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2009年12月15日作者在香港发展论坛上的讲演。

1、成功与愿景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无疑属于中国。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前，中国还在乞求美国和欧洲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贸易额和GDP仅次于美国，各类基础设施硬件也正在逐项超越美国，成了世界两强之一，是美国领袖世界的最重要伙伴。但这还只是个激动人心故事的开始。

以往的成功催生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愿景”。按照GDP算，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五万亿美元，美国不到十五万亿。但只要坚持住以往的发展速度，最多二十年，即使不算购买力，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加上十年，也就是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再加上三十年，中国人均收入也将赶上美国。中国人以六十年为一甲子，我们刚庆祝完人民共和国一甲子的生日。再过一甲子，也就是到本世纪70年代，中华民族有望如汉唐时代，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民族。那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科技实验室，吸引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成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大摇篮，成为大学的圣地，成为人文社科的圣地。那时的人们会说，21世纪属于中国，正如19世纪属于西欧，20世纪属于美国。

然而，这只是“愿景”，是以中国为物质和精神家园者们的“一厢情愿”。

对近代以来的所有大国，如葡、西、英、法、德、俄、日、美，世界很危险，随时可陷己于灭顶之灾。在以往的三十年和六十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数不清的曲折和陷阱。成为国际焦点后，中国将经受更多、更大的风浪，经历更多曲折。

中国能“熬”到江泽民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天吗？未来无法预知，“充分条件”不可能被预知。但从以往经验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必要条件”。

2. 实现“愿景”的三个必要条件：——不动摇，不折腾，不偏袒

（1）经济上不动摇。在未来三十年里，我们要坚持以孙中山说的“民生”为核心，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十年不动摇，若再坚持三十年，就是世界第一大国，若能坚持到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就能过上世界最富裕的生活。
 
（2）政治上不折腾。怎样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在未来六十年里，我们要始终维持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稳定。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努力维护“和谐社会”，政治上坚决“不折腾”。中国大陆搞政治运动，鼓励全民参加夺权运动，台湾在抓经济建设，一跃而成亚洲经济的明星。大陆开始抓经济建设，台湾开始闹文革，经济建设服从每年一次的“夺权政治”，政客相互指责，相互掣肘，经济停滞了十年。其间，大陆经济已经翻了两番多。看到世界上那些在内部政治上“折腾”的国家在沦落，中国政治一定要保稳定，不折腾。

（3）国际上不偏袒，求公正。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没有公正，世界就不和平，不稳定，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采取超常手段应对，导致了很多新问题。美国借口9·11，率领西方世界发动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新“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遭殃，中国也损失惨重。所以，发达的北方要稳定，不发达的南方也要稳定。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繁荣和进步。身处世界的南北方之间，中国承担居间调停的国际责任。中国既要劝阻北方本能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军事等方面发动统治南方的战争，也要劝阻南方对北方发动战争。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努力争取国内的社会和谐，还要承担外部世界和平与和谐的责任，努力让“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续下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三不”，经济上不动摇，政治上不折腾，国际事务上不偏袒？显然，关键在于政治上不折腾。这就涉及争议极大的中华政体，变还是不变？

3.中华政体：变与不变的辩证

中国以往一甲子的成功就在求变，正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从1919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国进行了社会革命，把一盘散沙的中华人民动员组织了起来，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获得了独立自主。从1949到1979的三十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国家开始强大了。从1979到2009年的三十年，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人民开始富裕了。三个三十年，通过不断的变革，先后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走上了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之路。

尝到了“变革”的甜头，今天又有人要求大变革，要革政治体制的命，说这体制是“专制”，不符合“世界潮流”（欧美8亿人是“世界”，中国13亿人何以就不是“世界”？）。他们懒惰地把中国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体”问题。他们号称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中国政府“闯关”，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利益之关，闯政治改革之关，拆故宫，建白宫，改行西式的“宪政民主”。

在以往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了没有？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变得很多。上四十岁的人会了解，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革命体制变成了制度化的体制。在以往三十年里，政治体制有渐进的变，更有“震荡疗法”式的突变。一夜间，我们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了，那曾经是80%的中国人生存的基本制度。一夜间，我们把党政干部的终身制废除了，代之以任期制，而且是附加年龄限制的任期制，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任期制。我们还有渐进的，但非常深刻的变化，比如文官录取考核制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变成强大的反贪污机构，行政和司法的规范化、透明化，还有一国两制，言论自由，等等。

