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个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80年代中国曾推进过打破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后来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阻碍高校打破官僚体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盛洪：教育体系的根本问题是过度的不当管制。换句话说，就是还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管理教育。教材、学位、教授资格、招生人数、专业设置甚至学位证书怎么印都是教育部一手掌控的。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部门利益造成的“寻租”现象屡屡发生。教育部相对于学校的权力过大，教育部门的官员去各个高校当校领导的情况时有发生，高校中的“官本位”愈演愈烈，这样发展下去就成了官僚治校，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最根本的弊端。

所以，我认为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限制这些行政权力过度集中的部门。教育改革，不应由教育部自身来推进。想要让部门自身进行改革，放弃已有的权力和利益，是非常困难的。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部门的改革都是由一个超脱于各具体部门之外的体改委来推进的，现在也不妨借鉴当时的经验，成立独立的改革机构。

 改革以前，曾经存在过很多主管工业各个领域的部门，它们负责给企业制定生产计划，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管制之下，企业逐渐丧失了活力。改革撤消了这些部门，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事实上，企业需要有自主发展的权利，管理部门只需给企业界定权利、制定规则就可以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只有“政校分开”，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的活力。

《21世纪》：90年代，以“211”和“985”工程为标志的教育制度改革将高校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转变为高校与教育部之间的关系，评估和拨款均由教育部决定，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是教育资源整合的大跃进，另一方面是行政体系禁锢了学术科研的发展。政府、教育部在对高校的管理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洪：政府应该扮演的是管制者的角色，而不是直接进行介入和干预。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私人物品的性质，因为我们需要付费才能获得教育服务；但是它对于知识的创新和探索又使其具备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因为它所探索出来的知识往往表现为一种公用知识，而不像专利一样，可以给学者带来商业利益。所以，政府就必须在这些方面提供公共服务或支持，以保证大学部分公共性质。

这种支持，并非像“211”工程那样完全靠行政分配，而是通过设立创新基金的方式，将政府的资金分成若干个基金会，对于创新成果进行奖励。各个基金可以成立专门的学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就像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样，对各高校的成果进行公平公开的评审，当然这几个基金会之间也存在竞争，这样才能达到资源的公平分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个高校和教育部对于拨款额度不停地进行讨价还价。在官本位的分配机制下，这些钱更有可能落到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手上，而落不到那些真正有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的人才手中。

在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要想实现教育上的起点平等，就需要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进行平衡，给予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多一些支持。

最后，政府应当维持学校间的竞争秩序，避免学校间的恶性竞争，维护公正的学术环境。

《21世纪》：有人将公立大学与中国的国企作比较，认为只有像给国企经营自主权一样给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可行性与效率问题？关键点在哪里？

盛洪：国有高校其实是比国有企业更糟糕的一种机制，国有企业在改革后政府给它断了奶，它们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政府是不会给高校断奶的，因为还有教育的旗号，永远关不了门。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民办大学可以和公办大学之间形成一种竞争，促使公办大学办得更好。

但是，目前的民办高校还不具备对国立大学构成威胁的能力，因为民办大学没有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再加上教育部门对民办大学各种各样的限制，使得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显著的不公平。

民办高校的优点是它们的灵活性。现阶段的民办院校倾向于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这些院校的定位就是面向大众、面向就业市场，而不是培养精英的大学，所以它们在专业设置上比较贴近于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现在的国有高校最大问题是和就业市场严重脱节。在就业针对性上，民办院校要比国有高校有优势。

《21世纪》：此次教育改革方案正在征求意见当中，您认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把握改革的先后顺序和节奏？

盛洪：尽管教育领域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我们并没有把物质生产领域的改革经验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来。教育是“生产”人才的领域，比物质生产更重要。为什么在人才——这一最活跃的要素的“生产”中还要采用计划经济的老方法呢？这只能导致对我国人力资源潜在价值的扼杀。

教育改革长久以来没有继续推进的原因是某种“教育特殊论”，因为教育部门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实行过度的行政管制，拒绝放弃行政权力。在我看来，意识形态的旗号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教育部门的很多管制都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比如大学招收多少人、学费是多少等等，都与意识形态无关。所以教育部门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意义，以此为借口实行过度的管制，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更进一步，我们的教育要实行“意识形态中立”的原则。总之，我们要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推进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