝穿上 “新衣”的社会土壤。唐骏“学历门”事件，应是中国转向“唯能力论”、放弃“文凭”膜拜，挤压学历泡沫，还教育一片凈土的契机。如此，唐骏“学历门”争议，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正面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