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现代化思潮入手，主要从明治体制的弊端和当时日本的历史背景介绍日本反现代化思潮出现的原因，并且分析日本著名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的反现代化思想及其影响。

关键词：反现代化 明治体制 北一辉 法西斯主义

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现代化思潮及其出现的原因

一般谈到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应该开始于培里叩关，培里叩关打开了日本国门，继而日本国内主张欧化的人越来越多。19世纪，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无疑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说它成功，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现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明治维新同时也是一场不成熟的改革，它遗留下来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日本现代化进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日本政治现代化的难度。明治维新对于日本政体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它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不肯对日本传统的天皇体制放手，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改革都不一定能够非常彻底，但这的确对于日本的现代化带来了很多问题。很多人站在现代化的潮头欢迎西方文明，也有很多人站在反现代化的浪尖维护和歌颂天皇制度。最终在天皇的带领下，将日本引向了穷兵黩武的侵略道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从此中断。

艾恺先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谈到日本的反现代化思潮时强调的就是明治维新带来的后果。“研究一次大战后日本政治与文化批判的西方史家，将一群反现代化的评者称为‘复辟主义反叛’。这个现象的终极根源则为明治维新本身的暧昧本质。”[1]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开始，明治维新最大的弊端就是对于天皇制度改革。改革者对于天皇制的态度本身就是暧昧的。尽管明治维新的目的是要将日本变为现代化的社会，可是在变革中，天皇制度不仅被保留，而且确立了更加至高无上的地位。改革者称新国家的目的在于回归“古代与神明式天皇的国家基础”[2]。另外一个方面，明治政府向“全世界搜寻新知识”[3]。可以看出来，改革者的追求本身就是矛盾的。改革者承认了日本的不同，“认证了所有后来评者引向精致神髓、引向最根本的日本之种种倡议。”[4]而同时，他们又在追求西方和现代化。对传统和现代的同时追求造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于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反现代化思想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冲突”[5]。在明治维新时，“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这一口号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免遭外国侮辱，并恢复到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京都天皇朝廷最为反动。天皇派的胜利，在天皇支持者的心目中，就是要使外国人屈辱，并把他们驱逐出去；就是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要剥夺‘改革派’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6]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政治方面是以专制高压和军国主义为特征的近代天皇制，天皇仍然至高无上。天皇扶植政商、财阀等大资产阶级，依靠寄生地主维持明治体制。这个体制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方面越来越明显。明治维新后扶植寄生地主和沉重的地税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市场狭小，它凭借国家权力发展军事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并扶植以旧藩主、公卿、政商、上层武士为主体的特权财阀资本，没有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条件；它在政治上不仅没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而且也没有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主以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意识形态上，它继承了传统的武士道、神学、儒学、国学等军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神化天皇，把日本国民培养成舍身服务天皇的臣民。因此，旨在现代化的明治体制下滋生出了各种反现代化的思想。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已经是各种思潮共存的社会。启蒙主义、民权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思想有的相互重合，有的相互独立。国粹主义、日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可以说都是日本反现代化思潮。“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不仅是鹿鸣馆所代表的轻佻浮薄的欧化风潮的反动，而且还是对强制推行现代化路线显露出来的矛盾的批判。”[7]“在伦理方面，他们主张用东洋的传统文化来限制欧化主义”[8]。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全盘欧化的思想，因为当时的日本“没有东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可寻，再加之求变心切，所以日本受到欧化主义思潮的影响，曾走过一段全盘西化的弯路。这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政府主要追求的是表面上的西化，这也说明当时的领导者对现代化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是不全面的。”[9]日本是亚洲首先开始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先例可以依照，也没有任何成功的理论依据。这种不顾一切的西化使得日本国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蓬勃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日本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想通过批评试图让日本寻找到更好的方式从而推进社会进步；而另外一种，则是希望复古，代表的就有“日本主义”，他们幻想让日本回到美好的“日本精神”中去。“日本主义”者对内主张以日本为传统精神指导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对外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统治秩序。随着明治政府改革的深入，加上维新改革派对于欧化政策实行的不加选择，遭到了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和指责。

