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2008年11月18日起在美国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天翻地覆大地法”编辑而成。 2009年《绿叶》第6期
摘要：20世纪的美国崛起，中国复兴，实质是空间革命：向两洋转动的大陆空间在世界舞台上依次升起——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大陆，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中国大陆。其思想精华与战略灵魂是“新大地法则”：将海洋的逻辑和法则内在于大地，陆地通过自身裂变和消融，重新划分出陆地与海洋秩序。而今的美洲大陆正被海洋资本主义严重侵蚀，华尔街的海盗们掏空了美国的空间力量。
前言：尊重精神的异端和思想上的敌人
在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将取得世界范围内胜利的前夜，1867年的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话锋一转，写下：“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为什么马克思加入这样一句突兀的警句呢？多年之后，历史本身解开了这句话的谜团。1949年中国革命出人意料的胜利，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结人类历史的时代，打破了现代历史终结论。“欧洲形而上学的逻辑崩溃的场所，就是历史意志显现的地方”。1949年，“形而上学逻辑的铁律和锁链”在东方突然崩断，迫使“新大陆”许多智慧的头脑开始重新思考我们所身处的现代世界，重新思考建立在欧洲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历史逻辑的大厦。
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一个崭新而有巨大创造力的学科——现代中国历史与“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美国学院诞生。而此前，在西方世界眼里，现代中国事务只不过是历史逻辑之外的轶事和花边新闻，还不具备历史和思想研究的意义。
作为开创者之一，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魏斐德，成为第一个将“毛泽东的思想”描述为“历史意志”的呈现的理论家。之所以要定名为“历史意志”，一方面在于指出：现代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意志”，这种“历史意志”还远远未被西方的启蒙理性所认识和了解，从而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结构所终结；另一方面，这代表着西方认识中国态度的转变：正如古代中国被当作一种精神、一种文明一样，在此后的西方世界，现代中国也开始被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文明来对待了。
继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中国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表明：历史也不会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斯大林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终结。——“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有学者揭示出：所谓“现代性的危机 ”，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或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当然，在西方，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在东方，则是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危机 ——这就是现代西方 “形而上学”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而毛泽东1960年代以批判国家形态的现代官僚制度为特征的“继续革命”思想，就是对这种现代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正视，并力图从这样的角度去“迈步从头跃”，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更新和更高的阶段。
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着巨大而深厚的传统，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产生于欧洲“东方学”式的猎奇，对日益陷入平静的西方世界来说，看起来也并不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来”还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事变。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凝结为一种思想：它使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上升为精神的存在，而从这种“世界精神自我运动”的高度去观察，漫长的中国革命既不能被理解为盲目的造反和动乱，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寻求富强”的现代化物质冲动。而这种思想，这个作为“精神的存在 ”的现代中国，在美国的语境中，当然就是指毛泽东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近一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互为敌人和竞争对手，但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本人，却一直被美国人民当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异端和伟大的竞争对手来严肃地对待。
正是这一点足以让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感到惭愧，不仅是面对美国学术界这些灿若星辰的丰硕学术成果，更是面对一种在思想、学术，即在精神层面 “尊重敌人和对手”的君子风度和辩证法的智慧。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来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毛泽东无疑有许多的敌人和谩骂者（正如他曾经拥有大量盲目的狂热崇拜者一样），但是，毛却没有一个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识上——精神层面的敌人和对手。今天看来，这些咒骂者之所以一点也不懂得辩证法，恰恰就在于他们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异端和思想上的敌人，——甚至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敌人和异端，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敌人”和异端。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他并非仅仅为某一届政府、某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立法，而是为现代中国社会立法，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奠基。因此，要了解和认识今天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念，除了到毛那里去寻找答案之外，恐怕别无它途。
