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至今,史学界经常说“唐宋”、“治隆唐宋”,笔者认为不科学。宋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不能与唐等统一朝代并列。宋所处的历史时期应称“五代六朝”。宋在当时也不最“隆盛”,一个异族的“臣、侄”国不能称“隆盛”,真正“隆盛”的应是它的宗主国辽、金和后来灭它的蒙古(元)。对宋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性不应忽略。
    
     宋代即赵宋王朝是中国古代自唐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汉族政权,北、南宋合起来存在了300多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如何对宋代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和总体评估,不仅对宋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史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传统至今,史学界较有影响的观点都将宋与唐代相连,说什么“唐宋”、“治隆唐宋”等,笔者认为不妥。本文想对此谈点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宋能与唐、元等朝代并列为“唐、宋、元”吗?

    应当指出,史学界一些人常说的“唐、宋”或“唐、宋、元”,很不科学,宋不能与唐、元等朝代并列。

首先,宋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统一王朝。众所周知,唐、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即统一了中国的朝代,而宋不是。在宋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宋只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即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同时,宋还一直未完成统一整个汉族的大业。在宋所处的历史时期,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民族,如:辽的主体性民族是契丹族,金的主体性民族是女真族,蒙古的主体性民族是蒙古族;西夏的主体性民族是党项族,宋的主体性民族是汉族,等。在中国当时的各割据政权中,其他王朝如辽、金、西夏、蒙古等都统一了自己的主体民族,唯独宋没有。宋虽然在太祖、太宗时于公元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北汉等,结束了汉族统治区五代时的十国局面,但对辽所割占的汉族土地———燕云十六州等,始终未能收回。宋联金灭辽时,虽然用钱赎回了一些土地,可旋即丧失的国土更多。宋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没有资格与唐、元等统一王朝并列。

其次,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在中国当时与宋并存的各王朝如大理、辽、西夏、金、蒙古中,表面上看,大理最弱:地狭人少,武力不强。但大理一直未遇强敌,能安于一隅,是个独立的政权。宋则不然:北面相继受辽、金和蒙古的压迫,西面受制于西夏。如宋、辽的“澶渊之盟”,宋不仅不敢讨要燕云十六州,每年要向辽输银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又增银十万两和绢十万匹。宋、夏议和,西夏虽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宋每年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各节日及宋、夏元首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金联合灭辽,宋把向辽所纳的银、帛,一下子都给了金,并有所增加,金嫌不够胃口,灭掉了北宋。南宋时,宋、金议和,宋除向金割地外,每年要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后虽在纳银、绢上略有增减,但割地的数量却不断增加。蒙古南侵,宋多次要求议和:割地和纳银、绢,但蒙古不答应,最后为蒙古所灭。一个如此懦弱的宋,无法与唐、元并列。

再次,宋在当时基本上是一个不独立的政权,即辽、金的附属国性质。我们不要忘记:宋天子从北宋的“澶渊之盟”开始,就是辽的“侄皇帝”,要称辽肖太后为“叔母”。宋从南宋的“绍兴议和”起,就向金“称臣”。如当时宋高宗给金人的国书是:“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金帝的册文是:“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今……尔……愿身列于藩辅。今……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其恭听朕命。”〔1〕后宋天子也干脆做了金的“侄皇帝”,如宋后来给金人的国书格式是:侄宋皇帝某,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某某皇帝阙下。金人复书的格式是:“叔大金皇帝”,不写己名,不写“谨再拜”;但写“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2〕作为一个“侄、臣”政权,宋有何面目与唐、元并列?

传统至今,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为什么老是将宋与唐、元并列呢?至少有三个原因:1.“谨名分”。“谨名分”就是寻正统,如中国自唐帝国解体后出现了多个地方政权,哪个政权是正统呢?从“谨名分”来看,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直至宋。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从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其他政权则否。2.“公羊笔法”。“公羊笔法”,传统称“春秋笔法”,实际应叫“公羊笔法”科学。“公羊笔法”就是对史要有“褒贬”,“褒贬”之一就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即宣扬汉族,排斥少数民族。要知道:辽、大理、西夏、金、蒙古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有汉人政权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不能成为正统。3.理学史学家的作伪。宋以后,中国学术界是理学占统治地位,理学形成于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理学家们为了给自己的学说寻个好的历史基础,大肆美化宋史,人为地提高宋的历史地位。

