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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溪贵:儒教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 
作者:[李溪贵] 来源:[] 2009-11-0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仅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化历史就有五千余年,记录中华文化的文字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宋体等等。中华文字以“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这四个属性全面完整地描绘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中华文字的这四个属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出了比其它任何文字所望尘莫及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优越性。但是,在用中华文字所表述的中华文化中既存在着精华,也存在着糟粕。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与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但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与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追求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是反对科学的,并且又是装扮为科学的伪科学;只有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积极努力地追求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是探索科学和拥护科学的。那么,在中国,孔儒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孔儒文化在哲学中的落后和在政治上的服务于封建帝王和封建制度之反动,就形成了中华文化中的糟粕。

一、儒教思想之反动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漫长的原始社会、以及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着“机械论”,禁锢了社会的发展。孔子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愚民思想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数千年不变,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机械论”的具体表现。在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受到“机械论”的束缚,严重地禁锢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孔子在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维护奴隶主和地主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观点。而孔子在任鲁国的司寇不到三个月内,就诛杀了自己的政敌少正卯。可见,他只是排除异己,其“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仁义道德”都是假的。孔儒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生由命,富贵在天。”等宿命论的机械论观点,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机械论愚民思想。
    《论语》的第十三章《子路》篇中记载: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意思是说: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个地方有正直、正义感的人是:他的父亲偷了羊,而他的儿子出面告发作证。”孔子则说:“我们那个地方有正直、正义感的人与你们那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这就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假仁假义的“正直、正义感”。
    《庄子?天道》中记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也,安取道哉!其意思是说:君在先而臣从其后,父在先而子从其后,兄在先而弟从其后,长在先而少从其后,男在先而女从其后,夫在先而妇从其后。尊和卑有先有后,天和地就是如此运行的,所以圣人效法天地规定了人伦等级。天为尊,地为卑,这都是神明之位;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就是一年四时的顺序;万物生长,萌芽和分支各有自己的形状,春夏萌芽茂盛到秋冬衰落死亡,这就是变化的程序。天和地最为神明,还有尊卑先后的顺序,何况是人道呢!宗庙里崇尚亲缘,朝廷里崇尚尊贵,乡村崇尚长者,任事崇尚贤能,这就是大道的顺序。论道却否定道的尊卑先后顺序,所谈论的就不是真正的道;论道却否定真正的道,怎么能遵循于道呢!这些就是庄子的机械论观点。
    而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主子—奴才”——“在外做奴才,在内做主子”,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关系的。于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就产生和存在着:皇帝面前做奴才,离开皇帝做主子;高官面前做奴才,离开高官做主子;面对强者做奴才,面对弱者做主子;……面对洋人做奴才,面对国人做主子。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是存在的。总之,都被机械地压制成了一副奴才相和奸相,心甘情愿地践行着“在外做奴才,在内做主子”的恶习,自惭形秽,最终成为卖友求荣、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种人是存在着的。比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把“主子和奴才”予以制度化的“太监制度”——阉割男人的生殖器官,彻底消除了男人的生理欲望和生育能力,既说明了“太监制度”的残酷性,又说明了就是有人甘愿做奴才的劣根性。但是,太监又决不会放弃做自己的奴才的主子的任何机会。皇帝的重要特权就是国人的最高主子,无偿地占有全国的男人和女人,并在无偿地占有了全国的男人和女人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之后,更是无偿地占有着女人的肉体,并形成了“宫女制度”——关进“深宫”不得见其它任何男人!即使是在奴役女人的肉体之时,也不给女人喘息的机会。而唐朝的女皇帝武则天尽管没有制定和实施“宫男制度”,但也在事实上养着“宫男”,迫使“宫男”取悦于自己,不得取悦于她人。可见这种劣根性是多么地丑陋、多么地无情残忍。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换了皇帝——主子,换了大臣——奴才,不换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子—奴才”的精神和意识机械地照搬照用,延续了两千余年。
    当今的“买官卖官”现象,作为“买官”者是甘心做顶头上司的奴才,又一心想着统治别人做主子;作为“卖官”者则尽享做主子的欢乐,在那里批发官位、收购奴才。这种“主子—奴才”的“劣根性”就存在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之中。这种“劣根性”导致人们都想做“主子”、不想做“奴才”,争做“窝主”,大搞“窝里斗”,“主子”出卖“奴才”——统治者出卖劳动者,“奴才”出卖“主子”——卖主求荣,甘作“洋主子”的奴才——汉奸;导致人们都不愿意做“下等人”所做的工作——统治者鄙视劳动者;导致人们的“官本位思想”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期”——热衷于“买官卖官”;导致求官者为着个人的私利和损人利己、损害社会利己而为官,并不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为官。主观机械唯心主义最终导致人们都脱离劳动、脱离社会实践,无法正确地认知和改造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并使得社会走向僵化和混乱。这些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儒教的余毒。
