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从西藏到新疆的骚乱，还有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群体事件，被激怒的工人把新上任的总经理打死，都说明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制度需要调整。在这种调整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重建地方政府的权威。

    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责任就是保一方平安。地方出了问题，首先向地方官问责。不论是贪污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还是管理严苛，激起民变，都是罪过。至于说怎样发展经济，是第二位的问题，是为了实现政治安定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中央给地方政府的实际上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纲的工作方针就有很大的问题。各级政府都成了盈利机构，变得像商人那样唯利是图，难怪问题不断了。这里说的还是表面现象。

    更为本质的问题是，中国还要不要坚持中央集权的制度，还要不要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你看吉林通钢事件中的省政府的表现，就能明白其中的问题有多严重。

    吉林省政府不会不知道一个河北的地方民营企业来收购本省最大的钢铁公司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也不会不知道当地老百姓的极度反感的情绪。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又能做什么？作为地方政府，他们在保境安民方面完全无所作为。不仅无所作为，还一再退让，甚至还可能在助纣为虐。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政府？面对一个河北来的民营公司就如此软弱，如果面对的是中央企业，或者面对的是中央政府某个权威部门，他们还会为当地老百姓说话吗？

    自秦朝以来，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内容就是郡县制，即全国两千个县的县长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并且对中央政府负责。在当年交通和通讯极为落后，两千多年都没有一张全国地图的条件下，就是靠这样的政治制度实行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管理的。地方官员的权威是支持这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即使是皇亲贵族，他们可以接受皇帝的极为丰厚的封赐，也不能否认地方官的权威。虽然地方官的权威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但是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持续了两千多年。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吉林省政府的软弱无能的状况是在警告我们：中国立国的政治基础正在被动摇。

    重新建立起地方政府的权威，实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课题。

    古代郡县制的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国家的法制建设。法制建设的核心，不是要不要有法律，而是法律的地位。执政者要不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古代中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对执政者也要受到法律制约的道理的通俗解释。如果执政者可以不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的法制就不可能有权威。

    如果没有法制的权威，就不可能有地方政府的权威。地方官员得不到反映社会利益的法律的支持，他们就只能寻求自己上级的支持。这就必然会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情景。暴徒已经在无法无天当街杀人了，可是我们的地方官却稳坐钓鱼台，看着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的损失却无所作为。他们在等什么？在等中央的命令，等他们的上级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法律虽然有，可是，他们必须等待上级的命令。在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他们是不可以依法办事的。因为法律的地位在执政者的意志之下。

仅仅依靠少数执政者的英明伟大是不可能管理好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是要法律来支持的。中央政府的权威是通过法治来实现的。地方政府要对中央政府负责，首先就应该是对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法律负责。任何无视法律的行为都应该被看成是对社会意志的亵渎，也是对于执政者的亵渎。

    这些道理实在不难懂。可是这些年来，这些基本的道理已经被执政者忘记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又一次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危机来自何方。这种危机不来自有人居心叵测，而是来执政者本身已经放下了法治的武器。如果什么事情都要靠中央几个领导人的决定，这个国家一定会乱象丛生。看着暴民肆虐社会，我们能不能建立起法制的权威，能不能让地方的政府官员依法办事，这就要看今天的执政者怎么想了，是继续立于法律之上，什么事情都要向他们请示，还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有法制的国家，让地方官员依法办事？看看中国历史上，法制被破坏会造成的后果，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现在的辉煌背后存在着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