法西斯主义出现的较晚，其思想应该属于第一种。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反现代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极端表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挫折和倒退。”[10]对于它的出现，马万利在《试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反现代化思想渊源》一文中这样解释，“是指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久已存在，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未消逝的，与世界现代化潮流不符的保守的、反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思想。日本法西斯主义，正是这种反现代化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表现，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11]。尽管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影子，但是，任何一种思潮都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譬如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原因包括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如果某一个因素缺少，恐怕都很难形成一股势力。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更多地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尽管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出一些促进法西斯思想形成和传播的因素，但是如果说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久已存在，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未消逝，恐怕不合适。马万利又在文中提到：“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和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都存在着反现代化思想。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反现代化思想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2]我认为这句话是比较贴切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处在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尽管一系列现代化的措施促进了日本国内的发展。但发展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在经济上得到了重大发展，比如成功的进行了农业税改革，保证了财政稳定。工业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大批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影响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宣扬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和对外扩张。同时，日本国内受到沉重的人口压力，再加上欧美列强对于亚洲的侵略和瓜分，还由于日本本身的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思想的膨胀。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而促成的。20年代的日本，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危机涉及到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各个方面，且一直在持续加深，当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法西斯主义就占到了主流。傅无退在其主编的《日本与法西斯主义》中说“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都走到山穷水尽的僵局，其结果便促成了日本法西斯运动。”[13]当时日本在经济上短暂的虚假繁荣与经济萧条的频繁交替，政治上内阁更换频繁，外交上更加难以对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政治思潮的复杂及其交锋等等。于是，处在山穷水尽中的日本国民“顿感不安，因而奔走呼号，群起挽救，率至依从大多数之意向，力主采用积极手段，首先打破日本之窘蹙现状，然后另辟途径，以图未来之新兴发展。于是日本之民气顿形激昂，所谓法西斯运动乃勃然而兴矣。”[14]日本不仅要解决国家内部矛盾，还要向外寻求扩张，最后这种行动导致了国内的“二·二六”兵变。而这场兵变发起者的指导思想就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1936年的这场兵变所依据的完全是他的理论，他本人也在兵变失败之后遭到了处决。本文着重探讨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二北一辉及其法西斯主义思想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分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式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军部法西斯主义。民间法西斯主义者以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为代表。其中北一辉的名气最大，日本学者非常注重对他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后曾经出现了所谓的“北一辉景气”。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在1974年之前，各种北一辉研究文献竟达800种（册、篇）组左右”。[15]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后来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而改名为北一辉。1883年生于新泻县佐渡岛的一个酿酒商家庭中。北一辉自幼身体体弱多病。而且有非常严重的眼疾，到了快20岁的时候成为独眼。他自幼好学，且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感兴趣。从小就学习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书籍。中学时，他学业成绩优异。后来由于眼疾发作，前往东京治疗，导致体操课和化学课不及格，被学校留级。18岁的时候，家庭出现变故。原因是父亲参加政治活动而无暇照顾生意，导致家庭破产，他只好辍学回家。而当时，他还遭受到失恋的打击。北一辉曾经在中学时代和一个酒商的女儿谈恋爱，但是因为家庭的反对而被拆散。北一辉遭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击，精神上承担着极大的痛苦，“在潜意识里埋下了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16]。这种成长经历使得北一辉对于人生和世界有了另外一番思考，对于他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法西斯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北一辉思想有重大影响的可以说是他在华的经历。北一辉曾经在1911年和1916年两次到中国来，居住了四年多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经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认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一批领袖人物，还和同盟会有过关系，并且为其筹集过资金。他对中国的革命始终是关注和同情的。但是当他看到中国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他立刻失去了希望。1916年，他曾经写过一本《支那革命外史》，在这本书中他明确表达了要日本夺取满洲和西伯利亚的愿望。