今天，以毛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的方法去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切，或许还特别意味着：如何在个人主义的，或者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把我们的经济抛入灾难的世界里，重新发现集体的意识或者集体的意志，如何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时刻去重建一种久经挫折的共同的价值观念。
一、“百代都行秦法政”——毛时代“治国理政”的当下意义
毛曾感慨：“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枇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中所涉中国历史典故众多，但任何一位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割据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苦难事实痛心疾首，从而就会认识到：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尾大不掉和周期崛起，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真正的“封建主义”传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扰中国走向现代的瓶颈。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泽东这首诗的用意所在，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形象背后的历史意志的洞察。
克林顿讲述过一次到咸阳的经历，他把这次造访描述为从历史进入现实中国的“精神之旅”的开端。许多美国民众正是通过克林顿的那次访问才知道了那个在中国被骂了几千年的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郡县制反对封建制的伟大政治家，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的行政、货币、税收和财经，结束了封建制，建立了郡县制。因此无论“儒法斗争”这一说法是否太过简单化，作为一种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所内涵的问题性的提示，它表现了一种透视历史的洞见，表现了将当前问题“历史化”的理论能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庸俗化地运用，就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统一和分裂、自由放任还是宏观调控、放任特权利益阶层还是积极打击地方豪强，这一组贯串中国历史的矛盾与斗争，完全可以采用郡县还是封建、儒家还是法家这样的矛盾框架来表述和解释。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封建传统”势力，当然是指各种分裂势力、各种地方割据、特权利益阶层的定期壮大和崛起。而这也至少表明：当代中国许多打着“反封建”、“反专制”旗帜的斗士们，实际上对于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封建专制主义缺乏了解。因此，如果今天还有人竟然说严格统一国家财政税收就是“专制主义”的话，那么，美国，恐怕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主义国家了。
郡县与封建、统一与分裂、自由放任与宏观调控、鼓励利益集团与打击地方豪强，这种历史辩证法不仅属于历史，不仅属于秦始皇或者毛泽东，而且也属于当代的中国与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也被他的对立面攻击为“国家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这其实也就是指斥他是“当代美国的秦始皇”。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长期由金融资本主宰、放任华尔街长期骑在社会头上的体制中，一个政治家如果被指斥为“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他就等于站在了华尔街的对立面，从而听任别人将自己视为专制主义政策的同情者而置于“自由”的对立面，这正如中国历史上一直将“秦政”置于“仁政”的对立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攻击者们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下国家干预政策成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长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这正如1950年代以降风靡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恰恰是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危机本身所呼唤出来，并医治其痼疾的药方。当年，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随着长达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对垄断资本进行节制的大政府和强式国家，一度成为全世界最时髦、最正确的体制，起码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根本没有人怀疑和指斥这是什么“国家专制主义”。
同样，美国的媒体长期以来给中国打上“专制主义国家”的标签，从而造成当代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一种暧昧的形象——中国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在当今美国学术界，中国一方面被视为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赞美，一方面又被当作国家干预市场的专制主义政权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无论在当今的美国还是中国，却几乎没有人指出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实际上，恰恰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华尔街骑在国家和社会头上的不幸局面，从而才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如果说这就是国家专制主义，那么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的专制主义不仅是秦始皇的遗产，而且与罗斯福节制垄断资本的“新政”没有什么不同。