    中国儒教是崇拜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被列为“九流”之首。学说主要内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君为臣纲”和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仁义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战国时儒家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自董仲舒始推汉武帝弃百家、独遵儒家思想之后,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自此,孔子之儒教的“一丑”遮盖了诸子百家的“百丑”,同时也遮盖了诸子百家的“百好”,导致中华两千余年独遵儒术,改朝换代却是人性与社会文明停滞不前。孔子、董仲树和汉武帝成为中华民族之罪人之最。儒家学派为适合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总是主观唯心地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新的“儒家学说”。在西汉,出现了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末明初,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期以后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五四运动的前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但由于儒家学说统治中国二千余年,它的经典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标准思想工具,至今“阴魂”不散。
    这种“机械论”与主观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的人类社会观,被封建统治者所充分利用,使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代压制了一代,不能超越,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积极发展。孔子儒教的“夫为妻纲”更是严重地限制和剥夺了妇女的人身权利,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一夫多妻,女人一旦成为男人之妻,就必须服从于这个男人,其丈夫死后也不能改嫁,寡守晚年,甚至用生身陪葬;所生之子又必须服从于自己的父母,其子所取之妻又重复这个循环,脱离不了这个怪圈,——就在封建社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连妇女的取名权都给剥夺了,终生缠脚,少女不出家门,女人不能参入社会活动,女人仅仅成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机械式的“生育工具”,严重地束缚着妇女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的自由发展。这种一成不变的主观唯心主义“机械论”的“夫为妻纲”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样,同样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统治了长达二千余年,严重侵害了妇女的人身权利,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积极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以中国儒教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世界观为代表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作用则是以“三纲五常”、“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代表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禁锢了中国社会发展两千余年。以中国道教的客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代表的客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作用则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无为而治”、“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赋;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的政治思想同样也禁锢了中国社会发展两千余年。它们都抑制和阻挡了与它们同时代建立起来的追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积极发展,尤其是在西汉时期由董仲舒和汉武帝所确立的“弃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则彻底阉割和封杀了诸子百家及西汉同时期中的绝大多数哲人所具有的追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们都严重地阻碍和禁锢了中国社会进行科学探索的积极发展,并且它们的阻碍作用都延续至今,主观机械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及其政治思想死灰复燃。但是,尽管它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探索的积极发展,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但它们却为我们珍藏和节约了自然资源于地下。只是非常令我们愤怒和痛心困惑的是:它们为我们珍藏和节约的地下自然资源却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肆意瓜分和掠夺,又被我们当代人所肆意挖掘和无情地浪费。

二、《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孔子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中国儒教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语》的第一章《学而》篇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意思是:有子说:“孝敬父母、尊爱兄长的人当中,极少有犯上的习性;没有犯上习性的人,更不会有作乱的习性;君子立于本性,本性确立之后,就生成了做人之道。孝敬父母、尊爱兄长就是仁人之根本。”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其意思是:子夏说:“贤人轻视女色,能够竭尽自己的能力侍奉父母,能够豁出自己的生命侍奉君王,结交朋友讲信用。虽然未必学习过圣人之道,我就一定会说他学习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意思是: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看他的志向,父亲离世后观看他的行为。如果在三年之内不改变对父亲的处事之道,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孝子了。”
    《论语》的第二章《为政》篇中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意思是: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就能独立于人世,四十岁就处世不困惑,五十岁就知道了天命所归,六十岁就能听进不同意见而不会反驳,七十岁做事就能随心所欲,不会超越规矩。”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意思是:子张问:“未来十个朝代的立法制度可以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朝起因于继承了夏朝的礼制,所减和所增是可以知道的;周朝起因于继承了殷朝的礼制,所减和所增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或许继承了周朝的礼制,即使是传承百朝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
    《论语》的第三章《八佾》篇中记载: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其意思是:孔子说:“君子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也必定是参加射箭比赛!参加射箭比赛也是互相作揖谦让之后上场,下场后互相敬酒。这就是君子之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意思是:定公问孔子说:“国君役使臣子,臣子为国君做事,都应该如何相互对待?”孔子回答说:“国君役使臣子以礼相待,臣子为国君做事就会效忠。”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管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们,管氏亦树塞们。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其意思是: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得很!”有人问:“管仲勤俭吗?”孔子回答说:“管仲有储藏钱币的府库,管事的人员都是专职而不是兼职,怎么能说管仲勤俭呢?”又有人问:“那么管仲知道礼制吗?”孔子回答说:“国君在大门口树立照壁,管仲也在大门口树立照壁。国君为了与别国的国君友好往来,在厅堂上设置放置酒器的柜台,管仲也在厅堂上设置放置酒器的柜台。如果说管仲知道礼制,哪还有谁不知道礼制的?”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其意思是:孔子说:“处于官位不宽宏大量,举行礼仪不恭敬严肃,参加丧礼不悲痛哀伤,对于这种样子我怎么能够看得下去呢!”