北一辉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转折过程的。年轻时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的青年时期，正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日本，已经有许多种思想流派存在了。当时，随着产业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并形成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日本著名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像幸德秋水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另外，社会上还流传着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维护天皇专制主义的穗积八束的“国体论”和西村茂树的“国粹主义”等等。各种思想的冲击，给了北一辉一个思想活跃和广阔的思考空间。他受到了自由民权思想、基督教教主义和尼采、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影响，崇尚绝对自由，曾经反对过近代天皇制度，北一辉在19岁时在《佐渡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国体的政论，从这篇政论开始，他就已经表现出对于天皇专制政治的不满了。1905年秋到1906年春天，北一辉写成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可是没有出版界愿意出版，最后他只好自费出版。在这本书里，他表现出了“左”的倾向。他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以“所有理论的‘总结者’‘组织者’自居”[17]。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北一辉，思想还是非常幼稚的，并非他思想的代表时期。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以达尔文社会主义为基础，包含了转变成专制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一些特点。“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崇尚于专制和扩张”[18]。在北一辉看来，日本社会的进化首先要使天皇一个人进化，要让天皇拥有绝对的无限权力。他的这种强调赋予天皇绝对权力的思想，尽管是反现代化的，但是却和当时社会上的潮流是一致的。日本也的确最终因为天皇的绝对权力导致了法西斯运动的实现。北一辉还崇拜过马克思，他认为在亚洲的现实下，阶级冲突的观点不恰当。日本的新社会秩序将在没有阶级战争的情况下达成，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所有亚洲国家从西方政经的宰制下解放出来，因此，日本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迫使西方推出，在全亚洲的重振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日本特别适合做领导，由于维持了最高的政治原则，帝国天皇无视西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入侵，他预见和西方决定性的军事对抗，来获得亚洲的和平和强大。

北一辉的思想变化，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天皇的看法上。早期他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强调天皇是有特权的国家的一分子，主权在国家，而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但在后来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他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他强调天皇是国民的代表，是国家的根本。为了明确天皇是国家的根本，应该“神武创立祖国、明治大帝之革命为准则”[19]，改革管制，让天下成为辅助天皇的工具，他还主张建立国家改造议会，但议会不能讨论天皇宣布的国家改造的根本方针。他还指出只有日本的天皇陛下才是“期待的国民之神格的信任”[20]。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的愿望都寄托在天皇的身上，他希望“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内停止实行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颁布戒严令”[21]。《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写成于一战之后，北一辉在中国完成。这本书出版后被日本当局封禁，但是在社会上和军部却被广泛流传。他在这本书中攻击为日本大众造成极端困境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剥削，认为明治体制创造了新的特权阶级，只能依靠革命起义才能将其摧毁，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倡导要用快速的改变策略推翻现存的官僚制领导，要重建权威结构，他相信日本可以去除西方政治体制和经济常例。他将这个方案成为“帝国革命”，因为他革命地重组国家和社会的计划中帝国原则是一个重要部分。北一辉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在这本著作中几乎是赤裸裸的。他说“英、美、德、俄无不背信弃义，恃日俄战争方得以保全之邻邦支那亦酬以排侮”[22]。北一辉主张在拥护天皇的前提之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内外政策以及军事方针等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而他提出的改造的目的就是“达到最大限度强化天皇专制制度、摆脱内外交困窘境的目的”[23]。北一辉对于天皇制度的这种近乎疯狂的拥护和崇尚，以及对于西方体制的抵制，不仅从日本主义中可以看出踪影，同样也可以和民粹主义者找出相似之处，反映的是他的赤裸裸的反现代化思想。从他提出的国家改造的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下面具体来谈一下北一辉提出国家改造的各个方面。政治改造方面，北一辉主张天皇拥有国民总代表的地位并行使大权，暂时废除现行的明治宪法，解散现有国会，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彻底改造、重组国家权力机构，现有国会由绝对拥护国家改造之根本方针的国家改造议会所代替，现有内阁由选自全国的改造内阁替代。按照北一辉的理论，改造后的日本新政府，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天皇专制政权。经济改造方面，北一辉提出了国家改造三大原则，目的在于限制私人资产。他还主张政府加设银行、航海、矿业、农业等七省，以加强收缴超额私人资产后的经济管理。北一辉的经济改造主张，目的就是通过强制性的资本积聚来巩固天皇专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对内政策放方面，北一辉提出保护“国民人权”和劳动者权利，主张保持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受教育权利和妇女权利在内的国民生活权利。可是他认为工人工资应该由劳动契约来决定，反对妇女参与政治，并要求全体国民绝对服从国家改造。北一辉的思想，可以说和世界上其他法西斯思想家相似，都是向民众做出许诺，从而使得更多人民向法西斯靠拢。在对外政策的改造方面，北一辉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俄国是北半球的霸主，而日本是国际中的无产者，因此应该在“正义名义下对其开战以夺取独霸地位”[24]。北一辉提出了对外扩张的三个国策，即“援助印度独立、确保中国完整、取得南方领土”[25]。北一辉的这些政策，看起来对中国、印度有利，实际上是企图把印度和中国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把南亚并入到日本。而且他还主张在朝鲜、台湾、澳大利亚、西伯利亚逐步推行他的国家改造原则。军事方面，北一辉认为日本应该建立可以对付俄国的大陆军和可以对付英国的大海军。他还主张在日本实行永久的征兵制度，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这些思路都是在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做准备。

