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贪官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犯罪团体时，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发生逆转，产生趋同心理。我有一个同事就曾说过，如果他是官员也会腐败，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当贪官的成本低，属于高回报、低风险的职业，他就没有不腐败的理由。

广州一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读书的理想是想做官，问她想做什么官，这位六岁女孩的回答是做“贪官”。她的理由很朴实：“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人说童言无忌，这不是幽默，更不是讽刺，孩子嘴里说出的往往是真话，尽管这番话反映的是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先富起的一部分人中有许多就是贪官。贪官的确拥有很多东西，比如杭州副市长许迈永，钱多、房多、女人多，人称“许三多”。据说其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在杭州有多套高档住宅，与其有牵涉的女人，也有两位数之多。但历朝历代，贪官都是社会反面人物，其地位与强盗差不多。因为不管是哪种制度，贪腐行为都会严重破坏一个社会的基础，造成道德秩序的崩溃。所以，我们从来只听说有把贪官说成是清官的，还没有听说贪官本身就是正当的，可以成为人们心中的理想。公众对前腐后继的现象看多了，尤其是看到周围的贪官都安然无事，滋润之极，久而久之，社会对贪官的容忍度就会不断提高，认为无官不贪，对于那些倒台的贪官，公众的反应也不再是激愤，而更多是幸灾乐祸，认为是他们的运气太差。如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案，现已查明受贿100多万元，但如果不是该局长偶然因一次新闻发言引起网民人肉搜索，他现在应当还稳坐在局长宝座上，享受“很多东西”呢。

当贪官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犯罪团体时，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发生逆转，产生趋同心理。我有一个同事就曾说过，如果他是官员也会腐败，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当贪官的成本低，属于高回报、低风险的职业，他就没有不腐败的理由。虽然当强盗也会拥有很多东西，但当强盗的成本显然比当贪官要高得多，同样是不义之财，窃钩者诛，故不值得仿效。他当然是激愤之言，但许多人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可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造成扭曲，产生权力崇拜的风气。难怪有些人不仅想当官，而且想当贪官。

古往今来的不同社会，在我看来，既不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也不是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的不同，而是权力社会与权利社会的不同。以前在传统权力社会，主权在上，国家属于统治者的私产。官本位就是典型的权力社会，社会的运作，每个人一生的幸福，都系于权力。而在权利社会，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由全体公民所授予，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用洛克的话说，“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

因为要履行其职能，公权力必定拥有比个别公民更大的力量，因此公权力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如果对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公权力就会被滥用。一个涉嫌在证券市场从事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贪官在东窗事发之前，谱写出一首《神洲颂》，深情献给他正在腐蚀的祖国。这未必不是真情泄露，尽管这种“爱国”与真正的爱国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爱的其实是权力的横行无忌，不受制约。

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限制权力与维护权利，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无数事实表明，不解决权力制约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腐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贪官的欣羡会摧毁人性的基础，导致整个社会的虚无主义，即对一切人类的正面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发生畸变与瓦解。这才是那个小女孩给整个社会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