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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仁:简论管仲的内政外交思想 
作者:[陈方仁] 来源:[] 2010-06-03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管仲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杰出人物,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成功执政齐国约四十年,始于约公元前685年,此时,他已约四十岁。四十岁之前,齐国混乱,管仲曾经担任过一些职务,没有被重用。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博大精深,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书籍大不相同。此书既反映了这位学识广博、成功执政四十年的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也记录了大量内政外交的具体措施,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非常紧密。从《管子》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看,在周王朝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礼崩乐坏、法律制度废弃后,管仲使尧、舜、禹、汤、文、武的勤修内政、以民为本、以德服人的核心治国理政思想,在齐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兴。而后,通过尊王攮夷,把这些核心思想重新推广到当时齐国影响力所及之处,这正是“一匡天下”的涵义所在。管仲辅佐齐桓公也非一帆风顺。齐桓公开始几年并不听从管仲的劝告,而是蠢蠢欲动,横冲直撞,滥用武力,多次碰壁。特别是不听管仲劝告,被鲁国谋士曹刿设计劫持,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以后,齐桓公终于对管仲言听计从,大政方针由管仲全面谋划(《管子·大匡》)。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就出自《管子·牧民》。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第一步,就是劝告齐桓公敬爱自己的人民,使人民丰衣足食。“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 (《管子·小匡》)做到这一切,当政者首先要以身作则,选用贤能:“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君以分之。”“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当政者以身作则,选贤用能,而后使国家政治顺应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更具体一些,就是:“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子·牧民》)

《管子》治国理政,以民为本,因此,对民意极其重视:“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 (《管子·君臣上》)就是说,作为个体,每个人民并不一定聪明,但是,作为整体,人民的集体智慧就像圣人。就是商汤、周武王那么圣明的天子,大政方针也以民意作参照。《管子·桓公问》简述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如何集思广益、体察民情,使国家政治免于过失。建议齐桓公设立谏诤机构(啧室之议),由直言敢谏的东郭牙主持,招纳敢于非上之过的正士。《管子》敬畏人民:“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小称》)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政,须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管子》有关于法律制度的叙述非常丰富。将《管子》中的法律制度(比如《立政》,《小匡》等)与《周礼》相比,可以发现有很多相通之处。从《管子》的总体政治思想与法律制度来看,认为管仲以《周礼》为蓝本,使几经内乱的齐国走向大治,并达到以周王朝的名义号令天下,应该不会太过分。其实,《管子·小匡》也提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遵循文、武之道,治国有方。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在礼崩乐坏之前。(《管子》与《周礼》的关系,后续将再次论及。)与《周礼》相比,《管子》也有很多独到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与外交方面。以德服人,须要勤修内政,也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管子》中,发展军事与外交的策略都非常巧妙。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大诸侯国的军力竞赛,《管子》的建军策略,看起来与《周礼》一样,也是寓兵于农。所不同的是,加强了人员与训练的专门化,在军队数量不增加的情形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东周王朝自顾不暇,对蛮夷戎狄不仅失去了感召力,更是苦于受其侵扰。其他与蛮夷戎狄相邻的诸侯国,就是像燕国那样的大诸侯国,也疲于招架。东周王朝治下的华夏各诸侯国,没有了中央政府的节制,各自为政,基本上处与互相独立的混乱状态。有了训练有素的军力与强盛的国力,齐国倡导尊王攮夷,对蛮夷戎狄基本上是以战止战,使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免除受侵扰的痛苦。对华夏各诸侯国则是以德服人,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特别是像楚国那样的强国。楚国当时已经越位称王三代了,管仲对待楚国的策略极其巧妙。齐国带领的诸侯联军,兵临楚国城下,迫使楚平王派使者出来交涉。管仲避重就轻,不是指责楚国越位称王,而是指责楚国不向周王朝进贡特产菁茅,使周王朝祭祀用的酒不能适当处理(《左传·僖公四年》)。管仲不指责楚国越位称王,避免了楚国不接受而可能引起两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迫使楚国向周王朝进贡特产菁茅,一方面楚国难以推卸这样容易做到的事,另一方面也等于使楚国重新向周王朝进贡称臣。管仲的一系列外交奇策,使齐桓公拥有强大的国力、军力,而最终不以武力称霸诸侯几十年。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尽管也批评了管仲的一些违礼行为,比如,管仲家中拥有诸侯才有的一些设施。但是,在《论语·宪问》中,当子路和子贡贬低管仲时,孔子坚决地纠正了他俩的错误,高度赞扬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万民得益的功绩,接连称之为仁(“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管仲达到了仁,这是极高的评价。对自己的高徒,孔子只认为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其余则一概不如(《论语·公冶长》、《雍也》)。