 后,我们对宋所处的历史时期应如何定位?笔者认为:科学的说法应是“五代十国六朝”,简称“五代六朝”。“五代”,即“五代十国”,与传统说法无别;“六朝”,指辽、大理、宋、西夏、金、蒙古。也就是说,唐以后的中国史的脉络应是:“唐———五代六朝———元”;而不应是:“唐、宋、元”,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应当说,对笔者的这一看法理论界是有共识的。如,么书仪女士就曾认为:“南北宋的统治,延续了三百年,史称‘大宋’,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天下。开国时平西蜀、平南唐、平南汉、平北汉尚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之后对于辽、夏、金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终两宋之世,几乎竟可以称是五代十国以来乱离时代的延续。”〔3〕不过,她始终没能突破“唐、宋、元”的旧框框。

二、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年表编制之商榷

    在中国的正统历史年表中,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年表———以《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4〕为例,都是这样编制的(见表1):

应当指出,这里笔者引证的虽只是《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表》,但其他史学著作的《中国历史年表》亦基本如此,就连中学的《历史》课本、《新华字典》的《附录》等亦如此。这种历史年表是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史年表》,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但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与之商榷。

第一,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等不能与唐、元并列。从表1可见,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等与唐、元为并列关系,如前所述,唐、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等都不是,这些不统一的王朝怎么能与统一王朝并列?

第二,体例上不统一。我们看到,在《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中,它对汉、晋间历史时期的编法是(见表2):笔者认为,这种编制较为科学。（见表3）它先把魏、蜀、吴所处的历史时期定为三国,然后再细标魏、蜀、吴的存在年代。即,它不用魏、蜀、吴并列来说明当时的历史状况,如:同是一个《中国历史年表》,为什么宋处的历史时期就要用“五代十国、辽、宋、金、西夏”等的方法来编制,而魏、蜀、吴时期就要用“三国”的方法来编制?这在体例上没有贯彻前后同一的逻辑。 

表1：

表2：

   表3：

第三,忽略了大理和蒙古。必须指出,在辽、宋、西夏、金等时期,中国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政权:一是云南的大理;另一是北方的蒙古。这两个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忽略了这两个政权的存在,既有大汉民族主义之嫌,同时也不能真实地说明当时的历史状况。大理始建于公元937年,后为元(蒙古)所灭;蒙古始建于公元1206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元,后在1234年灭金,在1276年灭宋,统一中国。在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历史年表》中,忽略大理和蒙古,欠妥。

第四,不能清楚明白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中国历史年表》应一目了然地从宏观上反映中国历史状况,如上引魏、蜀、吴时期的历史年表,它在总体上称“三国”,人们一看便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混战时期。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年表则不然,它一下子罗列了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等各割据政权,而且又少掉了大理和蒙古,使人看上去深感茫然。

笔者认为,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年表应这样编制,用“五代十国六朝”———简称“五代六朝”取代“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等编制方法,来标识唐、元间历史状况。如：

这样重新编制使人一看便知:1.宋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战乱的时期,即非统一时期;2.当时存在的较为重要的政权有辽、大理、宋、西夏、金、蒙古。这里既有汉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少数民族政权较多;3.元统一中国的时间应是公元1276年,不能以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为标志。

 三、宋是唐以后中国的又一个“隆盛”朝代吗?

 
    传统至今,史学界虽有人认为宋是“积贫积弱”政权,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却认为:宋是唐以后中国的又一“隆盛”朝代,如清乾隆皇帝在明孝陵题的“治隆唐宋”即是一典型例子。乾隆不仅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汉学造诣极深的学者,他的这一观点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极大。直到现在,有人还在网上到处宣传:“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5〕,等等。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此说缺乏历史前提。我们知道,把宋说成是一个继唐之后的又一“隆盛”朝代,其历史前提是史学界的“唐、宋、元”说。如前所述,中国真实的古代史,不存在“唐———宋———元”,即宋不能与唐、元等朝代并列,它只是个懦弱的汉族割据政权,既没有统一汉族,更没有统一中国;它当时不如辽、金、蒙古强大,而且又长期向辽、金割地、纳贡、称侄、称臣,是辽、金的“侄、臣”国,属辽、金属国性质的政权。既然宋不能与唐、元等统一王朝并列,“治隆唐宋”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衡量标准也有问题。如,钱礼锐先生曾说:“一般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时期。这种看法,虽说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宋代社会在各方面均有较大发展,是在盛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为世界人民交口称颂和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都出现在宋代,这不是偶然的,它标志着农、工、商和科技、文化教育的巨大发展和显赫成就。”〔6〕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个非统一王朝,即懦弱的地方割据政权,原则上不能许以“隆盛”。退一步讲,如果对一个有多国并存的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国可以许以“隆盛”的话,应选其中最强大的国来做代表,不能对懦弱无为的国用“隆盛”。诚然,宋在文化、教育、科技、经济上确较繁荣,但必须清楚:(1)这种繁荣多为畸形发展。以文化为例,宋最发达的学科是哲学,即理学,两宋300多年,出了一大批理学家,大部头理学著作一本接一本,但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相反,宋没出一本有用的军事或外交著作。(2)这种繁荣都没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如,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等。(3)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宋在经济上越繁荣,招来异族的掠夺就越严重,向异族纳的银、帛就越多;活字印的书越多,人们越空谈“性理”,越不想抗战;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如南宋谢后曾揭榜朝堂:“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7〕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再次,“五代六朝”时期曾经“隆盛”一时的王朝应是辽、金、蒙古。在“五代六朝”时期,若从“隆盛”着眼,应是三个相继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蒙古。虽然辽、金当时也都没有统一中国,只有蒙古(元)后来统一了中国,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统治对象,现在他们都相继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主宰者,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隆盛”!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要摒弃大汉民族史学沙文主义的偏见。

