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法律的标准常常是一件不仅神圣而且神秘的事情。有很多案子的判决会让他们感到看不懂。比如一个贪污犯，贪了几百万，甚至千万上亿，结果判的年限并不很长。一个小毛贼，偷了10万块，就叫“数额特别巨大”，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再加上坊间传闻，这些有名有姓的贪污犯，在监狱里受到的待遇都比较好，而且有的贪污了几个亿，判个死缓，过些日子就变成无期，再变成有期，熬上几年，等风头过了，最后保外就医。

　　另一方面，今天的一些特权阶层，表现得对底层百姓特别粗鲁，毫无礼貌可言，比如街上一些警车，车牌吓人的“官车”，动辄乱按喇叭，乱停车，也没人管。前几天我在西安，恰好，一个陕O车牌的司机压断女交警胳膊的事，被媒体曝光了，坐车听见广播台都在讨论特权车现象，有些打进热线电话的市民情绪非常激愤。一个市民说这是“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在作祟”。

　　确实，对于很多类似的今天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人们往往会寻找根源说，这是中国的儒家传统就是这样，孔子提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嘛？我以前也以为是这样，这听上去就很不公平，我们过去批判儒家、抬高法家最有力的一条白纸黑字的证据。

　　后来出于好奇，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出处，发现我们这些年完全是被忽悠了，人家讲得非常清楚的道理硬是被断章取义，有意加以曲解。

　　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学生冉有和我们一样也觉得“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听着不顺耳，他问孔子，大夫犯罪，就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就不可以治礼么？

　　孔子回答冉有说，不是这样的。“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谴谴让也发始发露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縳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捽昨没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这立刻会让人想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确实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秩序，基本和我们春秋时代的封建体制差不大，日本没有产生过秦始皇，所以有一套诸侯、家臣这样的封建贵族体制。看一些以传统日本社会为背景的电影，一个日本武士，一件事办砸了，给领导批评了几句，回家就切腹自杀了，真是“白冠厘缨，盘水加剑”。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奇怪，这些人脑子好像不开窍，也太要面子了，他为什么不求领导饶恕或者干脆逃跑？

　　我看了这段《孔子家语》才明白，日本武士道其实根源是在中国，尤其是春秋时期的中国，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贵族意义和荣誉感，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以前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时候，批评侵华日军的暴虐，顺带批评所谓武士道的野蛮。当场一个日本学者说，那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干出这么下流的事情，哪里是什么武士啊？按照传统武士的道德标准，绝对不能凌虐已经投降的对手，更不要说还强奸妇女。按这位日本学者的解释，他们都是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无产战士”，所以道德败坏。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和他们的荣誉感已经在明治维新之后被摧毁了。

　　不过在武士道的故乡中国，自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后，渐渐通过一次次血腥的淘汰，更彻底地让人民遗忘了什么叫士、什么叫贵族、什么叫荣誉和尊严。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崇拜。

　　自从“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权势的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可以被牵着游街、扇耳光，连一个尊严的死都得不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我们只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当衮衮诸公，当其身居高位鲜衣怒马之时，盛气凌人，一旦身陷囹圄，简直是摇尾乞怜，罪行昭彰还要推卸责任，说的都是“求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没脸没皮的话。

　　至于礼不下庶人，孔子的解释是“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就不讲礼貌，我们看到孔子，即使在乡间遇到农民都很有礼貌，绝对不可能像我们今天开着特权车的人就横冲直撞乱按喇叭。孔子是说你不能用繁琐的礼仪来要求老百姓，搞得老百姓太拘谨。

　　可惜这些孔子讲得明明白白的道理，这几十年来都被有些人蓄意拧把着解释。

　　当然今天时代的主题不可能再回到春秋和封建，民主和法治才是今天应有的旋律，但我常想，如果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那样封建制不要那么彻底地被摧毁，多少留一些封建的贵族传统，尤其是贵族精神，即使在今天未尝不是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司马迁说：“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