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关于中国青年党在旧政协会议定性问题再探讨

    摘要：文章通过对中国青年党在旧政协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它在会议阵线中的站位和该党在会议前后的态度的考察,认为该党在1946的旧政协会议上属于中间派,而不属于目前史学界认为的右派。它是在内战爆发后才逐步转化为右派的。

　　众所周知,参加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各种力量,以其政治主张不同,大致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派,主张建立多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右派,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专政。那么,中国青年党属于其中的哪一派?传统观点,把它定性为右派,[1]甚至认为它是国民党的附庸。[2]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青年党在会议上保持了中间派立场,应定性为中间派。
    (一)从会议提案看,青年党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多党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大家知道,政权和军队以及“宪草”问题,是政协会议的中心问题。各种政治力量,都围绕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成为判定其政治分野的主要依据。只要看看青年党在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并将它与其他党派的主张稍加比较,就会发现,青年党既不赞同共产党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也反对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建立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政权问题上,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且国府委员无任何用人之权,而“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3]显然,这个提案的实质,是以“扩大政府”,代替“改组政府”,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民盟代表罗隆基指出:(1)“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2)“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3)“目前政府行政效率低”,因此必须改组政府。改组政府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是:“由共同纲领为实施共同准绳”;“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要使它能真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能执行,那就违背了我们主张改组政府的原意了。”[4]这一提案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基本主张。
    那么,青年党提案的倾向如何?它提出的《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指出:必须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国内政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外,须包括全国的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显达”“(2)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改组的具体办法是:“(1)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策决定机关”;“(2)改组行政院”和“其他各院会”等政务执行机关;“(3)加强国民参政会,增加人数至500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监督政府”。[5]可见,青年党的提案,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而与人们公认的中间势力的典型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相一致。
    在军队问题上,青年党提出的《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化除国共纠纷,唯有一面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一面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而“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决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办法是:“(1)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2)实行军民分制,以免军人干政”;“(3)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6]这一提案,同样与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以图消灭人民军队的主张截然不同,而与民主同盟的任何党派的军队都整编,不只一个党交出军队,实行军党分立的意见[7]相一致。
    在“宪草”问题上,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发表了“内阁制”、“两院制”、“五院精神可保留”和“省自治”的四项主张。[8]非常明显,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否定,而与民主同盟的主张大致相同。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等人提出利用国民党五权宪法的形式,把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立法院作为下议院,行政院作为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9]对此,民主同盟代表团罗隆基高兴地说:“假使这些修正原则,将来经过宪法审议委员会的工作,都把它们列入宪法草案中,那么,英国的议切。”而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以“议程尚未开始讨论宪草问题”为由,“不予置言”。[11]
    (二)从会议阵线看,青年党与民主同盟和共产党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在会议上,进步与反动壁垒分明:国民党代表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共产党团结中间势力和无党派人士,力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两条阵线中,青年党站在进步势力一边。当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专政而试图跳过对“宪法草案”的讨论进入国民大会议程时,青年党极力抵制。在会议提案和讨论中,青年党反对国民党主张,提出了有利于民主的意见,得到了民主同盟和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赞赏。梁漱溟在谈到军队问题的提案时指出“民主同盟的提案与青年党的提案大体上相同,只是详略不同。”[12]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也肯定了青年党在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主张,指出:“青年党的提案上说的很公平,要政治民主与军队国家化同时进行”。“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我们同意青年党提出的意见,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属于整个国家,由国家的民主政权来统率。”我们“同意青年党的主张用文人主管军政”[13]正因为会议形成了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联合一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格局,才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一系列协议。