四、“积贫积弱”不能完全概括宋政权的本质特征

    既然宋不是中国古代自唐之后的又一隆盛朝代,那么是一个“积贫积弱”政权已不容置疑。诚然,宋确是“积贫积弱”,笔者将其概括为“懦弱”。笔者认为,宋的本质特征还应包括:

腐败。宋不腐败,综合国力不会那么弱。宋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王朝,中国以前的封建王朝都是在后期才腐败的,宋是从建国初期就开始腐败,如:赵匡胤在“陈桥兵变”的第二年,便“杯酒释兵权”,要能征惯战的将军回去“多买良田美女”,以乐天年;赵匡胤、赵光印带头滥取士子,有时一次多到取士500名;真宗时,宋祁曾上书提出“三冗”,“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数,三冗也。”〔8〕也有人认为,“三冗”是冗兵、冗官、冗费。其实,冗兵、冗官、冗僧道、冗费,可合起来做“四冗”看待。“四冗”的出现,是宋立国初期就开始腐败的根本标志。而且,这些腐败还不是个别官员的腐败或皇帝的一时一事之误所致,而是制度的腐败,制度的腐败是所有腐败现象中最可怕的腐败。北宋在立国初期,就发生了多次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兵士等起义,这说明其腐败已相当严重。

卖国。一个腐败政权肯定要卖国。宋向异族称“侄、臣”、割地、纳银和帛等就是卖国行径。宋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卖国的汉政权———第一个卖国的汉政权是石敬塘,但却是最可耻的汉族卖国政权。石敬塘的卖国是因为自己没有实力,不能在汉族内部斗争中获胜,宋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上都较繁荣和地大人众即实力较强的情况下卖国的。并且,宋是向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都较落后和地小人少的蛮族卖国的。宋不仅向辽、金称“侄、臣”、割地、纳贡,尤其还向西夏输银、帛,丢尽了汉族人及汉族列祖列宗的脸面。而且,宋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向辽、金贡银、帛时不称“贡”,而用“输”或“纳”字;向西夏贡银、帛时,不称“贡”,而称“赐”,用以掩盖卖国行径。尤其是,北宋的徽、钦二帝明明被金人掠走,相当于今天做了美军俘虏的萨达姆,可宋人却口口声声地说是“二帝北狩”。狩什么?还不是战俘。真是无耻之极!应当说,对石敬唐的卖国,历史不能容忍;对宋的卖国,历史更不能容忍。宋的卖国给人类历史增添了一个荒谬的逻辑:先进打不过落后,大国要屈服于小国,弱竟凌强。这同人类历史上历来“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大欺小”的逻辑恰恰相反!

反动。一个腐败、卖国的政权肯定是反动的。笔者这里说的的反动,是指对汉族的反动。宋是一个汉政权,它一味向异族屈膝,不想收复汉族地区,这是对整个汉族人的反动。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作为中国的一个主体民族,应对历史有更多的责任感,事实上,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汉、唐时期,宋不想统一中国,只想偏安,忘掉了汉人对中国历史的责任,这是对汉族列祖列宗的反动。宋做为一个汉族统治者,不只自己甘心做异族的“侄皇帝”,而且还下诏要其臣民都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异族的统治,甚至不惜用抗战大臣的人头来向异族谄媚,这是对其统治下的汉人的反动!

