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新国家主义形态概括了权威政治加自由经济的全部内容,其核心是将维持传统体制和促进经济成长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由于运用现代化的资源和市场规则的优势,采取新国家主义策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中孕育了政治多元的局面。新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和混合体制的象征,涵盖了当今世界所有的经济发达而政治滞后的社会模式,是新集体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总根源。

一、新国家主义创造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奇迹

    一般说来,现代化的启动,大概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对传统的整体性的否定和冲击,另一个是对传统进行分解性的再吸收,但总的趋势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统中蕴涵的追求秩序与和谐的质素有可能在国家威权的规范下,继续发挥其潜在的力量。
    如果说,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工业革命产物的话,那么新国家主义的崛起则是第三世界晚工业化的结果。像东亚四小龙创造的经济繁荣,表明世界不同地区日益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的社会过程,而第三世界后发的工业化过程则是带有自主性的国家行为。
    东亚的道路表明,经济因素是外变的因素,这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动机,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愈大,社会发生跃升的可能性也愈大。但是,文化因素却是自变的因素,它所提供的一种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它的功能是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据。文化并不直接对经济发挥作用,但文化传统的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将直接决定生活方式和生产手段的选择,并对政治环境和权利分配产生影响。
    东亚的发展模式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最根本的原则是政府力量与市场机制的相互配合,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立场相对是次要的,而国家主义的共同体意识却是异常的强烈,权威政治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公民信念的主体精神。因而,在政治上能够简单模仿西方制度,运用现代政党机制和科层制度来完善政治,以对付不同形式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是采取有限的市场经济政策,实行混合型的管理方式,这包括:(一)政府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来动员私人企业,运用行政力量保证市场经济不致失序,但绝不取代市场的自律;(二)政府利用国家最高决策来保证长期性目标的实施,建立独立和超越狭窄集团利益的标准,使经济策划和权益分配受到超利益的国家权威力量的监护,不被草根政治所干扰;(三)政府制定劳工政策与福利普及相互适应的某些标准,防止因分配不当而导致的民众骚乱或社会对抗;(四)确立有效能的中央政府,由于东亚模式都是在前殖民地经济的基础上求取发展,政府可以自由地执行国家策略,不受特殊集团的干涉;(五)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融资机制,利用外资但不受外资控制,以保证有效地弥补国内资本不足乃至用于最新技术的引进。
    在新国家主义创造的经济奇迹中,能够发挥较大优势的文化因素,是泛家族主义和新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它既导源于本国固有的政治传统,又渗进了西方社会模式和政治思潮的某些成分。所以,这些东亚国家比西方的国家体制更加集权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精神也更加理想化。这能有效的增进国民的凝聚力,加强不同阶层的成员对国家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
    新国家主义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经济方面的,这里,传统政治在新的更为年富力强的一代人中得到全新的体认,国家不仅仅作为利用各种资源为公共谋福利的权利象征,而且也是为了不让资源弃置或低效率的新秩序观念。这又使得富有的少数人可以利用国家的优惠或特权,来维持不断增加的高收入,而国民经济的其余部分则是以工资和薪金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市民或雇员,这对于广大的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仅仅维持生计而已。所以,民众从国家体制结构中所能得到的一部分保障,并非是国家由独占阶段进入再分配的产物,因而远非是社会化的,它只是国家在汲取能力提高之后造成的客观的普遍意义的福利效应。
    从某种意义推断,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因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层面。经济民主化意味着:第一,没有经济的平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将是不民主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消耗在生产领域中,如果所在企业结构是不民主的,即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民主的,人们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第二,没有经济的平等,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对资源和信息的占有,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差殊,这种差殊无疑会加剧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影响民主政治的实现。
    在奉行新国家主义的社会形态中,经济腾飞显然是权威政治下的秩序和高效率的结果。作为对公民效忠国家的奖赏,国家协调的方式是让劳动阶层分享一部分经济成果,这种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再分配,维持了适当的工资额度,或者缓慢而持续地扩大了福利的范围。这样的结果是工人和市民都能很好地融入国家,既有爱国精神,又有改良色彩。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民众对改良主义已经不抱希望,这就减少了国家体系的凝聚力,并在实际上削弱了公共权力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二、新国家主义奉行的权威政治与多元格局