    《论语》的第四章《里仁》篇中记载: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其意思是: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情的处理,没有一定要做到合适的,也没有一定不要做到的,而是要服从于义。”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其意思是:孔子说:“君子胸怀道德教化,小人胸怀乡土田宅;君子胸怀刑罚法度,小人胸怀小恩小惠。”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其意思是孔子说:“能够以礼让的规则来治理国家,还能有什么困难?如果不能以礼让的规则来治理国家,又如何能够实施礼制呢?”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意思是:子游说:“为君主做事,如果频繁地反复提意见,就会招致羞辱;与朋友相处,如果频繁地反复提意见,就会造成疏远。”
   《论语》的第五章《公治长》篇中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其意思是:孔子评定子产具有君子的四种美德:“他自己的行为庄重,他为君主做事也恭敬,他教养百姓也行使恩惠,他役使百姓也合乎道义。”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讼者也。”其意思是: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看到能够发现自己的过错而在自己的内心责备自己的人。”
    《论语》的第六章《雍也》篇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其意思是: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智,孔子回答说:“专心致力于倡导百姓应该遵从的道义,既要敬鬼神,又要远离鬼神而不可以依靠鬼神賜福,这就是智。”樊迟又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仁,孔子回答说:“有仁德的人,首先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将获得的成果放在后面而不计较,这就可以说是仁了。”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其意思是:孔子说:“有智慧的人酷爱水的属性,有仁德的人酷爱山的属性。有智慧的人好动,有仁德的人好静。有智慧的人常乐,有仁德的人长寿。”
    《论语》的第七章《述而》篇中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吾老彭。”其意思是:孔子说:“传述古籍而不进行创新,相信并爱好古代的文化,我私下里把自己比作为老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其意思是:孔子说:“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依靠在于仁,在六艺中进行游览。”子曰:“不愤不启,不排不发。举一偶不以三偶反,则不复也。”其意思是:孔子说:“我不到学生苦思冥想而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他;我不到学生想说而不能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他。我告诉他一个角落的样子而他不知道其它三个角落的样子,我就不再教他了。”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意思是:叶公询问子路有关孔子的情况,子路不知道如何回答。孔子说:“你怎么不这样说:他做人是发愤进取时忘记了吃饭,快乐时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就要到来,如此而已。”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意思是:孔子说:“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只是喜欢学习古代文化,是一个精明地求得知识的人。”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意思是:孔子说:“君子的心胸宽广而坦荡,小人的心胸狭窄而忧愁。”
    《论语》的第八章《泰伯》篇中记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其意思是:孔子说:“只是态度恭敬而没有礼制约束就是徒劳,只是处事谨慎而没有礼制约束就会畏惧,只是勇敢而没有礼制约束就是作乱,只是直率而没有礼制约束就会被绞杀,君子忠实于亲族,百姓就会兴旺于仁德;君子不遗忘故交旧友,百姓就会厚道而不偷盗了。”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背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其意思是:曾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就会悲哀地鸣叫;人将要死的时候,就会善意地说话。君子有三个方面尊贵于道义:使容貌态度谦和严肃,这样就可以避免粗暴急躁和放肆怠慢;使脸色庄重正派,这样就接近于诚实守信;说话温文尔雅,这样就可以远远地避免鄙视和背理。至于祭祀的礼仪等事情,自然就有司仪去办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意思是:孔子说:“兴旺在于《诗经》,规范在于礼制,成功在于礼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是:孔子说:“统治百姓,只可以使百姓沿着统治者指定的路线走,而不可以让百姓知道为什么这样走。”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意思是: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参谋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论语》的第九章《子罕》篇中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第子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其意思是:达巷那个地方的人说:“孔子伟大呀!虽然他的学问渊博,可惜他没有可以建立声誉的一技之长。”孔子听到这话之后,对他的得意门生们说:“我应该专心于什么技艺?学习驾车还是学习射箭?我还是驾车吧。”
    《论语》的第十章《乡党》篇中记载: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与与如也。其意思是说:孔子在朝廷上,当君王不在时与同级的下大夫说话刚直和悦;与上大夫说话,谦虚谨慎,和颜悦色。君王在时,孔子表现出恭敬畏惧,小心翼翼地慢步行走。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躣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躇如也。其意思是说:孔子走入诸侯国君王的大门时,象鞠躬一样非常恭敬,就像是不容他直着身子走进去一样。站立时不站在门的中间,行走时不踩着门槛。经过君王的席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加快,说话细声细气。提着衣服的下摆向厅堂上走的时候,低头躬身,屏住呼吸。出来时,走下一级台阶,才舒展脸色,显示出特别轻松的样子。走完台阶,快步向前,姿态就像鸟儿展翅飞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还要表现出恭敬而又不安的样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其意思是说:君王传令召见,孔子并不等待马车驾好,就先步行进见了。见齐衰者,虽狎,必辨。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其意思是说:孔子见到穿孝服的人,即使是关系密切,也一定要把态度变得严肃起来。见到穿着官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他狂妄自大,也一定要对他有礼貌。乘车途中遇到殡葬者,遇到背着书籍者,都要卧伏在车前的横木上。做客时遇到丰盛的宴席,一定要把态度变得庄重。
    《论语》的第十一章《先进》篇中记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其意思是说:颜渊死的时候,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不管有没有才华,都应该说是自己的儿子。鲤死了,只有棺而没有椁。我不能卖掉车子去给颜渊买椁。因为我曾经做过士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其意思是说:子张向孔子询问做善人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道德学问也就修养不到家。”
    《论语》的第十二章《颜渊》篇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意思是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齐景公说:“很好呀!果真是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得到并享受吗?”
    《论语》的第十三章《子路》篇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其意思是说:樊迟向孔子请教学习怎样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向孔子请教学习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小人!统治者实行好的礼制,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实行好的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讲信用,百姓就不敢不讲实情。这样做,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
    《论语》的第十四章《宪问》篇中记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其意思是:孔子说:“不在那个职权位置,就不要参谋那个职权位置上的政事。”曾子说:“君子考虑事情,不超出他的职权位置所管辖的范围。”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其意思是说:子路在石门住宿。早晨看守城门的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回答说:“自孔子那里来。”看守城门的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成偏要坚持去做的人吗?”