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现在他不仅在内政、外交、军部各个方面鼓吹国家改造，赢得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加强天皇专制统治和争夺亚洲霸权的需要，更赢得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需要。从1931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等，都是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其中作祟。他的法西斯思想和日本其他的法西斯思想家相比，更加明确和体系化，因此被很多法西斯团体当作宗旨，也被军部的少壮派所信奉和遵循，将北一辉的“改造法案”奉为至宝。比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日本法西斯奉为经典。最后成为日本法西斯的行动纲领。陆军少尉西田税曾经在军队中组织了“天剑党”，并根据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制定纲领。西田税还自称为“小一辉”，跟随北一辉，成为北一辉日常事务的代理人。急进的矶部浅一说：“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绝对真理，一丝一毫都不许篡改。”[26]他的思想还影响了其他法西斯思想者，比如大川周明。大川周明曾经认为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不仅仅是抽象的改造论，而且提出了改造的具体方案。北君的法案第一次给暗中探索的人们以明确的目标”[27]。大川周明等人创办的犹存社也是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

归纳北一辉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拥护天皇的绝对权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否定明治维新之后的政权体制这几个方面。北一辉的思想和西方现代化批评的左翼存在着相似之处。“特别近于法国当代工团主义的暴力宣扬者索雷（Georges Sorel，1847-1922）”[28]。就像艾恺先生说的，“北一辉代表了对现代国家无能达成其保持日本独立，不受‘西方’（即官僚）影响的承诺的一种抗议。北一辉及许多日本思想家的最终目的，在于达成明治‘攘夷’及排除西方影响的承诺。”[29]但他的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民族在当时情绪的一个缩影。例如，日俄战争对北一辉的冲击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们畸形的情绪膨胀，北一辉更是开始鼓吹对外侵略。可以这样认为，是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同时也造就了北一辉。但是，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作为日本近代反现代化思潮中重要的一支，因为最终引导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征服的法西斯道路，尽管日本法西斯已经在二战后失败。二战在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需要为之付出代价和牺牲的。正如艾恺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的封底上所写的“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30]




参考文献：

（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化思潮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日）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 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董正华等著：《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周颂伦著：《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宁一：《了解日本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杨孝臣：《日本政治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年5月版。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李巨廉, 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陈秀武著：《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齐世荣主编，陈祥超等著：《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蒋学模编：《法西斯主义》，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发行，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再版。
（英）G.D.H.柯尔著，何光莱译：《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祝百英编：《世界法西斯运动》，中华书局，1936年版。
于德惠，赵一明著：《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日) 富永健一著 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王新生：《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未在国内正式发表。
盛邦和：《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见网页http://www.cngdsz.net/discourse/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4400
马万利：《试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反现代化思想渊源》，载《池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载《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王守华：《神道思想研究的现代意义》，载，《日本学刊》，1997年第3期。
金伟：《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贾卉，聂月岩：《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简评》，载《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4期。




[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P194。
[2] 同上，P194。
[3] 同上，P194。
[4] 同上，P194-195。
[5] 同上，P195。
[6]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P53。
[7] 同上。
[8] 同上。
[9] 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P123。
[10] 马万利：《试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反现代化思想渊源》，载《池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傅无退编：《日本与法西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P64。
[14] (日)座间胜平著，北平晨报编辑部译述：《日本法西斯运动》，北平晨报社，1933年版，P8-9。
[15] 转引自王新生：《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未在国内正式发表。
[16] 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17] 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18] 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19] 转引自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载《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20] 转引自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载《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21] 转引自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载《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22] 转引自：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23] 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24] 转引自：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25] 同上。
[26] 转引自齐世荣主编，陈祥超等著：《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P337。
[27] 转引自：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

[28]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P197。
[29] 同上，P197。
[30] 同上。P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