举个例子，1992年的中国，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开始，突然间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严格的银行监控系统，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门和开发银行迅速卷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国人民银行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与地方当局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当年的银行投资比上一年度一举增加了 45％。从1992年下旬到1993年，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21%以上，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迫使储户争先恐后从银行取出存款，银行贷款利率随之攀升。但是，针对这种情况，为利益所驱使的地方当局和利益集团，甚至以直接扣除职工工资的方式强行集资、发债和强制储蓄，这就是所谓的地方集资、企业集资。通货膨胀和收入减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毫无疑问，1993年的中国处于一场严峻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的边缘。也就是这一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毛主席的诞生地韶山，敏感的美国学术界注意到此重要的事件，认为在改革开放进行了15年之后，江泽民访问韶山并鲜有地讲到了毛的遗产和“治国理政”经验，这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1993年开始，顶着国内外严峻的压力，江泽民和他率领的领导集体通过以下三个有力措施与中国的金融、财政和社会危机作战：1，加大国家税收抑止经济和投资过热和过快增长；2，加强银行监管，收回地方政府对于银行分支的管理权；3，严厉打击地方集资并禁止军队经商，通过誓言反对腐败，调整地方领导班子。到1994年底，新实行的统一的国家增值税代替了名目繁多、杂乱的地方附加税；到199 5年，中央财政连续15年下滑的局面被制止了，以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为名兴起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被“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所压制，混乱的税收、中央财政的枯竭、多头管理的银行系统终于在1995年得到了逆转。事实证明：1993年到1994年期间的中共领导集体，通过抑止地方大规模投资和集资、加强银行监管、统一国家税收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国家的能力和中央财政能力。它一方面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新的国家财政的增长方式、新的税收体制、新的市场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规则，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这次大刀阔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治国理政”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百代都行秦法政”。
二、“横空出世莽昆仑”——世界空间革命与毛泽东“新大地法”的诞生
在西方，现代性的发生从空间角度也被理解为“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卡尔·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所谓“西方现代性”理论，指出了其空间基础——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
在《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一文，施密特指出海洋世界观的“空间革命”意义：“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源于这种（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空间革命，而并非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大行其道的个体观念的倡导，”而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及带来的西方“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变迁，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在《陆地与海洋》中，施密特指出：“在此之前，从空间秩序的视角看，主权国家的概念乃是一个陆地的观念，即它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概念，国家是以领土划界，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为了争夺领土。——而只有从海洋这个方面出发，那种国家的、封闭的、有疆界的空间观念的对立面才显现出来。那种自由的、也就是摆脱了国家空间秩序的束缚、国家疆界无法穿越的海洋，才成为了权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空间观念 ”。
随着主权概念和海洋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主动权的战争。而现代海洋战争不同于传统意义陆地战争的根本核心是，现代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特点：依托环境（海洋），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目标不是夺取敌方的领土，而是夺取敌方的实际财富和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贸易商道。这一战争形式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甚至没有一支国家常备军，而只有一个军商合一的全民动员体制。但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海洋战争体制，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霸权。