身处战国时期的孟子,对管仲的功绩颇有微辞,认为管仲执政齐国四十年而不能使齐国称王天下,没有尽到责任(《孟子·公孙丑》)。其实不然,管仲没有使齐国称王天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春秋与战国的时势很不相同。自西周到春秋,周王朝有昏君无君,周厉王开始施暴,就被驱逐了。到了春秋时期,东周王朝虽然微弱,但在各路诸侯和人民心目中,还是天下共主。取代残暴如夏桀、商纣容易,因为他们成了天下公敌;取代一个微弱的王朝,反而不易,因为同情者不乏其人。(以今天没有实权的联合国作比较,强大如美国,要想取而代之,必然引起世界公愤。)实际上,几个事例确实表明,春秋时期的各路诸侯对周王朝,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齐桓公之前,公元前707年,郑庄公打败了周桓王,使他中箭受伤,部下催促乘胜追击。郑庄公非但不敢追击,反而设法派重臣连夜造访周桓王营帐,慰问伤势(《左传·桓公六年》)。紧接着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于公元前635年,勤王有功,周王朝论功行赏。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允许自己死后,以周天子的墓制安葬。周襄王指出这是二天子,与礼不符,晋文公就不敢再提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四十多年后,公元前592年,强悍的楚庄王追逐戎寇,到达东周王朝疆界,乘机阅兵,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使者慰劳楚军,楚庄王试探着问鼎的大小轻重,挨了使者一顿数落,灰头土脸地带着军队回到楚国去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对东周王朝作非分之想(《左传·宣公三年》)。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逐鹿中原的七雄基本都已各自称王,东周王朝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位置了,能否取代东周王朝只是七雄各国自身的能力问题,而不是名义上的障碍了。

另一方面,齐国几经内乱,积淀不深,齐桓公本身也缺乏王者的德才。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完全仰仗管仲的辅佐。管仲一去世,齐桓公任用的三位小人,易牙、竖刁、公子开方,与齐桓公的五个儿子相继作乱。三年后,齐桓公死了都没人收葬,齐国的霸主地位也立马消逝。实际上,齐桓公也曾试探着问过管仲能否称王,管仲知不可为而不强求,让齐桓公去问鲍叔牙。鲍叔牙再让齐桓公去问另一位贤臣宾胥无,宾胥无委婉地告诉齐桓公,古圣王称王的情形。齐桓公此时才自知之明地想道:周王朝是经过了几代人不懈努力,勤修德政,推翻君商纣,才取得王的地位。齐国的情形,后代不如自己,自己还不如辅佐的贤臣,因此就不再对称王作非分之想了(《管子·小问》)

管仲坚守诚信。《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齐鲁会盟,齐桓公被鲁国谋臣设计劫持,被迫接受还地放人的条件。齐桓公被释放就后悔,准备放弃诺言,不还地。当时,齐强鲁弱,齐桓公完全有条件继续拥有侵占的鲁国土地。管仲劝告齐桓公,不要因为那些侵占的土地而对天下诸侯失信。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不以强凌弱,如约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这一行动果然如管仲所料,天下诸侯看到齐桓公不再以强凌弱,纷纷归附。二年以后,齐桓公使各路诸侯心悦诚服,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这说明,对弱者守信才是真正的守信,这种守信也会感人至深。对强者的守信,多半会被认为出于无奈或被迫,强者也多半会认为这种守信理所当然,因而难以有感人的效果。

管仲深明大义。公元前648年,管仲以七十多岁高龄,受齐桓公委派,为周王朝平定了戎寇,周襄王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准备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虽然身为齐国宰相,但因出身低微,爵位却在高氏、国氏两家世卿之下。管仲如果接受上卿之礼,下一次周襄王接待高、国两氏,就得违背常礼了。因此,管仲坚决推辞上卿之礼。为了不使周襄王为难,管仲自降一级,接受下卿之礼(《左传·僖公十二年》)。所以,被孔子指为非礼,管仲家中拥有诸侯才有的一些设施,也许情有可原。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遇事需要处理,经常说:“告仲父。”齐桓公的侍从听了,羡慕地说,做君主怎么这么容易(《吕氏春秋·审分》)。由此可见,管仲一定少不了直接接待来访诸侯,家中有些接待诸侯的设施,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治国理政上,管仲敦促齐桓公选贤用能、勤修内政、爱护人民、以德服人使强大如楚国,也不敢与齐国争锋,而众多弱小的诸侯国则视齐国为救主。限于春秋时期的大势,管仲只能使齐桓公称霸诸侯,实际上却是替周王朝推行王道。当然,以齐国一国的力量,所推行的王道只限于华夏圈内,没能像西周早期,远及蛮夷戎狄。然而,管仲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不亚于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周文王所达到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尚书·武成》)这大概是孔子认为管仲达到了仁的原故吧。周文王在中华民族传奇策略家姜太公的辅佐下,如何达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年代久远,无从可考了。《管子》一书对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思想、策略,特别是外交策略,有非常精细的描述,对后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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