    《论语》的第十五章《卫灵公》篇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意思是:子贡请教孔子说:“有一句话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回答说:“就是恕!自己所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别人去做。”
    《论语》的第十六章《季氏》篇中记载: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未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其意思是: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产生三种过失:君子还未说到,你就先说了,这叫做急躁;君子已经说到,你还不说,这就叫做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就叫做瞎子。”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意思是:孔子说:“君子有三个敬畏:敬畏天命所归,敬畏权威,敬畏圣人说的话。小人不知道天命所归,而不知道敬畏,蔑视权威,辱骂圣人所说的话。”
    《论语》的第十七章《阳货》篇中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曰:“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其意思是说: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回答说:“君子把礼义看作为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做强盗。”子贡问:“君子也有憎恨别人之事吗?”孔子回答说:“有憎恨别人之事:憎恶宣扬他人坏处的人,憎恶处在下位而讥笑处在上位上的人,憎恶勇敢而不讲礼义的人,憎恶勇敢而刚愎自用的人。”孔子问:“你也有憎恨别人之事吗?”子贡回答说:“我憎恶偷袭别人的东西自以为聪明的人,憎恶把不谦逊当作勇敢的人,憎恶把讥笑别人的短处当作正直的人。”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很难相处培养的。亲近了,她(他)们就不讲礼义;疏远了,她(他)们就会怨恨你。”
    《论语》的第十八章《微子》篇中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意思是说:子路跟从着孔子周游列国时,落在后面,路上遇到一位老人家,老人用木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向老人家问道:“您见着我的老师了吗?”老人回答说:“你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的老师?”老人把木杖立在地上,除草去了。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在自己家里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并让两个儿子拜见了子路。第二天,子路告别老人家上路,并把这件事情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于是,就让子路返回去寻找老人家。子路回到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从政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名份又如何能够废弃?只想着洁身自好,却乱了君臣之间最大的伦理。君子从政做官,就是为了实施君臣之道义。已经知道了不能遵道而行的原因了。”这些就是记载在《论语》中的孔子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它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儒教在中国的随意发挥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古代哲人对孔儒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严厉批判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哲人就极力反对机械论。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就在《吕氏春秋》中批判了各种机械论观点。《吕氏春秋·察今》中记载: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其意思是说:国君为什么不沿袭古代帝王的法制呢?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制不完善,而是不能对它照抄照搬。古代帝王的法制也是经过前世而流传下来,人们对它有增有减,谁又照抄照搬过?即使没有人对它进行增加或删减,也不能照抄照搬。东夷和华夏的名称,古代和今天的法制,术语和法典都不相同,所以古代的名称就与今天的语言有很多不相通用,今天的法制就有很多不能与古代的法制相适合。民俗不相同,就与这种情况相类似。他们的想法都相同,但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口音含混的名称不同一,就象船、车、衣服、帽子、味道、声音、色彩不相同一样。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反过来相互诽谤否定。天下有学识的人大多数能言善辩,言辞犀利,不追求切合实际,专心于诋毁对方,并以压倒对方为目的。古代帝王的法制怎么可以照抄照搬呢?!虽然可以得到古代帝王的法制条文,也还是不可以照抄照搬。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制,都有适合于时代的要点。时代不会与法制同时流传下来,古代的法制条文虽然会流传下来,也还是不可以照抄照搬。所以要考察古代帝王施行法制,效法古代帝王之所以立法的根本依据和方法。古代帝王之所以立法的根本依据和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帝王之所以立法的根本依据和方法就是因人的情况而异,而我们也有着不同的人的情况。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了解别人,考察今天就可以了解古代。古代和今天一样,古人与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认知和掌握规律的有识之士贵在从今天认知长远,从今天了解古代,有益于所见到的,并知道所不曾见到的。所以说,审视堂下的阴影,就知道太阳和月亮所在的方位和阴阳变化的规律;看到瓶中的水所结的冰,就知道天气的寒冷和水中的鱼鳖所躲藏的地方;品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整锅肉的味道和肉味调和的情况。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其意思是说:楚国人要袭击宋国,就派人在澭水河的岸边做出了渡水的标志。但是,河水暴涨,楚国人又不知道,在夜间从有标志的地方渡河,就被暴涨的河水淹死了一千余人,士兵和战马惊骇溃败的状况就象房屋的墙倒塌一样。在先前作标志的时间内可以引导渡河,现在的河水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暴涨,楚国人仍然沿着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国王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制就与楚国人渡河相类似。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制时代不一样了,还要说“这就是古代帝王的法制”进行效法并用来治理国家,这岂不可悲吗?!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法制就会造成混乱,只遵循旧有的法制而不进行改变就会背离法制,背离法制造成混乱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时代变了,时间不一样了,改变法制就是合适的。这就好像有才能的医生一样,病情变化万千,治病的药方也应该变化万千;病情变了而药方不变,想保证病人的寿命就是事与愿违了。所以,做事情一定要遵循法律来行动,修订法律要随着时代而变化。按照这个结论做事就不会产生错误和失误了。