专制。专制是宋的最根本的特征。宋代专制:(1)削弱相权。先废“坐议之礼”;后设“参知政事”以分相权。(2)削弱将军们的兵权。先“杯酒释兵权”,后取消“殿前都检点”一职,由文人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又搞“禁、厢、乡、藩”四种兵制,朝廷只重视禁兵,不断把厢兵的精锐调为禁兵,而禁兵的核心任务是警卫皇帝和拱卫京师,真正对外御敌则兵力不足。(3)削弱文官在科举上的选人权。科举及第,由皇帝亲点,及第举人都是天子门生,“不得口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4)削弱藩镇权。先是取消藩镇的财权,后设通判予以监督。(5)削弱其他文官的行政权。宋的许多高层部门正职长期或一直是虚位,有名无职,如三省(门下、中书和尚书省),副职往往也不是常务性质的官,而是“权知”、“权判”,即暂时代理。宋还搞“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即有所谓“官”、“职”、“差遣”之别,“官”只是“寓禄秩,序位品”,无实权;“职”只是加给有名望的高官,旨在增添其名望,不是增加权力;“差遣”才有实权,但“差遣”多为“权知”性质,有些重要“差遣”如“权知军州事”,要三年一换,并设“通判”予以监督。(6)重用太监。先是用太监监军,后又用太监带兵。(7)大肆宣扬君权至上。将“三纲”学说的创立者董仲舒升到孔庙享配。(8)大搞另类思想专制。虽然宋对异端思想的打击十分严重,但其主导方面是另类思想专制。如:诱导知识分子只问功名,不问政治。如当时的流行说法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宋真宗皇帝的《劝学诗》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9〕号召知识分子读死书,死读书。宋朝皇帝带头读书,如赵光义曾诏史馆修《太平总类》,日进三卷;真宗开始设经筵,还经常向臣下赐书。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埋头编理远离现实的古书,宋代编写的大部头作品就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等。

宋的专制是宋代懦弱、腐败、卖国及反动的总根源。应当指出,宋的专制对军人危害最大。取消“殿前都检点”,军队没有了真正的统帅;文人带兵,军队怎么能进行有效的整训;“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军与士兵在战时不能更好地配合;太监监军,将军临阵的机动权被剥夺;厢兵制,野战军丧失战斗力;尤其是,大的作战计划由皇帝与枢密院制定,他们对前线实情都缺乏了解,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么?如张洎在总结“涿州之战”失败的教训时说:“《军志》曰:‘凡临敌,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又曰:‘将从中御,兵无选锋者,必败。’臣顷闻涿州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军志》曰:‘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臣顷闻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虏骑既还,箭如山积。乃知戈戟刀剑,其用皆然,是驱天兵奋空 面对京力敌也。《军志》曰:‘三军耳目,在吾旗鼓’臣顷闻涿州战,阵场既布,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中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攸往。……臣顷闻涿州之战,王师雾集,声怛强胡,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10〕我们从“涿州之战”可见整个宋代军事败绩原因之一斑。

对宋代历史定位和总体评估的重新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能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宋朝当时的真实情况。传统至今,史学界的“唐宋”和“治隆唐宋”说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实情。宋只是“五代六朝”时期的一个汉族割据政权,长期不独立,是辽、金的“侄、臣”国;中国当时真正强大的国是少数民族相继建立的辽、金、蒙古等政权。对宋的研究、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必须要在“五代六朝”的框架内来思考,离开“五代六朝”,对宋的一切说法都是空的。第二,它能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对宋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刻不容缓。传统至今,史学界对宋的所有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总结成功经验上,很不妥当。对宋———这样一个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的汉族割据政权,应以研究其错误教训为主,不重点研究其误国误民教训,这种研究就会本末倒置,甚至错把教训当经验。第三,它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任重道远。宋是中国古代最专制的王朝,对宋代专制的批判,是对整个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批判的重中之重,“五四”以来,中国反专制从未触及宋的专制,这是只打老鼠而不打老虎,并且是制造新的学术冤案———孔子冤案的历史根源。

  注:〔1〕〔8〕《续资治通鉴》第125卷;第42卷。

〔2〕张习孔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3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517页。

〔3〕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页。

〔4〕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简明中外历史词典》编写组:《简明中外历史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03页。

〔5〕ｈｔｔｐ://ｂｂｓ.ｅｎｏｙａ.ｃｏｍ/ａｐｐ/ｓｈｏｗｔｉｔｌｅ.ｐｈｐ3?ｂｏａｒｄｉｄ=1＆ｔｉｔｌｅｉｄ=2160737＆ｍａｇｉｃｎｕｍ=ｇｕｅｓｔ《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ＺＴ》,喇叭2004-03-1100:33:51。

〔6〕苗德春主编:《宋代教育》序,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7〕《宋史·列传二》。〔9〕《绘图解人颐》第1卷。〔10〕《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0卷端拱二年正月。

 （《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文摘报》2004年8月15日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