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胡绳指出：“英国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足七千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整一个月。以少数的兵力，以小击大，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式的劫掠行为。所以，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任意选取一点来进攻，但决不永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采取突袭取胜，心理战术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而重新回到广州；占领了厦门、宁波和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但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之后，即退出长江。”
这种对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分析是使得历史研究变得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因素，但往往却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擅长的。施密特研究的出发点同样是战争、特别是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形成了他对于现代西方海洋世界观的反思。在著名的《游击战争理论》中，施密特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最终击溃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并把他们从中国、随后是越南驱逐出去的，恰恰就是英国为代表的那种海洋战争模式在大陆上的创造性运用——而这不过印证了古斯塔夫·拉岑霍夫一句伟大的格言：“一个不尊重其他国家在海上财产的海洋国家，其领土和公民的财产一旦意外着陆，也将同样无法得到尊重。”
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实际上正是被另外一种海洋所淹没，这就是陆地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现代海洋战争理论和海洋法被扩展到陆地、并被应用于大陆的典范：其穿插于无边界的战场的空间运用，声东击西的运动战、心理战技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一城一池为攻击目的的战争手段——这些其实都属于现代海洋战争的逻辑。而惟一的、但也是根本的不同是，曾经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屏障和支撑的“无边海洋”，现在变成了人民基于反抗而形成的广泛参与、同仇敌忾——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理论，就是这种“陆地上的海洋观”的集大成者。
由于《游击战争理论》的研究，施密特真正触及到了什么叫“毛泽东式的空间视野”，从而成为通过上述“空间革命”的角度，对毛的思想做出最具爆炸性理解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如果说西方关于现代世界的构想，是1500年以降从“海洋”这个特定空间的发现与开拓中产生的话，那么，正是海洋看起来是一个整一的、不变的、中立的或者中性的空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现代世界既被看作一个 1500年以降西方各民族走向海洋的过程，同时也被视为各民族、各区域在历史中合并为“同一个世界”空间的过程。
但是，与上述“海洋世界观” 完全不同，施密特认为，毛所代表的是既不同于单纯的“海洋法则”又不同于孤立的“大地法则”的新的空间法则，施密特因而把毛的空间思想称为一种“新的大地法”。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现代人类现代历史并不是一个“陆地被海洋所战胜和覆盖”的过程，而是陆地——即毛所说的伟大的“ 昆仑”——通过自身的裂变和消融，重新划分出陆地与海洋秩序的过程。
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毛泽东先是表达了“夏日消融”的时间运动下，大地——“昆仑”解体，一个“海洋时代”、或者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到来的洪荒景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海洋的运动最终覆盖了陆地，而是大地昆仑自身的运动（夏日消融），重新划分了海洋和陆地、陆权与海权。或者说，与整一的海洋不同，大地的运动总是升起为陆地和下沉为海洋，并把世界分割为不同的地形地貌。正如河流和山脉把土地联系起来又分隔开来。因而，所谓大地的法则，描述的乃是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空间之间的互相矛盾、依赖、渗透和联系，描述的是由此所建立起来的结构的互动关系。词的下阙这样写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施密特认为，在这里“倚天抽宝剑”的，就是一种“新的大地法”——与海洋时代相比，它既是真实的现代世界逻辑，也是中国革命的逻辑，更是一切现代革命战争背后所依赖的空间观念。而这种新的大地法的核心在于：“将海洋的逻辑内在于大地”，“将海洋法则内在于大地”，这里的前提就是将“大地 ”理解为在不断消融、凝聚中变化着的雪山“昆仑”。
正是这一崭新的“大地法”瓦解了海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普遍进程，把一个普适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改造为一个矛盾运动的结构空间。因为正是从“新大地法”的视野去看海洋和海洋资本主义世界，西方和现代世界就成为一个正在生成和不断瓦解的多重空间，而绝不是一个整体。正如毛的如下论断：西方内部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白人殖民者与其他人种殖民者（如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同一种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矛盾，正是这种多重的、彼此矛盾、联系、互动的空间关系，构成了毛泽东“矛盾论的世界观”。
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解释说：先进的欧美与落后的中国作为矛盾的双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正如海洋对于大地的根深蒂固的依附），这是由于欧美向世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欧美越来越依赖殖民地的过程。毛进一步说，这种矛盾又是互相转化的，历史不是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时间的直线进步，而是在不同阶段、不同空间的矛盾互动中的彼此转化，在多重世界空间之间的矛盾、依赖和互动中，正像1500年以降的中国逐步由先进变为落后，欧洲则由落后变为先进一样，20世纪以降，先进的欧美也完全有可能逐渐转化为落后，而落后的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转化为先进。