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於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於此。其意思是说:不敢谈论法制的人是平民百姓,死守成法的人是官吏,因时变法的人就是贤明的君主。所以说天下有七十一位圣明的帝王,他们的法制建设都不相同,不是故意相对立,而是因为时代和情势不一样了。所以说:只希望好剑能够快速斩断,并不是为了好看;只希望好马日行千里,并不希望它徒有虚名。能够成就功名的就是古代帝王的千里马。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中掉入江中,便在船边刻上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入江中的地方。”等到船靠岸停止后,就从船上刻着记号的地方跳入江中寻找。船已经运行了,剑却没有运行,如此这般寻找剑,不是糊涂吗?!用旧有的法律治理国家,不也是与刻舟求剑一样糊涂吗?!时代已经变化了,如果法律不变,如此治国,岂不艰难吗?!有一个走在江边的人,看见一个人要把一个婴儿投入江中,婴儿啼哭着,别人探问其缘故,抛婴儿的人说:“这个婴儿的父亲善于游泳。”婴儿的父亲善于游泳,他的孩子岂能善于游泳吗?!如此这样照抄照搬,任何事物都必定会相互背离。楚国人治理国家就类似于这样照抄照搬。
    《庄子·天运》中记载: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啮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吻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意思是说:孔子拜见老子谈论仁义。老子说:“播除谷糠,谷糠就会迷入眼睛,人就会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人被蚊虻咬伤皮肤,就会彻夜难眠。仁义扰乱毒害人心,这是莫大的祸乱。我与你要使天下的民众不失去真正的本根,就要随风而动,就要遵循天道之德而立身,又何必疯狂地击鼓去寻求死去的孩子的灵魂呢?鸿鹄不用天天洗澡也白净,乌鸦不用天天染黑也黑亮。黑和白的本根不足以辩论,名誉的荣耀不足以夸大。泉水干涸了,鱼儿就等于是归于陆地,只有以濡沫对吻以获得湿润而求生,他们就不如在江湖里彼此相忘。”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万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其意思是说:子贡说:“三皇五帝的治国策略不相同,但他们都获得众口一致的褒贬。这如何解释?”老子回答说:“年轻人,你过来!你为什么说不同?”子贡说:“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禹用智力治天下,而汤用兵力治天下,文王顺从商纣而不敢反叛,武王反叛纣王而不肯顺从他,这就是他们的不同。”老子回答说:“年轻人,你过来!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是如何治理天下的。皇帝治理天下,使得民心归一,民众中有人死了亲人不嚎哭也没有人非议他。尧治理天下,使得民心亲爱,民众中有人死了亲人被降级服丧也没有人非议他。舜治理天下,使得民心散乱,民众中孕妇怀胎十月生孩子,所生的孩子五个月之后就能说话,不满周岁就能识别人,于是有人短命夭折。禹治理天下,使得民心大变,人有杀伐之心而认为用兵顺理成章,杀死盗贼不叫做杀人,自以为是而争夺天下,这样天下的民众惊骇大乱,儒家和墨家并起争论如何治理天下。开始时还有些道理,而当今又妇女,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告诉你:三皇五帝的治理天下,名义上说是治天下,实际上是乱天下而无不及。凭三皇的智慧,上蔽日月之光辉,下犯三川之精要,中坏四季之运行。他们的心智之毒如同蛇蝎,他们的兽性少见,这些就是他们使得民众生命不得安宁的情况。他们还自封为圣人,不是可耻吗?!他们就是无耻!”子贡心惊胆战,站立不安。
    《论衡·书虚》中记载: 传书言:孔子当泗水而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称论,皆言孔子之後当封,以泗水却流为证。如原省之,殆虚言也。夫孔子死,孰与其生?生能操行,慎道应天,死,操行绝,天佑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应,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时,推排不容,故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生时无佑,死反有报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无佑,孔子之死独有天报,是孔子之魂圣,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无知,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则,孔子生时,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时,功德应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盖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其意思是:流传下来的书籍中记述说:孔子向着泗水安葬,泗水因为孔子而回流。这话是说:孔子的品德能使得泗水回流,以避免冲坏了孔子的坟墓。世人都深信不疑。如是这般,儒家评论称颂,都说应该对孔子的后代封官加爵,并以泗水回流为证据。开始考察这件事情,这全部是空虚的言论。孔子死后,与他生前比较又是怎么样?他生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谨慎地遵循天命,死后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如果上天保佑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三皇五帝为他送来吉兆,都应该在他生存的时候,而不是在他死亡之后。孔子在活着的时候被排斥拒绝,仕途中不容纳他,所以孔子忧愤地感叹说:“吉祥的凤鸟不飞来,黄河也没有图腾出现,我这辈子就如此完了。”孔子活着的时候没有上天的保佑,反而在死后就有上天的报答吗?!孔子死亡与三皇五帝死亡一样。三皇五帝都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孔子死亡独有上天的报答,这岂不是说孔子的灵魂圣灵,而三皇五帝的灵魂就不是那么神明了吗?!泗水是无知的,如果说是天神使得泗水为孔子回流,那么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天神怎么不让人们尊重和敬爱孔子呢?如同泗水回流,上天要对孔子的后代封官加爵,那么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公德顺应上天,上天不加封孔子自身,反而要加封孔子的后代吗?!这或许是河水顺应自然偶然出现回流而已。江河流水有迂回的地方,众多江河的流向中,或许有些江河会改变河道,这与河水回流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泗水回流,也就不是天神所作出的加封孔子后代的奇怪事情了。
    《论衡·问孔》中记载: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何谓不受命乎?说曰:受当富之命,自以术知数亿中时也。夫人富贵,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术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为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夫谓富不受命,而自知术得之,贵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无不受贵命而自得贵,亦知无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贵矣,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望绝无翼,称“已矣夫”自知无贵命,周流无补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贵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谓赐不受富命,而以术知得富,言行相违,未晓其故。或曰:“欲攻子贡之短也。