    在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市民社会的重建显然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而是通过“搭便车”来实现,一般不会排斥国家行为。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退隐之后,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资本垄断的权力就会乘虚而入,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市民社会就不会是一片太平净土。所以,要节制私人垄断,规范市场行为,缩小经济社会的差距,最终还需要国家力量的约制。而争取民主的程序并不意味着将国家逐出社会和经济领域,只留一个“守夜人”,现代化的趋势是推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民主化过程,并保留国家干预的功能。
    在东亚社会,最初是以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支撑高度的劳动剩余榨取的方式来进行资本的积累在国家体制的支持和放任下,这些获取的利益,一方面透过对外开放的网络,促进了民间民营资本的增长,另一方面透过对内垄断的机制,支持了官僚垄断资本的扩张。由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又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所以,社会利益机制的均衡,最终要由国家来规范。 因为国家能创造条件,可以垄断销售以及生产要素的采购,也可以使不同的生产者获利或受损,这是新国家主义奉行威权政治的经济原因。
    亨廷顿(Huhtington)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启动时面临的政治腐败和国家软化的现象,认为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一些集团开始用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行为。二是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努力的产物,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三是现代化是通过它的政治体制输出方面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在政府权威和各种受制于政府的活动增加的情况下,一切法律都会使整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这些分析表明,政治腐败和国家软化将导致合法性能力的削弱,因为财力分散和贫富悬殊将破坏中央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集团利益差距扩大,并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当政府无力为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提供充足的经费,也不可能为政府公务人员提供足以养廉的待遇时,便加强了官员同某些利益集团相勾结的趋势。遏止这种趋势,显然需要威权的提升和法律的严酷,这是新国家主义顺利实施强权政治的社会原因。
    以发展为中心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运用国家所掌控之权力和经济资源来扩大物质生产,使社会具有自身增长和福利普及的物质基础;第二,国家充分发挥体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使威权统治的特质深入社会,对社会自组织造成强大的障碍。这样,市民对强人政治或贤人德政的期盼,更胜于对个人权利的要求,胜于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而挑战权威的大众政治意识,由于缺乏资源和能量,并不可能形成取代传统政治文化的格局。社会自治和个人权利之类的价值观念,也总是受到新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市民对社会的依赖实际是确认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的政治关系。
    在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中,权威主义的政治内涵是将国家权力理想化,由此制约国家的现代化走向,借鉴外国而不危害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保留传统而不盲目排斥现代文明和价值。一些人据此提出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潜力说”,甚至提出“新儒教国家(Neo Confucism)的概念,把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的工业区”,认为儒教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加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所以儒家伦理也更加适应威权体制下的现代化格局。这样,由政治精英掀起的对传统文化的渲染,从日常生活的休闲活动,媒体的艺术创意,到教育、福利、卫生保健等一切领域,致使威权政治的特质深入人心。而且传统体制的强固,不仅使人们对政治产生恐惧和冷漠的心理,也强化了国家的体制功能,助长了官僚政治的倾向。
    在东亚,一种特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新集体主义(Nea-Collectivism)社区的出现。它区别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一种泛化了的家族文化在现代体制下的变异。它使得每个企业或社区都像一个大家庭,其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明确的利益关系之外,还有附加的没有血缘因素的亲情关系、等级关系,以及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分配关系。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新集体主义秩序,实际就是泛家族主义的直接产物,在行为方式及内部成员的伦理义务方面,与旧式家族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是亚洲晚工业化发展模式中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群体形式。