然而，中国政治又是在不变中求变化。“中华政体”主干没变，不仅六十年没变，而且两千多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依然非常“中华”。中华政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蕴深厚；两千多年的惊人变化就是在以不变应万变、求万变中发生。因此，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华政体”的树干是什么？每种政体都包含四大要素，第一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选拔政府官员的方式，第三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主要执政机构，第四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预防和修正政府错误的机制。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判定“中华政体四大支柱”。

（1）官民关系上信奉“民本主义”的民主而非“西方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思想，已经延续三千多年了。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担当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否则理应被推翻。换言之，政府是为所有人民的福祉承担责任的机构，不是社会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平台。

（2）官员选拔方式上以政绩考核为核心标准，从基层做起，实行“绩优选拔”（meritocracy）。中国的绩优选拔传承自远古的功勋制，也有两千年历史了。这个制度与西方的选举制非常不同。多数决的选举制靠利益集团支撑，选拔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官员，能说会道及面相比能力的实证更重要。

（3）统一的执政集团掌握核心权力机构。在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中国，拥有共同执政理念的儒门弟子组成统一的执政集团。今天的共产党也是个代表当代中国人民整体发展利益的执政集团，不是议会政治的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党”，字面“尚黑”，所以中国人讲“君子不党”。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国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分成相对固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中国明显有统一的社会利益，才会有统一的执政集团。

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人民怎可能团结一致向国强民富的“现代化”目标坚定地前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维持绩优选拔，保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杜绝武装干政甚至军事割据？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抗住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有“统一战线”，有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制住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甚至挟持政府的企图？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只要在上述六项里的一项出了问题，经济进步就会停滞不前。

（4）与西方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政府犯错误。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中国分工制衡机制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解释这个机制。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文明不可能至今绵延不绝，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熬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政体展示了超强的学习力和适应力，不仅适应学习西方的东方（苏联东欧），也适应学习西方的西方（美国西欧），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一路护送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

所谓政府管理，无非是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1）强力压制部分利益（比如靠军警）；（2）呼应部分和眼下的利益（比如靠选举）；（3）承担保障整体利益的责任 （比如靠中立的执政集团去平衡局部与整体、眼下和未来、变化与稳定这六种利益）；（4）塑造共同利益观以凝聚人民利益（比如靠社会核心价值观）。
中华政体适应变革，强调更高级的后两项手段，给“善治”提供了辽阔空间。

4. 政体西化——未来三十年的最大陷阱

从对“中华政体”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陷阱。
 
而今，“西化”中华政体的主张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这种主张意味着：第一，放弃民本主义的民主信念，改信“西方民主主义”，信奉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心的干部制度，改行多数决选举制；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第四，放弃分工制衡，改行分权制衡。

如果上述前途出现了，政客们必然公开逐鹿，争夺大位，煽动人民支持自己夺权。结果，政治上必然折腾，以民生为核心的政策必然动摇，国际上也必然偏袒和跟随西方。

如此，“三个必要条件”就消失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愿景”就成了泡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空话。

为什么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一是因为所有现实的政体都是固态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身，才能适应社会变迁。二是因为“挨骂”，外国人骂我们的政治体制“专制野蛮落后”；我们自己也信了，就无视我国在中华政体护佑下取得的巨大成功，自己痛骂自己，产生拆故宫，建白宫的“自杀”冲动。拿别人的鞋量自己的脚，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避开这个陷阱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们不希望像前苏联那样，在骂声中“东施效颦”，走上“自杀”之路。我们用了两个三十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发展道路，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在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希望还能解决挨骂问题，特别是自己骂自己的问题，即拿别人鞋量自己脚的教条主义问题。前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东方”（前苏东）的教条有了足够的警惕，后三十年，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西方”（美欧）的教条产生足够的警惕。

总之，政治上不折腾，抵制住“西化”中华政体的诱惑，拒绝“自杀”，我们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才有实现未来三十年的“愿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