子贡不好道德而徒好货殖,故攻其短,欲令穷服而更其行节。”夫攻子贡之短,可言赐不好道德而货殖焉,何必立“不受命”,与前言“富贵在天”相违反也?其意思是:孔子说:“子贡不接受天命的安排而热衷于做买卖,常常猜对市场的变化行情。”什么叫做“不接受天命的安排”呢?有人回答说:“就是不能担当富贵命,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常常猜中物价涨落的机会。”人的富贵是上天的安排吗?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获得呢?如果来自于上天的安排,依靠聪明和智慧就不能够获得;如果来自于人的聪明和智慧,孔子为什么要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呢?如果说“富”不受“贵命”的安排,而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获得的话,那么“贵”也可以不受“命”的安排,而依靠自己的努力求得。如果世界上没有不受“贵命”的安排而求得“贵”,那么也就没有不受“富命”而获得的“富”。现在的事实是:孔子并没有获得富贵,周游列国求取封官加爵,对各国诸侯进行游说,智慧和策略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不得不回到鲁国的家乡去写《诗》、写《书》,极端绝望,发出了“我算完了”的哀叹。孔子知道自己没有“贵命”,周游列国没有收益。孔子知道自己不受“贵命”,周游列国极力追求又不能够获得,就说子贡不受富命,却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求得富,言论与行动相背离,又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或许说:“孔子要攻击子贡的短处。子贡不进行道德修养反而喜好市场投机,所以攻击子贡的短处,是为了让子贡宾服孔子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节操。”那么,攻击子贡的短处,可以直接说子贡不进行道德修养反而喜好市场投机,何必立定“不接受天命的安排”,并与前面所说的“富贵在天”相互背离呢?这就是王充对孔子“天命观”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
    《论衡·书虚》中记载:  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案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如才庶几者,明目异於人,则世宜称亚圣,不宜言离朱。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昌门之外,望太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太山之上,察白马之色!色不能见,明矣。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何以验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见百里,则耳亦不能闻也。其意思是:流传下来的书籍中记述说:颜渊与孔子一起登上泰山,孔子看到东南方向上的吴阊门外拴着一匹白马。指引给颜渊看并说:“你能看到吴阊门吗?”颜渊回答说:“看到了。”孔子说:“门外有什么?”颜渊回答说:“就象是拴着一条白绸缎一样的东西。”孔子揉了揉颜渊的眼睛,并纠正了颜渊的说法,一起下山。下山之后,颜渊的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不久之后就病死了。都是精力不及孔子,自己强行用尽精力,使得自己的精华竭尽,过早地夭折死亡。世人听说之后深信不疑。而实际考究,全部是空虚的言论。查看《论语》的全文,并不见这种说法。查看《六经》传书,也不见这种说法。如果颜渊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就与圣人类同,孔子和诸子各位有什么避讳而不能说的呢?人的眼睛所能够看到的距离不过十里,超过十里就看不到。这不是人的视力所能够看清楚的,是因为太远了。……查证鲁国与吴国的距离有一千多里,即使是古代视力极好的离朱相望也绝对看不到,况且是颜渊怎么能够看清楚呢?如果才能与孔子相差无几,明亮的眼睛与众不同,那么世人应该把他称之为亚圣,与离朱相比就不合适了。人的视力能够看清楚大的物体,对小的物体就难以看清楚了。就是让颜渊在吴阊门外遥望泰山的形状,也绝对看不到;更何况是让颜渊站在泰山上遥望吴阊门外的白马呢!颜色不能凸现,这是很明确的了。不仅是颜渊看不到,就是孔子也看不到。用什么来检验?耳朵和眼睛的作用距离是类似的。眼睛与耳朵一样,都不能看到和听到百里之外的一切。
    《论衡·问孔》中记载: 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问曰:孔子妻公冶长者,何据见哉?据年三十可妻邪?见其行贤可妻也?如据其年三十,不宜称“在缧绁”;如见其行贤,亦不宜称“在缧绁”。何则?诸入孔子门者,皆有善行,故称备徒役。徒役之中无妻,则妻之耳,不须称也。如徒役之中多无妻,公冶长尤贤,故独妻之,则其称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缧绁”也。何则?世间强受非辜者多,未必尽贤人也。恆人见枉,众多非一,必以非辜为孔子所妻,则是孔子不妻贤,妻冤也。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诚似妻南容云:“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於刑戮。”具称之矣。其意思是:孔子说:“可以把女儿嫁给公治长。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但并不是他有罪。”于是,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治长。试问: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治长,发现有什么根据吗?就是根据公治长年龄三十岁应该结婚,就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吗?还是看到公治长的人品好,就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呢?如果说根据公治长年龄三十岁应该结婚,那就不应该说他“在监狱里”;如果说是看到公治长的人品好,也不应该说他“在监狱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进入孔子门下的人 都要有孔子所说的好的人品,只有如此才能做孔子的看门弟子。如果看门弟子当中只有公治长没有妻子,就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也不需要再加以称赞。如果说看门弟子中有多人没有妻子,只有公治长的人品更加突出,所以只把女儿嫁给公治长,那么孔子称赞公治长的时候就应该罗列他的品行,而不应该说他“在监狱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无罪被强行治罪的人很多,但也未必都是贤人。平常的人被冤枉的就有很多,情况则各不相同。如果一定认为公治长无罪坐监狱,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孔子就不是把女儿嫁给贤人,也只是把女儿嫁给被冤枉的人了。考察孔子称赞公治长,其中也只是说公治长无罪,并没有述说公治长的人品和才能。如果说公治长的人品在实际上不好,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就不对了;如果说公治长的人品在实际上很好,孔子称赞他又不具体罗列,也是不对的。确实应该和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南荣时所说的南荣“国家有道不被罢官,国家无道不被治罪。”一样,具体把人品罗列出来进行称赞。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卫灵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说,谓孔子也。孔子解之曰:“我所为鄙陋者,天厌杀我。”至诚自誓,不负子路也。问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厌杀之,可引以誓;子路闻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为天所厌者也,曰“天厌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击杀人,水火烧溺人,墙屋压填人。