    为了提升社会的汲取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新国家主义的体系中,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以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为核心的一批专业人材的崛起。这些人多是从西方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脱离传统方面较为彻底,尤其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精英进入权力系统以后,虽然在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墨守成规,但是,政治专断和军事独裁的倾向已逐步淡化,并懂得如何依靠议会制度和大众政治的支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易于将恋栈的政治权力交还宪制,这在东亚、北非、南美的模式中,都有明显的例子。

三、新国家主义在前苏联体系及第三世界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前苏联体系的国家中,几乎都遭遇到强烈的社会震荡。进入九十年代后,原苏联的国家形式开始分裂,华约组织也自行崩解,这种结局,不仅对国家权威体制带来巨大的震撼,也引起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怀疑,这就导致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再次勃起。
    前苏联体系的演变说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因为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传统体制,已经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它迫使人们对传统政治结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这样,以实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作为文化策略,并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便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以及平等信念,成为改革的五项原则。
    在苏联及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不过是对国家能力的一种含糊信奉,人民普遍相信国家有能力消除由于放任自由经济而带来的所有难题。然而,传统价值的跌落,再加上更多的人看到政治理想主义的解释与社会的未来并不相干,这就招致了知识界对如何维护传统权力合法性的不同理论的探讨,包括对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重新体认。意识形态话语的降级激发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热情,这种兴趣是从渴求稳定和急于发展的心态中派生出来的,同时,也来自人们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
    俄罗斯及其东欧的政治演变,是将原来的社会模式与新国家主义接通,从而建立新型的权威统治因为政治特权与部分经济改革成果相结合的趋势,导致了官僚体制中营私舞弊猖獗,以及贪污腐败的大量出现,国有的公共企业,在合法或不合法的前提下,实际成为私人的领地,被那些经营者们或多或少地盘剥。显然,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恢复秩序和纪律的价值基础上,被重新确认的。
    前苏联体系的文化背景,极易积累起民众的保守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将排斥由现代多元主义发起的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斗争。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政治理想主义将在渴望回到国家主义经济环境中求取生存的部分民众与坚持从不受约束的混合经济中捞取好处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中,被挤下社会舞台,而传统民粹主义和新型国家主义相互结合的契机,是在旧的共同体向新的权威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出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多元局面。这一切,已经从俄罗斯政治演变的迷乱中露出端倪。
    东欧剧变的震荡,特别是前苏联的自我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缓和局面,助长了第三世界争取“多党制”、“私有化”以及“民主化”的潮流。因为随着冷战时代的告终,文化的普同性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合作、跨国贸易也为文明的互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改革步伐,将巩固体制的防范性改革,逐步扩大到生产、分配、文化、教育等领域,以寻求最大的道德合理性。
    在发展中国家,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权威主义政治思潮纷纷抬头,它们已不再从理想和经典中寻找出路,而是关切以经济成长来支持未来的政治形式的架构,并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那里寻求支持。因为多数人认为公共权力能够提供稳定的局面,即使这意味着一种更具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性质的权力体制,但在实践上,却无法超越集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某些文化建构。而多数人从市场经济中能否获得利益,是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的关键。因而,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把效法东亚模式或南美模式作为现代化道路的范典,这无疑
又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消极抵制。
    前苏联体系发生的演变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一旦国家原有的道德权威开始滑落,其政治合法性也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如果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建构新的制度体系,以应付随着经济改革而出现的新的利益群体。这样,传统的模式将被搁置一旁,而从经济的繁荣中把握社会的未来。但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社会集团和政治规则,将作为一个极好的样板,来说明权力如何能够通过一个构造了自身信仰体系的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话语的兴起,已使原有的意识形态权威慢慢地流失,它预示着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人主义将摧毁传统价值。它的政治意识的社会化过程,是由此产生的诸如问责(accontability)、诉求(private prosecution)以及次群体的自主性要求等,都被推向政治程序,以寻找另类程式的身份认同。而经济秩序的紊乱与财富机制的畸形化,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这将为国家的集权化提供更加有力的道德认同。