    (三)从会议前后的态度和行动看,青年党一直坚持中间派立场。为与政治协商会议相配合,在会议前夕,青年党在其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社论,指出:20年来国民党所行的是一党专政,国民政府是向国民党负责,国民党处于超政府的地位的。在这种体制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必要前提“是国民党先取消一党专政,与其他党派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否则那就是一种请客的方法,这是不合逻辑的。”[14]会议开始后,青年党又于1月17日发表社论,要求“政党平等”。[15]会议闭幕后,青年党为会议通过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决议而欢欣鼓舞。2月10日校场口事件发生当天,青年党代表与其他政协代表立即提出严重抗议。尔后,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等11名代表联名致函蒋介石,复示抗议。[16]3月5日,青年党发表《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同志书》,表示该党既不附合一党专政,也不附合一阶级专政,要“不偏不倚”地“在国共两党的夹攻之中”奋斗,并把其言论与行动的特征归结为“独立性”、“中和性”与“建设性”三点。[17]青年党的这种态度和行动,是与它在政协会议上的主张紧密联系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乃至在3月以前它确是中间势力的一部分。
    以上史实确凿证明,在旧政协会议上青年党属于中间派,而不是右派。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性为右派呢?主要有两个理由:(1)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曾拉拢过青年党。(2)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提案里,有承认国民党“第一大党的资格”,在联合政府中“仍居主导地位”的内容。我们认为,把这些作为认定政协会议上青年党为右派的理由,是难以立足的;相反,只要对该党的性质和政协会议时的政治环境略加分析,会看到它在会议上采取中间派主张,才是顺理成章的。
    第一,青年党是一个代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政党。在政治上,它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提出建立全民“共治、共享、共有”的“民主共和国”。[18]在经济上,主张“保障私有财产制度,但须限制过分集中”;主张保障地主的土地,但并非主张固守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要“扩大农贷,改良农田水利”,“奖励地主投资,以改进农业”,建设农场,实行农业机械化,[19]实际上是企图走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主张,正如青年党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代表把官僚资产阶级和城乡无产阶级及农村半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所谓“中间阶级”;地主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农小商贩)的利益。[20]由此可见,青年党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是代表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队级右翼利益的政治代表。这样一个性质的政党,在政协会议上采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间势力主张,是很自然的。
    第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存在“第三种主张”活跃的政治气候。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青年党在内的中间势力有很大发展,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中,青年党和共产党一样有一名代表,提高了青年党的政治地位。同时,此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取中间势力,中国也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和平发展时机。于是,中间势力把这种形势看作实现其政治理想“千载难逢”的良机,青年党更试图使自己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大党,渴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通过议会道路步入政坛,分享权力。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抗日战争以前,青年党在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也长期坚持反共立场,但此时它非常清楚,阻止其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愿望的主要障碍,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虽然青年党在会议召开前,与国民党达成一定默契,但在中间派主张活跃的特殊情况下,受其根本利益的驱使,它势必将原来的默契抛在一边,极力争取对它最有利的前途,因而成为中间势力的重要力量。
    第三,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不能成为把青年党定性为右派势力的根据。因为,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和主导地位,与承认国民党一党专政,有着本质区别。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无论作为中间势力典型代表的民主同盟,还是共产党代表,都承认这一点,周恩来在会议致词中说:“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21]董必武也说:“中共承认蒋主席之领导和国民党为第一大党”。[22]当然,青年党在1946年3月以后逐渐右转,特别在11月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标志它公开倒向了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的附庸。这是中国青年党的阶级本质和政协会议后形势变化所决定的。青年党虽属于中间势力的范畴,但不同于民主同盟等代表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它作为代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政党,与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存在更多的联系,其软弱性和妥协性更强。因而在政协会议前后,当存在有利于中间势力的气候时,它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而当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在美国支持下挑起全面内战,中间势力受挫,中间道路被堵死,迫使其作出或者向左——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或者向右——倒向国民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时,青年党由其阶级本质决定,并受它对内战初期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前途的短视判断的支配,加上国民党的极力拉拢,就使青年党必然倒向国民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20年前所预见的那样:“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23]明白这一点,就会看到青年党在政协会议时属于中间派是不奇怪的;尔后,投入国民党怀抱,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附庸,也是不奇怪的。

[参考文献]
[1]　本书编写组:《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2]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76页。
[3][5][6][8]　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16、15、17、19日。
[4][1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版社1983年,121～122页。
[7][11][21][22]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中华民国35年(1946年)第92、220、146、146页。
[9]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丛稿》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64页。
[10]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64页
[13]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5～176页。
[14][15]　《新中国日报》1946年1月3日、17日。
[16]　参见《新华日报》1946年2月11日。
[17][20]　柳下、燕生主编:《中国青年党党史政纲》上海大光明书店1947年,第62～66页。
[18]　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19]　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页。
[23]　《毛泽东选读》上册,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