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二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一、理想决定现实

    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上曾讲了四点：

    1、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 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① 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② 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③ 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真正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当时还请了郭沫若，但他没有去。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过当时蒋介石看到郭沫若名单时的态度。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

    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竺可桢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的做法，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时，多数决策符合文明主流。吴宓在他日记中，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何棣棣讲过一番话。吴宓发现，中国近世历史：

     1、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

     2、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在国家前途的考虑上富有远见，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吴宓在日记中说，他那时常和陈寅恪散步，陈寅恪认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当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是为国家保存实力，并不是害怕与敌人作战，战前主张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问题的知识分子，比激烈主张抗简单抗战的人要更有勇气。

    任鸿隽也在《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中告诫青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就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前途背景下设立的。

二、学术独立决定大学成败

    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谓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清华1925年在原留美预备学校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组建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要变形。

    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1939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对外在干扰是这样，对自己也是如此。蒋梦麟在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以后，当时没有立即辞去西南联大常委（相当北大校长）一职。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不久蒋梦麟还是辞去了联大常委一职。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表现大学独立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容忍风气决定大学气质

    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在战时条件下临时合作，可以设想其难度。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陕西固城设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但不到半年就散伙了，虽然原因有多种，但确实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西南联大的成功，应当说是自由主义气质在现实中的体现。

    我们读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以发现西南联大也不是没有矛盾，也有冲突的时候，但教授间比较有容忍的气度。钱穆曾提到当时有些教授对各院院长多由清华人担任有意见，想闹事，但当钱穆一讲“此乃何时”，大家就平静了。在危难中大学教授表现出的品质，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养成了健全的人格。比如三校校长间的合作，也相当不容易。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总体观察，中国自由主义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不同。西南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

    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

    后来张伯苓、梅贻琦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

    张东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一所战时组建的临时大学，在几十年后还让人怀念，必有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