四、新国家主义在当代的使命及政治前景

    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新国家主义作为当代政治潮流中的突出现象,已经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秩序、家庭、地域、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作为从社会生活的沉沦和分裂中释放出来的凝聚力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国的政治结构中,并通过现代化的进程憧憬未来。
    在东亚及其他后发工业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由于各国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面临民主的挑战,所以对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省思,并不是仅仅限于肯定这种政治体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而是应该从新国家主义确立的多元政治格局中去体认民主政治的未来。由于新国家主义无法甩开集体主义,情理判断和对一个完美世界的梦想,所以,权威政治便成为调适集团利益、相互倾轧、强制服从等社群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普遍现象。在权威主义者看来,这是社会和谐与秩序的真正基础,它的存在取决于特定环境内强权关系的平衡当权威的道德机制被摧毁,官僚体系乃至亲属和朋友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便会加速对国家公共权力的侵蚀,意识形态的自我定义也会发生某种变化。新的一代人必须发明新的制度化体系,去对付那些随着权威失落而出现的种种难题,否则,权力的合法性将被更多的人所唾弃,许多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众多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是围绕加强中心结构来进行的。这种形式的建构,似乎批驳了儒家价值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的论调。因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意义,主要是维系民族整体及其生存模式,但它无法产生公平的有效的管理和创造。当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道德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不得不向冰冷无情的商业资本转型时,反抗宰制和霸权的象征资本也会随之迅速扩张。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不得不更卖力地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更多的东西,如果他们试图从集体主义获取更多的好处,便是在确认国家权力能够创造和给予的利益中,憬悟新国家主义的种种诱惑。
    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被理解为通过集中而形成的公众和私人领域,所以,公众可以利用官方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来反对公共权力。现代化的过程制造了这样的可能,因为改革将在很多方面,逐渐侵蚀政治的合法性。就像处于转型中的其他权威主义体制一样,正是那些公共领域的前沿话语,创造了许多新的认同和挑战。这表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不一定遵循传统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取决于文化建制的根本变革。
    虽然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工业国的历史或现实,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原本不发达的国家中,由于采取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或是取得了市场经济的某些成果,便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出现。不能否认,新国家主义规范下的现代化发展固然引发了政治上的多元化,但是,政治多元化与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一回事,政治多元指的是一国之内各种政治单元数量的增多,而政治民主则是各类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程式。    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通常需要二个条件:一是旧的权威结构已经瓦解,二是新的政治力量选择民主制度。在东亚的模式中,尽管多元格局已经由过去的自然和松散状态发展到党派林立的局面,似乎摆脱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但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带有社会、经济支配的共生共利性质的低调阶段。然而,当国家不再拥有更多的合理性时,也就无法遏制多元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而政治规则的紊乱将会导致社会陷入动荡。韩国正在经历这种多元政治下的社会震荡,台湾也开始进入这个阶段,新加坡和香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遭遇到同样的挑战。
    新国家主义是直接从经济目标中取得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的,它通过现代的政党制度和科层制度有效地控制国家,而生产因素的增长和进步,使得人们不再为物质稀少而困扰,并有可能参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由于国家始终是在政治结构和生产力要素中充当重要的中介,所以,当政治民主的机制尚未成熟时,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形态只能是资本宰制的最佳的伪装。它会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为国家重新塑造介入社会的形象和权威,但它带来的危机和运动也将推动更深刻的社会与历史的转化。
    新国家主义是一种过渡的政治形态,它产生于晚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具有经济发展的超前性和政治建构的滞后性等双重特征,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权威主义性质将会发生某种变化。当人们最终认识到人类的根本出路是在于增加财富总量而不再纠缠那些曾经导致贫困的制度化形式时,国家暴力潜能最终将演变成提供福利的方式本身,社会结构的国家主义化也必然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前提,并从相应的交往行为和价值认同中取得它的合法性。