现代世界的运动正是这样，如夏日消融的昆仑——旧秩序解体了，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矛盾、联系、秩序却因而形成了。毛泽东说：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是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而完成的，这包括推翻美国长期支持的国民党官僚军阀政权，驱逐日本军国主义出中国的革命战争，以及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这些斗争，使得毛泽东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倚天抽宝剑”的战争理论家。
今天，类似西点军校这样的机构，一直把毛的著作作为高级教材，不仅仅是西点，正如施密特所说，“毛泽东是当代革命战争最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战争理论家，他的作品是当今西方所有重要军事学校的必读教材”。
一位叫高亨的中国古文字学大师，曾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描述毛的“气魄”，但是“气魄”是个太难于翻译为英文的中国词汇，因此，更为准确和理论化的描述则是施密特关于“新的大地法”的论断。按照这种划时代的描述，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理论实际上是上述空间革命理论的最集中体现。中国革命的逻辑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大地对海洋的斗争，中国对西方的斗争，因为它所遵循的既不是单纯的大陆法则，也不是单纯的海洋法则，而是将海洋法则应用于大陆法则。所谓 “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现代战争理论而言——就是指将肇始于海洋的游击战，运用于大陆上的革命战争，它导致了现代战争理论的重大革命，翻转了由海洋帝国主义支配的现代世界的强弱对比，将漫长的19世纪引入了我们的20世纪和21世纪。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去理解现代人类历史运动，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去理解毛的思想。这种政治哲学告诉我们：现代历史的运动所依据的，不是单纯的陆地法则或者海洋法则，也不是陆地法则与海洋法则的永无休止的对立，而是将海洋的法则内在于陆地的法则，作为这种空间革命的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新的“大地法”，它就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世界空间革命。而下面将要说明：这个伟大的空间思想为什么立足于、也必然指向一块“面向四海转动”的辽阔大陆—— 这就是毛所谓“小小寰球”的题中之意。
在这种世界历史的现代运动——或者说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世界革命”的视野中，旧有的边界消失了，但是，在旧的国家、贸易、文化边界消失地方，将会产生新的边界、新的联合。正如一块大陆在海洋中消失了，意味着另外一块大陆的升起，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所谓的“海洋时代”只不过是“夏日消融的大陆”自我运动的表现形式，而海洋时代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消失一切边界，相反，它只是消除旧有的边界，从而为新的边界、新的陆权和海权的兴起准备条件。现代世界不是一个在自由竞争、自我解构、自我危机中不断消失无意义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重组的历史结构。在这种结构运动中，消除边界是为了形成新的边界——而这就是作为“最终的善”的历史的意志之体现的“新的大地法 ”——以它磅礴的力量阻止着“人或为鱼鳖”的世界末日的到来。
三、“小小寰球”——大陆法则角逐海洋资本主义
美国崛起，中国复兴，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两大最根本性的事件。尼采曾提醒我们：不是世界内在于空间，而是空间内在于世界。若从空间构造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史，从而能够把美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复兴理解为一种“空间构造”的必然，理解为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空间革命：一种“向两洋转动的大陆空间形式”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升起，——而这就是指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美国大陆，以及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中国大陆。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中美两国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为人类现代史承担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是由于中美两国具有重要的空间相似性：如果从海洋法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岛国”，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会成为当今海洋和世界贸易的主要吞吐地；而从大陆法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则又是巨大的陆地国家，因而具有庞大的内需和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两国都把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立国之本。此外，中美两国都具有来自外层空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打击能力，因而从根本上对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
美国人马汉在1900年的《亚洲的问题：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和1910年的《美国的利益》中，预示了同时兼有海洋和大陆国家优势的美国兴起的必然。比他更早，中国人魏源则在1847年的《海国图志》中，首次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大陆伸向海洋的“海国”：“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今天看来，他们当年天才的预见正是建立在一种十分相似而崭新的空间视野之上，他们先后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世界空间的变迁与革命。
20世纪的历史表明，惟一能够把世界从全球动乱的“漫长19世纪”引向相对稳定的，正是这样的空间力量：第一，它是连接海洋与陆地的地理空间；第二，它是向四海转动的陆地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的意思，当然就不是被19世纪欧洲汉学们所妖魔化的“自诩的中央帝国”，而是意味这样一个地理和空间范畴：“居四海之内曰中国”——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夏日消融”的“昆仑”构想，就是将海洋的原则内在于大陆的“大地法”。