如曰“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填我”,子路颇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祸,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晓解而信之?行事,适有卧厌不悟者,谓此为天所厌邪?案诸卧厌不悟者,未皆为鄙陋也。子路入道虽浅,犹知事之实。事非实,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称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成事,颜渊蚤死,孔子谓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虽浅,闻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实。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厌之!”独不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当死,天安得厌杀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厌之”,终不见信。不见信,则孔子自解,终不解也。其意思是说:孔子与南子相会,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了卑鄙的事,上天杀我!上天杀我!”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他邀请了孔子相会。子路之所以很不高兴,是认为孔子与南子有行为。孔子解释此事说:“我如果做了卑鄙丑陋的事,上天杀我!”这是孔子真诚地起誓,表明自己没有欺骗子路。试问:孔子自我辩解,就能够解释清楚吗?假使世人曾经有过卑鄙丑陋的行为而被上天杀死,就可以引用“上天杀我”来起誓,使子路听后深信不疑。今天不曾见过被上天杀过的人,发誓说“上天杀我”,子路肯定会相信吗?常见的事实是:雷击死人,水淹死人和火烧死人,房屋、墙壁倒塌砸死人。如果说:“雷击死我”,“水淹死我和火烧死我”,“房屋、墙壁倒塌砸死我”,子路还会相信。现在引用不曾有过的祸端向子路起誓,子路那里能够明确地知道结果并一定相信孔子呢?有这样一件事:恰恰有一个人卧着睡觉因为屏气休克死亡,孔子是否会说这是被上天杀死的呢?但是,考察卧着睡觉因为屏气休克死亡的人并不是都因为做了卑鄙丑陋的事。子路求道虽然不深入,也还是能够认知事情的真相的。事情不真实,孔子起誓,子路必定不得其解。并且孔子常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如果是这样,人由生到死自然就有长命和短命,并不在于品行的行善还是作恶。现在的事实是:颜渊早早地就死了,孔子说他短命。由此可以认为:短命早死的人必定做过卑鄙丑陋的事情。子路求道虽然不深入,听过孔子的话,还是知道死生的真相的。孔子发誓“我如果做了卑鄙丑陋的事,上天杀我!”但独不对子路说:“你只有命不当死,上天怎么能杀死你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对子路发誓说“上天杀我”,最终也不会被相信。最终不会被相信,孔子的自我解释最终也是解释不清楚。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问: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其意思是说: 子贡问孔子如何执政。孔子说:“要有足够的粮草,要有足够的军备,要让人们诚实守信。”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从这三项中首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军备。”子贡又说:“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这两项中再去掉一项,应该首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草。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民众不诚实守信国家就不能够稳固了。”由此可见:诚实守信至关重要。试问:假使治理国家没有粮草,民众饥饿,抛弃了礼义。礼义被抛弃,诚实守信又如何建立?流传下来的书籍中记述说:“粮仓充实,民众就知道礼节;丰衣足食,民众就知道荣辱。”礼让产生于富裕,争夺产生于贫困。现在说“去掉粮草”,那么诚实守信能够成立吗?……孔子教导子贡“去食存信”,又会怎样呢?去掉诚实守信一项,留存粮草,虽然没有留存诚实守信一项,但诚实守信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去掉粮草一项,留存诚实守信,虽然留存诚实守信一项,但诚实守信也不会建立起来。
四、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有我”思想境界
    主观唯心主义信奉人的“主观意志”,认为人可以主观臆断地改变和创造万事万物,以“我”为中心,必须进入“有我”状态,达到和实现“有我”的思想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有利于自己的良好发展;人类在信奉和遵循自己的“主观意志”的基础上,互相竞争,保持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在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下自由发展。这就使得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停留在本能中的“有我”思想境界。
    《论语》的第一章《学而》篇中记载: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果,则勿惮改。”其意思是说: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的知识就不坚固。要亲近忠诚讲信义的人,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畏惧改正。”这里的“过错”就是指无益于或有害于自己的“过错”。
    《论语》的第二章《为政》篇中记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思是:孔子说:“国君统治国家,施行德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处于它一定的方位上,众星都‘衷心耿耿’地围绕在它的旁边。”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其意思是说:子张学习如何谋求官职俸禄。孔子说:“要多方听取各种意见,把认为可以怀疑的地方避开,慎重地说出其余的,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了解各种情况,把认为有危险的地方避开,慎重地处理其余的,这样就能少有后悔;说话少出错,做事少后悔,谋求官职俸禄的机会就在其中了。”这里的“过错”仍然是指无益于或有害于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为己”而“不为人”、“以我为中心”的“有我”思想。
    《论语》的第三章《八佾》篇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其意思是说:子贡打算把每个月初一祭祀祖庙的活羊去掉不用。孔子说:“子贡呀!你爱惜那活羊,我却爱惜那祭礼。”这就是“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
    《论语》的第四章《里仁》篇中记载: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论语》的第八章《泰伯》篇中记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的第十一章《先进》篇中记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的第十二章《颜渊》篇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的第十三章《子路》篇中记载: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的第十五章《卫灵公》篇中记载: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
