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轻狱，赦天下”是封建统治者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朝廷和帝王的宽容和仁慈，象征着国家的昌明与稳定。
《史记》载：“古者帝尧之治天下有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治天下，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故刑一人而天下服”。
历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行“宽刑轻狱”的是西汉初年的孝文皇帝。他刚即位时，针对此前存在的法乱刑暴，向众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那种一人犯罪，全家连坐和抄家的做法，我看可以取消。你们意下如何？”
有司对皇上说：“现在一些庶民不能自治，所以要重刑禁之。用全家连坐之法可以牵累住心，以防重犯。这个办法远古就一直存在。”文帝说：“我听说司法公正，民则诚；罪定得恰当，民就服从。况且引导教育民众从善是当权者的职责。你既不能引导教育，又不公正地用刑罚对待他，那我们就是害民之暴”。
众臣听后，都称文帝大惠、盛德，是我们这些微臣所不能等及。他们一致请皇帝下诏，废除了连坐、抄家及酷刑。
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又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意思是，我们执政，哪里非要用杀人这个残酷的办法？我们如果仁慈善良，人民也就会有仁德。我们不去教育就把人杀掉，这就等于是暴虐。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圣人的谆谆教诲，给后人以警示和启发：宽刑以得众，重民以得国。因此，孝文帝、孝景帝施仁政，“无为而治”，宽刑罚，“与民休息”，使人心归服，生产发展，国家强盛，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汉武帝去秦之弊政，采纳董仲舒的“德刑并用，以德为主”的治国思想，尊儒术，行仁政，强调“礼乐教化”，完善法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昌明的盛世。
东汉光武帝接受黄老思想，提出“以柔道治国”，实行“宽刑厚民”。他从儒家信徒中选拔了大批官员，要求他们在位必须善待人民。他采用“清议”之法，用社会舆论来监督官员的执法。与此同时，提倡经学，表彰名节，树立德范，使“天下归顺”。从而，出现了“光武中兴”的新局面。
康熙在位61年，迄今为止全世界仍无一人执政时间超过他。而且，基本上保持了这61年来的国家稳定和繁荣。那么，康熙究竟靠什么稳坐江山呢？纵观他光辉的一生，准确地说：靠法治，靠仁德，靠智慧！
康熙是中国封建皇帝中第一位法律专家。他著有《慎刑论》，精辟地提出了“宽仁恤民”和“慎刑轻狱”的法治主张，并在实践中成功地践履了这一主张。
康熙认为，圣人治天下应该是既用刑罚，也用礼教；或一手用刑罚，一手用礼教。礼教是用于劝导人民从善为善；刑罚不能废，但却不能滥用。要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就要对人民多施教化，使刑罚之事越少越好。
康熙20年，他从奏章中看到被判死罪的人数太多，便召集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官员，指示他们要慎刑，不能滥杀无辜，对庶民犯重罪要搞准，尽可能少杀。他说，刑罚的作用是警示，防止重犯。根据康熙“多教化，少杀伐”的指导思想，自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死罪犯逐年减少。最少的年份全国一年才处决15人，这比唐太宗时在最太平的年间一年处决20人还少5人。而且，整个犯罪率也随之下降。真可称是“太平盛世”。
半个多世纪的长治久安，证明了康熙“宽刑轻狱”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正确的。
刑罚是代表国家的专政工具。用刑的公正、轻重及多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达和文明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觉悟及素质不断提高，犯罪率减少，刑罚相应地会朝着“公、少、轻”的趋势发展，直至随同国家一起消亡。这是任何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或社会管理者的理想追求。
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说明最高境界的政治还是应以教化为主。刑罚不是目的，而只是国家统治的手段和辅助工具。对刑罚凡是运用得当，人民就拥护，国家就兴旺；反之，人民遭殃，国家衰亡。
当今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法制也正在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之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的治国方针。刑罚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刑罚是不可或缺的。与古代所不同的是，对刑罚的执行已经不再是人为的、随意的、被权力所凌驾或支配的；而是制度的，规范的，由司法系统按程序独立运行的。其宽严程度有法可依，有人民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当然现在的法律法规更是公正、严肃的和慎重的。虽然目前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法治水平及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正因为如此，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高我们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水平，是当前我国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法治正走向成熟和规范；正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尊崇、所接受、所履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