无论近代中国如何在海洋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被叙述为闭关自守、贫穷落后，而世界史的真实却是：在500年漫长的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个在世界上出现的类似的空间，就是亚洲的中国。在1500－1830年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把世界的陆地和海洋联系起来——以它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朝贡贸易体系和对逐渐成为世界货币的白银的大规模吸收能力。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创生、成长时期，正是中国（明清两朝）通过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将包括日本、琉球、朝鲜、安南、暹罗、马六甲、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内的这些海洋国家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不断扩大的朝贡贸易体系；也正是当时的中国，通过巨大的白银需求，将亚洲、欧洲和“新发现的”美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现代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创生。
换句话说，在现代世界体系成长时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类似于20世纪的美国在今天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世界史研究所证实。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动荡的世界史的新篇章，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纷纷断言：中华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在“陆地与海洋的决战” 中，“大陆法则”的最终崩溃，同时它也意味着一个全面的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然而，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却只不过意味着全球动乱的漫长19世纪的开始。当然，近代中国的崩溃确实表明，19世纪的中国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已经不足以再继续承担世界上惟一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的重任；同时，它也不足以继续支持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日益扩大的贸易需求；特别是，中国军事技术的落伍既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证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是安全的。但是，曾经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华帝国在八个海盗国家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衰落和中国人民陷入的深重苦难，既表现了世界经济突破它传统秩序外壳这一漫长过程的残忍程度，但同时更表现了伟大的“昆仑”在工业革命“夏日消融”的解体和转化中，最终所能焕发、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因为“夏日消融”的“昆仑”在创造了海洋时代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结构、新的秩序、新的大陆、新的海洋贸易道路。海洋无情地淹没了一块大陆，是为了新的空间结构、新的海权和陆权的兴起和上升。最终，它也预示着毛所谓：“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新的“太平世界”的远景。
以1609年荷兰人格劳修斯匿名发表《海洋自由论》为标志，“自由的海洋”时代的降临，其实就是充满竞争、风险和掠夺精神的海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世界的开始。这个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为宗旨的海洋资本主义世界，正如拉岑霍夫在1881年所预示的那样，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一方面，在没有边界、从而也没有秩序的自由的海洋上，为了利益而互相攻击、互相竞争的海盗伦理，支配着一种彼此无休止攻击的海洋国际法，它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种“自我毁灭”的逻辑；另一方面，突破了其近代外壳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因丧失了其最终的生产基地、消费市场和吸纳货币的蓄水池，从而进入无政府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竞争时代，这使得马克思意义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前者预示着“战争的世界化 ”，后者则预示着竞争的无政府。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启示，就在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印证了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这种终结，部分地是以二战后美国在海洋资本主义的灰烬中崛起为标志的。
众所周知，尽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从来就不是英国那样的海洋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国父们为这个国家所制定的蓝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宪法的根基是罗马法这一最典型的大陆法则。从地缘政治的视野看，美国其实更类似于一个罗马或者汉唐式的大帝国，正是二战后的美帝国，以其庞大的国内生产能力，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世界债主的地位，以其凯恩斯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包括以宣扬和推广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软力量，重新打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连接陆地与海洋的20世纪的“新朝贡体系”。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特别还由于美国拥有的空前的武力：掌握着融陆战和海战为一体的战争技术，特别是控制太空的技术。正是由于美国的超强武力，当年令那些主要的海洋资本主义国家施展其野心的辽阔的海洋，在二战之后就早已经不再如格劳修斯所描绘的那样——是“自由”的了。