    “君为中心”、“父为中心”、“夫为中心”、“我为中心”,这就是孔子儒教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的“有我”思想境界。
    《墨子·非儒下》中记载:齐景公问宴子曰:“孔子为人如何?”宴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宴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趋之为乱,非仁之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与白公同也。”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宴子。宴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众,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丘乃志怒于景公与宴子,乃树鸱夷子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倾,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田、鲍、宴,使毋还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丘之珠也。……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虎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罪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其意思是:齐景公问宴子说:“孔子为人怎么样?”宴子不回答。齐景公又问,宴子仍然不回答。齐景公说:“在我面前说孔子是贤人的人很多。现在我问你,你却不回答,是什么原因呀?”宴子回答说:“宴子学识短浅,不能够识别贤人。尽管如此,我所说的贤人到了别人的国家必须说和君臣相亲密,并且遮掩调和上下之间的怨恨。孔丘到了荆国,知道了白公胜阴谋叛乱,却让石乞去帮助白公胜作乱,几乎使楚君灭亡,白公胜也最终自杀。我知道贤人应该是得到君王的任用而不能够欺骗君王,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不能够危害君王,听从于君王必定有利于民众,身教于民众必定有利于君王,说话明确就容易懂,行动简明就容易模仿。行使义举要明确地告诉民众,谋划策略要使君臣相通。现在孔丘深谋远虑服务于贼人,竭尽心智阴谋反叛,挑拨臣下犯上作乱,教唆臣下杀戮君王,这不是贤人的作为,到了别人的国家,与贼人一起作乱,这不是仁义之辈。知道有人不忠,反而与他一起阴谋作乱,这就是不仁不义。躲在阴暗角落里与贼人出谋划策,所行的道义不能够公之于众,谋划策略不能够使君臣相通,我不知道孔丘与白公胜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不能够回答君王。”齐景公说:“可悲呀!赐教于我的人很多,要不是您,我终生都不会知道孔丘是和白公胜一样的人呀!”孔丘到齐国拜见齐景公,齐景公很高兴,想把尼溪之地封给孔子,并告诉宴婴。宴婴说:“不可以!那些儒人,向来是居高临下一意孤行的,不可以让他们来示教于民众;儒人喜好礼乐而人心,不能让他们直接治理民众;他们自命不凡而贻误国家大事,不能让他们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实行厚葬久丧而哀痛不止,不能让他们去安抚民众;他们穿着与常人不同的服装而强作庄重威严,不能让他们去领导治理民众。孔丘善于打扮自己并装模作样以蛊惑民众,弹琴伴歌、击鼓伴舞以聚众徒,把登上、退下的礼节搞的繁锁呆板以示威仪,刻意追求趋走盘旋礼节以招揽民众;他们的学问虽然广博但不可以让他们议决世事,他们思虑甚苦但不可以补养民众;长寿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够把他们的那一套学会,正当年的人也不能够胜负他们的那些繁琐礼节,积聚的资财不足以供他们享乐花费的。他们用繁琐的礼节来美化各种歪门邪道,以求取当代君王的信任;创作繁杂的声乐,以民心。他们的道德不能够做世人的榜样,他们的学问不能够教导民众;现在如果君王加封他,用以通导齐国的风俗,这绝不是教导齐国民众的好事情。”齐景公说:“好!”于是就用丰厚的礼节接待孔子,留下尼溪那个封地,敬见孔子,却不向孔子询问治国安民之道。孔子就迁怒于齐景公和宴婴,把鸱夷子推荐到田常的门下,并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告诉了南郭惠子。回到鲁国不长时间后,齐国攻打鲁国,孔子告诉子贡说:“赐呀!举大事的时候就于今天到了!”就派子贡到齐国去,并通过南郭惠子求见田常,劝田常攻打吴国,又游说齐国的世卿大臣高氏、田氏、鲍氏、晏氏,使他们不要阻止和妨害田常作乱。又劝说越国攻打吴国。三年的战争,使齐国和吴国遭受国破之灾难,尸横遍野无法计数,这都是孔丘的阴谋所杀。……孔子的作为,是他的心术不正造成的。他的看门弟子都仿效于他,子贡、季路都辅助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虎在齐国作乱,佛肸据守中牟进行叛乱,漆雕受到刑残,他们的罪行是多么地大呀!作为后生弟子的老师,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否则,体力和智力都用尽也达不到目的。现在孔丘如此德行,所有的儒人都应该小心自己了!这就是作为主观唯物主义者的墨子对孔子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有我”思想境界的批判。
    《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其意思是说:孔子做了鲁国的摄政丞相,上朝理政的第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孔子的看门弟子对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物,老师您一开始理政就诛杀他,有得就不会有失吗?”孔子回答说:“居呀,我告诉你这其中的缘故。人有五恶,盗窃还不算在其中;一是:心胸豁达但却阴险;二是:行为规避但却坚决;三是:花言巧语进行争辩;四是:记着别人的丑事进行传播;五是:顺从非议却又对其美化。一个人有了这五恶,那么,就不能够避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就兼而有之。他在居住的地方聚徒成群,言论蛊惑民众,具有独行其事的强大力量,这就是小人之中的奸雄,不可不诛杀呀。所以,商汤诛杀尹谐,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与世人离心离德,不可不诛杀呀。《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结队,这就足以让人忧虑万分。”我们知道:荀子是尊崇孔子的哲学思想的,他不应该造谣污蔑孔子;所以,《荀子·宥坐》中的这个记载就应该是真实可靠的。
    以中国儒教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世界观为代表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其中掺杂着较少的主观辩证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较少的主观四维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董仲舒等等。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主观机械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之后,由孟子和董仲舒等等主观机械唯心主义者继承或进行了发展充实和完善。主观机械唯心主义世界观仍然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有我”思想境界。
    如此看来:孔儒文化确实实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它不能代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并且,它的反科学和伪科学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积极发展。那么,那些推广孔儒文化的人们就是科学之反动,并且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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