二战之后崛起在两洋之间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许最能体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失落了百年的 “中国”感受。作为崛起于四海两洋之间的新大陆，美国的崛起表明了：一个帝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需求能力有多大，决定了它实际上能够向外走多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在人类的20世纪，“居四海之内者曰美国”，实际上，二战以来，恰恰是以美国这个新“帝国”为对象的现代世界“朝贡体系”，既保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海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也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应该承认，美国在二战后所扮演的角色，正与1500－1830 年之间中国所扮演的类似。按照荷兰人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大清帝国在康乾盛世的生产总量占当时全球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超过了今天美国居世界经济总量25％的规模。
而今天美国不断向西亚的扩张，也使得它越来越像当年的中华大清帝国——长期军事占领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力图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它的能源朝贡国，如同当年中亚好战的蒙古游牧部落和惟利是图的海上强国琉球之于当年的中华帝国——今天的以色列和日本也不过就是美利坚帝国朝贡体系中的模范成员而已。但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也不得不说，今天的美国所陷入的危机，与18世纪末康乾盛世末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也同样具有类似性：即今天的美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世界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的重担，越来越难以承受世界主要贸易对象国所带来的庞大赤字，越来越难以为它的主要朝贡国支付军事保护费。——当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再次突破其秩序外壳时，美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稳定需要两个、甚至三个“美国”之间的合作才能达成。这意味着：美国如果要度过当前的危机，它起码必须为自己寻求一个稳定世界金融、贸易和战略的伙伴。或许，在今天的许多美国政要看来，这个真正有力的伙伴可能就是在整个19世纪历经劫难，又在20世纪实现了复兴的中国。
于是，今天马克思的话可能会再次魔力重现：“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然而，我要指出的恰恰是：这个精妙的打算绝不是一个好主意。正如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不能通过靠上中国这样一块同样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搞得千疮百孔的“ 新大陆”所能解决一样。这么说是因为，今天许多当事的政要可能正在盘算着通过一种可谓“屡教不改”的错误策略，来应付当今世界的空前危机，这个错误的政策说穿了就是：通过美国继续发债、中国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或者用一句不太光彩的说法，以“中美联合坐庄或者作局”的方式，以继续操纵虚拟的美国符号——“美国债券”的方式来煽动世界经济。但是，这种长期的错误政策却只能把中美两国——进而把全世界更深入地推向灾难和深渊。
实际上，美国今天的危机是从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的1970年代初就开始铸成了，从那时起，美国的战争贩子和华尔街上四处流窜的金融骗子，联手瓦解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经济体的美国，掏空了美国的，是一种力图取消一切空间的“虚拟经济”逻辑，而这个反罗马法的逻辑就导源于灾难性的19世纪，这个“反大地”的幽灵浑身散发着死亡的19世纪海盗气息，是全球动乱的19世纪逻辑的死灰复燃和借尸还魂。美国之所以崛起、之所以能够取代英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就是由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国家，但是，今天的美国却越来越像一个岛国——正在成为一个由华尔街上的海盗所支配的国家，由他们所支配的、力图取消一切空间的虚拟经济淹没了北美大陆：美国的根本危机就在于它今天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真实的空间”。
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基地，也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消费市场。总之，作为一个伟大的陆地国家的美国正不复存在，作为坚实空间的美国大地正在从世界脚下消失。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就是因为一种海洋和海盗的性格主宰了美国，它特别地体现为华尔街上四处流窜的金融骗子对于美国的长期统治，所以说，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力量，正是他们瓦解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肆无忌惮地掏空了美国和全世界的财富，他们的法则、伦理特别是空间意识与当年那些四处流窜的英国鸦片贩子没有什么不同——后者也曾经幻想将英国掏空后，把英国的首都迁到印度新大陆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
当美国陷入只有靠上一块新大陆才能稳定自己，当美国陷入只有依靠剥削全世界才能苟延残喘的活下去的窘境时，美国的国父们地下有知，他们将为之感到深深地羞耻，因为这就意味美国大陆的塌陷，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空间力量的解体。
在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的著名小说“Gone With the Wind”（《飘》）中，告别了海盗先生的斯嘉丽手捧泥土，哭着哭着，却又笑了，她这样说：算了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的，——只要脚下的大陆还在，其余的一切就让它随风而去。——而今天，当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美洲大陆，正在为垃圾债券所掩埋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重温斯嘉丽那句曾经家喻户晓的格言，然后，用智慧和双手，在虚拟经济崩溃的废墟上，去重建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